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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从红朝谎言中觉醒 (二)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的中国同胞

文/赵明


赵明(右)和刘峰在爱尔兰的合影。刘峰99年底回中国反映法轮功情况,先被关在大连姚家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编者按:赵明,清华大学电脑系八八级高材生,清华大学紫光集团电脑网路中心项目经理,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三圣大学的在学留学生;风华正茂,却因信仰,在北京的劳教所遭受无从想象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强暴长达二十二个月。

二○○二年三月,赵明因国际社会的努力重获自由。今天他以泣血的文字,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劳教所的内幕、特工和男女警察的种种手段与伎俩、迫害的惨烈、自上而下的重重欺诈……。

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您会感受到赵明真诚的心。此文的思想性与深度可以与《古拉格群岛》媲美。叙述平实,但耐心读下来,您会隐约看到中国的未来。

精心策划 不惜钜资蒙骗全世界

江氏镇压法轮功运动比一九八九年镇压学运变得更加狡猾残暴。镇压者惧怕国际社会像一九八九年那样谴责他,断绝外交和贸易往来,如此他们就没钱支持下去了。因此自从法轮功学员开始被关押入监狱劳教所以后,随着迫害的事实在国际上曝光、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调查的压力,他们开始斥钜资到监狱劳教系统进行修缮,伪装出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人权环境。以下是这些伪装的设施:

‧拆下了高墙上的电网,换上了红外探测器和摄像机﹔

‧高墙上粉刷上各种体育运动的图案;

‧牢房窗外的铁栏杆换成了做成孔雀图案,漆白色的铁栏杆;

‧每个牢房添置一个金鱼缸和一些盆栽植物,一台电视机;

‧伙房的所有炊具换成不锈钢炊具,原来烧煤的炉子换成了煤气灶;

‧院子里种树种草坪,放养着鹿、兔子、鸡等。

做这些设施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那些因盗窃、抢劫被送入劳教所的人重新做人,使社会安定吗?这样的设备是北京的名牌大学都比不了的!其实一切只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伪装劳教所里有良好的人权状况,可是事实是设施提高档次了,酷刑虐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少。

这并不是个别劳教所的情况,劳教所的狱警说他们到南方的劳教所参观,发现那里的劳教所比北京的建得还要夸张。另外,劳教所系统的狱警开会地点都是选在风景胜地,劳教所所长和一些警察还经常到国外旅游参观。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却付不出工资来,许多边远和贫困地区的学校连为孩子们建一所最简陋的校舍的钱都没有。

「团河劳教所」自从开始镇压法轮功后还招了一批大学生,他们不是一般中专警校毕业的,是正规的本科,而且什么专业都有。他们刚毕业,对人生充满希望,刚来时也很有工作热情,可是在劳教所里他们找不到任何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在劳教所警察的上下级之间没有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和尊重,平日在所里,副所长庄某对下属一贯横眉竖目、动辄辱骂喝斥,只有会搞关系的和敢于违法行恶的流氓恶警才有擢升的机会。对法轮功学员施行酷刑的事那些老流氓恶警背地里干,这些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扮演「春风化雨」那一面。

我问他们,怎么想起来到这鬼地方当警察了?他们也很直率,告诉我他们都是外地来的,说就是想要个北京户口,哪料想到这里算上了贼船,白天工作,夜里值班,周末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加班费,怕他们不稳定,户口、身分证、毕业证等所有换工作可能需要的证件都被所里没收了,实际上已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这里我也亲身见证了这场镇压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新闻造假。在二○○一年下半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我整整一下午,先是一个声称是英文节目的主持人用英文采访,然后是焦点访谈的女记者李玉强,她曾在造假的自焚新闻中采访病床上的刘思影(李玉强现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www.zhuichaguoji.org」列为追查对象)。他们表现得非常支持法轮功,问我怎么开始修炼的,有什么体会、受益。我于是尽述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和对大法法理的科学性认识,表面上看那真是一次愉快的采访,要是在九九年以前还可能。

可是采访我的镜头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并没有见到,相反的,在二○○二年九月,一个布鲁塞尔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使馆前炼功时,一个中国官方人员给了她一张VCD光盘,里面全是攻击法轮功的内容,她看到里面有我的镜头就把光盘寄给我。我发现就是那次采访的镜头,但他们把我的话脱离了上下文,又加上画外音,完全违反了我话中的本意,用以攻击法轮功。其实他们如此费力地装模作样采访一下午,就是为了套取一两句话,试图掩盖我在劳教所受到折磨的事实。

劳教所内的特务

还有一种情况非常复杂,就是特务冒充法轮功学员渗入到劳教所里。他们声称是炼法轮功被抓的,也表现得特别坚定,法轮功书上的一些道理他们也都能说上几句,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转化」了,反过来还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

他们最擅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装得很像,但他们绝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毕竟是在伪装,他们的思维和人格表现是不一致的、不连贯的,充满自相矛盾。法轮功是讲善、讲忍的,真正炼法轮功的人修炼以后,在心态、面目上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可是这些人没有这种内在的东西,这是装不出来的。他们和那些被不情愿地强制转化的炼功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言语中体现的是一种浸透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历来的那种基于阶级斗争、人人为敌的思维,而且往往也自以为在这场人与人的争斗中攀上了统治阶级,聪明地掌握了一切。这些状态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但在炼功人看来非常明显。

在北京的劳教所,一般恶警不亲自动手打人,他们利用这些人来整人,而且他们整起人来比那些恶警还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不负责任。法轮功学员鲁长军便被打得脊椎骨折,终至瘫痪。这还是在北京的劳教所里,有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制约,否则让这些人放手去打人就不知道要出多少人命了。

有些人说我们去中南海请愿惹着共产党了,其实并非如此,江集团这场镇压蓄谋已久,国安、公安的特务也早就渗透到法轮功学员中来了。一九九七年初,公安部门在政法委罗干等的授意下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搜集罪证定法轮功为「X教」。各地公安局几经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九八年七月,中国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一九九八〕第五五五号〈关于对法轮功展开调查的通知〉,称法轮功为「X教」,公安部据此对法轮功实行了一系列「先定罪、后调查」的行动。在〈通知〉的指导下,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江苏、辽宁以及山东等一些地方公安局宣布炼法轮功的群众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并查抄炼功群众的私有财产,拘审、关押、打骂炼功群众,同时动用媒体进行批判。在「团河劳教所」我碰到一个来自外省的法轮功学员,想起在迫害开始之前认识的来自和他同一省份的学员易某,就向他打听。他说知道这个人,此人导致很多大法弟子被抓捕,是个特务。

我一下想起那是一九九七年,此人拿到我的联系地址,在我的住处留宿过几天。当时他不上班,专门在全国各地游走,他到我住处没两天,李洪志老师发表了一篇短文〈猛击一掌〉,谈到有的人不在自己家里安心修炼,四处乱窜,在法轮功学员家中吃喝拿要。我一看说的正是此人的情况,就请他走人了。〈猛击一掌〉这篇短文中还有一句话「今后再有这种情况,可按常人中的骗子对待报警,因为其人绝不是我们学员。」我当时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在劳教所里听这位学员一说,不禁恍然大悟。

其实那些警察和这些渗透进来的人最了解法轮功学员,他们很清楚我们仅仅要求炼功的基本人权,只是他们已经被灌输得不会用人性的基点去思考问题了。

如果法轮功学员真是在图谋政权,那么这种渗透真会管用。但我们没想要谁的政权,我们是在修炼,这就是他们镇压法轮功不能如愿的根本原因。其实江泽民利用政权迫害法轮功所做的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事恰恰是把中国政府的党国变成家国,把它推向崩溃深渊。江才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

上级明显准备拋出下级作替罪羔羊

法轮功学员不会搞什么暴力革命,但所有以下各级被指使实施迫害的人,各级六一○(编者注:六一○办公室是中国政府为镇压法轮功学员而专门设置的机构。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为了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直接命令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六一○办公室」,遍及全国城市、乡村、机关学校。该机构从成立、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运作和经费的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共和中国政府的现有构架,并有超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力,任意使用资源。由于该「六一○办公室」全面控制了所有与法轮功有关的事务,因而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私人指挥系统和执行机构。这个不具任何法律依据的组织在性质上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似。鉴于「六一○」办公室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应对在镇压过程中普遍发生的致死、致残、酷刑、任意拘禁、劳教、判刑、罚款等非法行为负主要责任。)干部、警察、特务在执行迫害中所做的事根本是违法的,上级的命令并不能使这些人逃脱责任,所以他们也必将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所有被利用来整人的人都没有善果。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煽动十几岁的中学生来整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利用完之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让他们去「上山下乡」,到山沟里去「修理地球」了。在许多地方造反派今天搞武斗整人出了风头,过些天却被说成反革命暴乱而遭血腥镇压。

在「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中充当演员的刘春玲母女均被灭口。这些参与各种罪恶勾当的各级特务了解这样的「国家机密」,他们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威胁,难免在未来的某天会成为被整治的对象。在海外实施的各种见不得人的特务活动,若其中任何一个知情的人透露出去都会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些被指使者和知情人必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将来形势稍有变化时,各级参与整治法轮功的政府官员、六一○、警察、特务都会毫不犹豫地拋出下级当替罪羊来为自己脱罪。

这一点在北京的劳教所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副所长以上和劳教局里,只向下面要「转化」率,从不直接参与酷刑,但实际上都是他们暗示和默许的。当酷刑被曝光,国际上的压力从上边下来时,这些所长又道貌岸然地故作姿态,对发生酷刑的队严加制裁。每当这时,像「团河劳教所」姜海泉、岳清金这些在第一线苦心钻营想通过整治法轮功升官发财的恶警就像霜打的茄子。可是等国际压力一过,上面又开始要转化率,姜海泉后来又被提升为副科长,还混上了出国旅游的机会,从此摸透了领导明做姿态、暗许酷刑的心思,开始死心塌地作恶。可是他没想一想江泽民自身都难保,他又怎能逃脱惩罚?

初学《毛选》 如梦方醒

我对共产党一直没什么特别的想法。真正看清他,是当我亲身经历这场迫害时,在劳教所里。有一阵子劳教所的警察换了洗脑方法,暂停了打骂体罚,让我看《毛泽东选集》。我也想看看到底里面讲些什么,便仔细去看了看。以前除了中学课本里选的「老三篇」等课文外,我从没有系统地翻阅过共产党书籍的原著。我一直以为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哲学流派,有一定哲学研究价值。可我在劳教所里一看,才如梦方醒。发现中国人都被骗了。

记得看《毛选》头两篇印象最深。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都是这种分析人的「革命性」的文字:

「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我发现这种阶级的画分标准,是就每个阶层对于革命的倾向性不同、可利用的程度不同来画分,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不择手段地利用人性自私的一面,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根本不考虑任何道德标准,甚至对于黑社会组织,只要能利用,一律是朋友。

再看〈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其中有一句毛对流氓地痞的评价就更露骨了:「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再看下去,满篇都是系统的教唆暴力杀人,举例言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换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小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

「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办法。」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在我以前的印象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东西不管能不能实现,起码没叫人干坏事吧,可这一看,这就是教唆犯罪,利用、领导流氓地痞造反啊,这样的东西怎好意思印出来让人学呢?

上高中的时候,我校有一位比我高几届的学生被判刑了。这可是少见的事。我所在的中学是东三省升学率最高的,在校学生都是通过中考选拔出来的成绩最好的学生,我们那届毕业生考了个「大满贯」,所有在册学生考分都超过了高考录取线。在这样的学校,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件学生违法的事。据校长讲,是因为他阅读太广泛,最后信奉别的哲学流派,不信马列主义了,后来因为言论不慎,被罗织以反革命之类的罪名而判刑。校长经常以此为反例,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当时我感觉那个学生被判刑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从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但当时隐约有一念:哦,阅读广泛就可能产生别的信仰,并非只有马列主义一种信仰。但我也没深究,因为从小学开始,我们只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正确的思想体系,我们从没有机会接触或选择不同的思想信仰。现在我便能理解这位同学了,他的经历是典型的觉醒的中国人的经历,他的被迫害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信仰迫害事件。

重获自由以后,我在网上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找出来看,看到底里面都在讲什么。我也看过基督教的《圣经》、老子的《道德经》、释迦牟尼的《金刚经》,但在我三十岁以前从来没有机会独立的用自己的思维对比和审视共产党的书,现在回头再看共产党的书,我发现《圣经》、《道德经》、《金刚经》,还有儒家的四书、五经讲的都是教人向善,人看了会感到内心宁静,思想会得到升华。可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选》里面讲的就是教人如何暴力斗争、抢劫、杀人,毫无精神内涵,根本不能称作哲学,至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那简直就是诲淫诲盗。

这么明显的对比,我为什么以前没有认识到呢?回想起来,我现在所了解的关于《圣经》、《道德经》、《金刚经》等书籍,都是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才逐渐接触的。在我所受的教育中,真正传统的儒、释、道的经典根本就接触不到,共产党把整个文化教育体系给封闭了,你无法得到其他可以与之对比或衡量他这套东西的基点。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解:共产党意识形态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但为何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困苦不堪呢?我在劳教所里看《毛选》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发现在这部创始人的著作里,你找不到任何关于怎么建立大同社会的论述,讲的只有如何利用穷人打倒富人。我不得不说毛的心思并不在如何建立一个能给人幸福的社会制度上。

很多人觉得共产党的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很好啊,没有错啊。如果这个共产党的社会制度是顺应宇宙规律的、是正确的,那他所统治的国家就应该是世界上最昌盛的,可事实表明,共产党国家的人民都陷入了更可悲的贫困、迫害和杀戮中。那些分成两半的国家对比尤其鲜明:南北韩、东西德、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共产党这一边人民痛苦贫困不堪,另一边却繁荣昌盛。为什么?

如果按他说的,其他社会形态所有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于对立的阶级矛盾之中,那么他所掌握政权的这个社会,他与人民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这些矛盾呢?在公有制度下,虽然没有资本占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但还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分配的决定者和被决定者,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对立?是不是阶级矛盾?我觉得共产党社会和其他社会形态下的人与人的关系类型并没有本质区别。

关于平等,生命在每一个抉择的时刻都是平等的,生命都有平等的选择的机会,在每一件事上,你都可以选择善行,或者选择恶行。但在选择之后,不同的选择会造成不同的因果。生命在不同生命历史时期所做的一系列选择的不同,那么到后来体现出来的命运机遇差异就很大了。所有的生命,你给他们一个平等的相同的起点,开始进行一样的工作。起点虽然相同,但开始之后,很快便会显现出差异。人的男女、高矮、胖瘦、各方面的素质都不同,生命的个性及特性的多样性才形成了繁荣的宇宙和人类社会,生命个体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的存在使生命适合于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位置,那么有的就做领导工作,有的做具体工作。大家都做领导,社会即无法存在,这不是不平等。

人有自私的心想过得好一点,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在遵循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前提下,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不计前因,无视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强制地使用暴力手段、无视一切道德公理和法律、强调立即实现所谓的平等,实际是在利用人性中最不好的思想,煽动人成为他们夺取政权和社会财富的工具。所以共产党的思想从最开始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而从道德面来看则完全是恶的。共产党所说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是最大的一个谎言,分配制度的公有化不能解决任何社会矛盾的实质,如果有这样的社会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富人的钱财来实现。

我越思考越发现,在我所出身的这整个教育体系中,我们都被骗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场迫害越疯狂就越让人看清其邪恶,最后毁灭的将是迫害者自己。

揭开「劳教」之谜 认识自己可悲之处

这个「劳动教养」里面的心机可大了。「劳教」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禁方式,不经法庭审判,由公安局申报,地方政府批准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到三年,被剥夺自由的人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名义上说,被判劳教不服的可以申诉。但你要真以为可以申诉就太幼稚了。在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到劳教所,扒光衣服、电棍加身了。在外面你都没机会为自己辩护,在劳教所里更不可能了。我只看到劳教所里使用一切高压手段逼你认罪,没看到过任何一例申诉成功的。

那么同是剥夺自由,劳教和经法庭判刑有什么区别呢?在宣传上和中国的教科书里对劳教的解释是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被判刑的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一点也没体会出「人民内部」来。出来以后了解了其他地方的情况,才知道劳教所整治法轮功比那些关押经审判判刑的监狱还狠,在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出了上千迫害致死的人命血案。还有一点明显解释不通,经法庭审判可能只判一年,而劳教最多可以三年,还可以延期一年,就是四年。而且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期满后并不予释放,反而转入洗脑班,待上几天后再次劳教,成了无期徒刑!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分明一点儿也不轻!

实质是怎么回事?「劳教」其实是共产党发明的一种为了具有任意剥夺他人自由、打击异己的特权而发明的一种完全违背法律的暴力统治方式。它一经发明就极力地伪装,以处罚轻微犯罪和人民内部矛盾为名,从而以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存在,并贯穿在整个中国宣传和教育体系中,从小灌输全国民众认同。这是中共蒙骗全中国人多年的又一弥天大谎。一般的人不会注意它,不知道也想不到去追究它的来历、用意何在。这是这部暴力机器体系中最富心机的部分,尤其是江氏流氓集团的暴力性、违法性、邪恶性的集中体现。

挨整的人一进劳教所就会看清楚,这个江氏暴力集团实质上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劳教所恶警为达到整治人的目的,会教唆动用所有劳教所内的社会流氓来整治法轮功学员。在新安劳教所,恶警教唆那些十几岁的少年犯来折磨我,这些孩子出去以后会成什么样?会怎么看待社会和政府?是谁在祸害中国社会?

其实平常劳教所关押偷盗、抢劫、吸毒人员,只是为了替这个违法剥夺人民自由的机构有一个得以存在的借口而做的姿态,同时积累暴力整人的经验。等运动起来了,要整人的时候,比如「文革」时整知识分子,现在整法轮功,才是他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时候。他的发明者深知他们的整人运动是无法面对法律的,是见不得人的、完全非法的,根本没法拿到法庭上说的,那么就以处罚轻微违法行为为名,瞒天过海地保留了这样一种可以任意抓人、监禁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暴力手段。

我想起上初中二年级时的一件事,那是一九八三年,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厉的一次所谓「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简称)。当时听同学说「风声非常紧」,晚上三、五个人在街上走就可能被抓。有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去长春地质学院前面的广场看公审犯罪分子,我当时对审判毫无兴趣,但我注意到那些被审的人真的像电影里一样被五花大绑,两个警察在两边押着,低着头,背后插个牌子。那是冬天,东北最冷的时候,我十二岁,被迫在广场上站了整个一下午,都冻僵了。现在当我亲身经历,成为专政下的迫害者的时候,回想起这事,我感到恶心,因为我看到这个流氓集团其实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严打」是他们在积累暴力经验,而公审是在威慑民众,让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得见识被政府当成对立者有多可怕。回头看我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被欺骗、恐吓和侮辱的过程!

在劳教所的残酷肉体和精神迫害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多年上学所学所背的一句话的真正意思。这句话从上初中的时候,政治课本上就叫我们背,说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说实在的,经过那么多考试,背了那么多年,到清华大学毕业了也没仔细考虑过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底对不对。我心里想的就是,让我背我就背,管他什么意思,反正跟我无关。政治课本中对此的解释就是「人民对少数犯罪分子的专政」。反正也说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治阶级,行啊。就这样,「专政」这个一向代表暴政和不人道的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制度的定义里,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被洗脑灌输认同他,认同暴力,认同对同胞的迫害。不过现实和书上说的还是相差太大了吧,我没犯罪啊,我们被抓的都是主流社会民众,使这个社会受过最好的教育、最安分守己的人,人们常说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这样的人被当成「极少数」来专政,那谁还是大多数?谁是统治阶级?当我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才发现这事不对,而且不是和我无关,这可不是写在书上背着玩、无所谓的事。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暴力的、错误的机制在被认同之后,那么他用在谁身上不过是当权者一句话的事了。今天没轮到你,也许明天就轮到你。只要说你是「极少数」,是「人民的对立面」,这套整治人的暴力机器就在全国人民的认同下加在你身上了,历次政治运动整人都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来打击「极少数」。

重获自由 情感复苏 始知爱尔兰的营救

二○○二年三月,我离开了被羁押二十二个月的北京团河劳教所。说实话,当我迈出劳教所大门的时候,没有喜悦,没有想将来要做什么的打算。在离开前两星期的那次蓄谋已久的电击折磨中,我的精神已经被强奸了,一个人精神的自由被剥夺时,肉体的自由便毫无意义了。


在法国巴黎所发起的营救活动

况且那并非真正的自由。从被释放起,我便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次,我哥开车载着我,看到后面一辆轿车从家里便一路跟着。还有一天,我与父亲、侄子去商场,我父亲骑着三轮车,我抱着侄子面朝后坐在后面,后面一辆轿车走走停停,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一直跟着。在官方的刻意封锁下,我当时不知道国际社会对我的营救活动,本想陪父母多待些日子,可是我发现这样被监视只能带给他们压力而不是快乐。

有一天我回家稍微晚了点,一进门便感觉气氛很压抑,原来家里人都以为我又出事了,他们的压抑心情压得侄子直想哭。我从劳教所出来以后那几天一直吃不下、睡不着。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的是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并且彻底揭露他们!我不知道当局会不会让我出境,便决定试试,请哥哥帮忙订机票。我出了劳教所在家待了十天后,父母到机场送行,分手时跟我说,「如果这次能出去,就永远别再回来了。」

回到爱尔兰之后,看到海外法轮功如火如荼的发展,许多西方人也在修炼法轮功,各界给予法轮功很多的支持。对于我个人的情况,爱尔兰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许多三圣大学的同学跟我说他们曾参加过呼吁释放我的游行,为我寄过请愿信。我收到很多当时他们游行时穿过的印着我的照片的T恤衫。我看了他们当时游行集会的录影,他们在中国驻都柏林使馆外用中文不停地呼喊「释放赵明」。


三圣大学学生呼吁释放赵明

校长跟我说他参加朱镕基来访的晚宴时当面递交了两封要求释放我的信。在朱镕基和爱尔兰总理爱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好几个记者提出关于我的问题,爱亨总理对记者说他已在和朱镕基的会谈中向朱镕基提出了我的问题。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玛丽‧洛宾逊女士,曾是爱尔兰总统和三圣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她在任期间三次去中国,每次都亲自向中国总理提出关于我的事。虽然身处众多关爱、友善的人群中,但我就是感动不起来。在劳教所的电击折磨、肉体煎熬、精神迫害后,我在情感上完全是麻木的。


赵明归来新闻发布会上,"赵明之友"委员会成员伊丽莎白.德路宣读三圣大学校长约翰.海格提教授的致辞。

为了欢迎我回来,三圣学院研究生学会、国际特赦组织和法轮功学员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在记者会上说:「回忆那些经历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人们真相,因为许多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国遭受着迫害。」在那一刻起,我胸中压抑的怒火才得以缓解,因为这是我自己本愿发出的声音。

过了很久,我才有机会静下来想一件事,爱尔兰人为什么这么帮我呢?这对于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我原来在三圣大学的生活圈子很窄,许多学生根本就不认识我,还有那些人权组织的人,他们一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赵明之友」,定期开会协调营救我的活动,还设立了专门的网站来公布有关资讯。他们图谋什么?他们有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他们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

在我回来之后,接触了一些曾为营救我做了很多努力的国际特赦爱尔兰分部的人,才渐渐地了解人权的概念。其实他们不仅在帮我,他们也在帮助各国受到各种迫害的人们。有一次他们请我作为被成功营救的人在他们的一个活动上发言,那次活动他们给全爱尔兰加入国际特赦组织二十五年以上的成员颁奖,有的人都七十多岁了。

还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中学生国际特赦成员的活动,给这些中学生讲我的经历。组织者担心这些孩子坐不住,让我尽量缩短发言时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很静地听我讲,我讲完后由他们提问,问的都是和采访我的记者一样的问题,表现得很成熟理智。这即说明了在爱尔兰这个国家有着长期的人权教育基础,在公众中有坚实广泛的人权理念。人权在这里被认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当然政治家也维护人权。可是在中国你要求人权就被扣上有政治图谋的帽子,认为你要夺取政权,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已经没有了人权概念。我回到爱尔兰以后,吃惊地发现早在一九四八联合国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了。可是在中国这是个秘密!我从不知道我有这些权利!

迫害者一直想把法轮功说成是搞政治。我学法轮功也算比较早的了,从没看到这个群体里有人意图以法轮功参与政治,如果有这样的人,大家都会反对他。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揭露这场迫害,结束迫害,法轮功绝不会成为一个政党,法轮功学员也不会去像共产党当年一样去搞什么暴力革命。其实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操纵国家机器开始在全国抓捕法轮功开始到现在这四年里,在任何一天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都可以,给法轮功学员炼功的权利,中国也不会因此而怎么样,法轮功绝不会夺谁的权。

但这场迫害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江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已罪大滔天了,我们坚决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循法律途径制止迫害。(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迫害证据,可见法网恢恢邪恶人榜数据库http://www.fawanghuihui.org)。

 

编者按:赵明2004年8月4日发表文章,自述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药物损伤。他现在认为回到爱尔兰后情感麻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精神药物导致。以下为赵明的自述 :

赵明自述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药物损伤

从劳教所被释放两年多了,我现在两腿下部还是一直感觉麻木,两脚走路多了还痛,我一直以为是在新安劳教所有一段时间“军蹲”体罚导致的,后来回忆起一些事,我才意识到其中很可能有神经损伤药物的原因。

对于我在中国时所遭受的迫害,我一直以来谈的都是我所直接经历、亲眼看到的、明确发生的事,许多都是有很多证人可以证实的,将来迫害结束了,这些事都可以取证,我也没夸张的讲过什么,我讲的在法律事都是切实的证据。其实还有一些事我一直没讲,比如说,我在团河劳教所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曾被通过食物施用精神药物,这种事不像被殴打那样是我直接所见,所以我就一直没讲,但我回忆起来,还是有很多线索,所以我现在把它讲出来。

我在新安劳教所被体罚是在2001年4月底、5月上旬,那时在我一年劳教期结尾,新安劳教所恶警加重了对我的折磨,腿脚的麻木感就是那时的长时间军蹲体罚导致的。后来我被延期了,2001年5月19日我被转回到团河劳教所,后来有一段时间,腿的麻木感没那么严重了。可是到2001年底、2002年初,又感觉下腿和脚部的麻木突然又变得严重了,但那时我并没有被体罚折磨,这是很奇怪的事。

2002年新年前,我被隔离了,在团河旧西楼的一楼单独关押,有人24小时盯着我。在这种隔离环境下,如果在菜里加入什么药物,我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那菜总是做的极咸。那期间有过一次呕吐的经历。那是刚到旧西楼没几天,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翻身,胃里难受,最后感觉吃的东西往上返,恶心,我起来到厕所一下就把晚上吃的东西都吐了,吐完就不难受了,睡着了。我炼法轮功以后胃很好,那天也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这种呕吐很奇怪。

恶警强行灌食

记得2000年6月底我在“七处”被关押的时候,我绝食绝水,七处的医务室主任给我灌食,犯人们叫他“兽医刘”。一天,他叫了一大帮警察十来个,在医务室站了一圈,把我按在中间的地上灌食,他在旁边桌上把一些药片碾碎,说是给我准备营养液。他准备好了“营养液”,用很粗的一个大注射器灌了满满一注射器,开始插鼻饲管,我坚决抵制,我不停的使劲的呕,这样管子插到食管一定深度就插不进去了,再插就从嘴弯出来了。他就拔出去重来,把我鼻子捅出了很多血,最后很多次也没插进去,他气急败坏的说:“往里打,流也能流进去点。”

就这样,鼻饲管刚插在食管半截,他们就用注射器往里注射“营养液”,结果绝大多数都被我吐出来了。那液体很苦,不知他里面和了多少药片,但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回到号里后,一次一次不停的呕吐,其实我一直在绝食绝水,胃里什么也没有,就是流进去的那一点“营养液”,吐出来的西药味极大。人们都知道,很多西药是不能空腹吃的,就是因为对胃的刺激极大,我什么病也没有,在我几天食水未进的情况下,他给我灌这么浓的药液,就是要折磨我,真是够恶毒的,幸好我抵制着他没灌进去,只是流进去一点,要是真的灌进去了就惨了。

所以我觉得在团河被隔离期间的呕吐可能是食物中的药物导致的。2002年初,我腿脚的麻木感越来越严重了,我跟警察说了,2002年2月左右,他们带我到劳教所附近的团河医院做外科检查。医院的大夫拿一个金属的不带刃的刀状的器具轻触我身体各处的皮肤,一触,就会引起皮肤的抽动反射,这样来检查皮肤的神经功能。

因为是检查身体前侧,我一直看着他检查各个地方,我吃惊的看到当他触我的大腿根腹股沟附近的时候,我的皮肤没有反射!大夫反复检查了几次,我记得他问了我至少三次“你大小便能控制吗?”我说“能控制”。我虽然大小便能控制,但确实有不正常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肛门和尿道内壁是麻木的,不知道排便排干净了没有。

可是大腿根和排便器官的这些麻木症状当时在新安被军蹲体罚时并没有,这肯定是在隔离期间导致的,而那期间我没有被军蹲体罚,所以这只能归结为吃了损伤神经的药物导致的。而腿脚的麻木感是被这种药物加重了。

我记得小时候看日本电影《追捕》,检察官杜秋以患者身份潜入精神病院调查,被服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他每次吃完药就用手捅嗓子把药吐出来,得以保全。可是我完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无从抵制。好在法轮大法有自动保护修炼者的功能,绝大部份药物都通过呕吐或排便排出去了,要不然我今天就已经变成“横路敬二”了。

回忆起来,其实我在团河劳教所被监禁的结尾一段时间和释放后的一段时间感觉非常不好,回到家了也吃不香,睡不着,脑袋木木的,我在劳教所里被折磨得最艰苦的时期都没有那么难受过,那时我沾枕头就着,在鏖战中利用每一点时间休息。我以前曾写文章说,我出来以后感觉情感是麻木的,我一直以为那是洗脑迫害导致的。现在我才想起来,其实那种情感麻木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精神药物导致的。

那么,在劳教所里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这不是一般的警察单独能做得了的了,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药物来源。我想这决不是一般的级别的警察参与导致的,但使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我的最直接的执行者一定包括在隔离期间看押我的“攻坚班”警察,因为别人无法有机会在我的食物中掺药。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其使用的手段之邪恶程度上也确实是登峰造极了。现在这些事那些恶警可能觉得都瞒得挺好,其实等江泽民一倒,法律公正能在中国实施的时候,这些各级参与迫害的警察、官员自会相互揭发、转嫁责任,到时都会真象大白。

 

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赵明被营救回爱尔兰,和三圣学院的朋友们一起春游。

回到三圣学院,系里提供奖学金供我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包括我的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用,仍是原来的导师,原来的实验室,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我又恢复自由平静的生活了。但我的祖国还在持续的这场残酷迫害,使我无法若无其事地平静生活,我的朋友们的死亡,一次一次地撞击着我的心。

一回到爱尔兰,我就在明慧网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大学同学袁江。袁江一九九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在他毕业前,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一起炼功,毕业后他在兰州邮电局下属的一个公司工作。他是出色的通讯工程师,后来做到了公司副总经理。他在兰州被警察折磨死了,留下年迈的父母。


袁江

几个月后,又一个我认识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潺被迫害致死。他在山东被警察拘捕,九天后就被折磨致死了。王潺生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明慧网记录的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长着,我知道中国的情况,能够核实的死亡消息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年轻,那照片上一张张的脸,都那么生动真实,他们都是守法的公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就这样无辜地被剥夺了生命。


赵明的朋友王潺

我决定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请一个月假到欧洲各国旅行,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各界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次旅行中,我到了丹麦、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五国。我的旅行是所到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给我买的机票,在各国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约见当地的媒体、人权组织、议员,以我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在中国所发生的迫害,各地媒体做了广泛的报导。

在丹麦的时候,正好赶上亚欧经济会议,亚欧各国首脑齐聚哥本哈根。我在这期间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讲述我被迫害的经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讲完后,听众中有个中国人站起来用英语提问,他说他来自中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想问我一个问题:「在你被释放之前写过什么东西?」然后还特别提醒我,「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江氏集团派来的,想阻止我揭露江氏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人民的真相。他问完之后,我从第一排听众席上站起来接过话筒,我说:「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接着我讲了在我被释放前,被劳教所警察酷刑逼供的经过。我说:「现在的赵明是在自由状态下发自本愿地说话,我藉此机会郑重声明我当时在酷刑折磨下所写下的东西是违背我本意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受到折磨和精神迫害的证据。」我看着提问的人讲,讲到这我看到他表现很窘迫的样子。

后边的事更令我吃惊,观众席里呼呼地站起好几个中国人来,纷纷要发言,这是论坛,听众是允许发言的。他们看针对我的问题没有得逞,纷纷谈起什么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了,要维持安定的环境。别的法轮功学员回答了。

在欧洲一个小国的NGO会议里,提问的和回答的都是中国人,用的却是英语。我感到啼笑皆非,也感到很可悲。难道不迫害法轮功就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吗?还是经济有所发展,人民就得自愿被迫害呢?我也看出来,这些人在讲话中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支撑他们的理由,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只是以所谓的爱国主义为借口硬说而已。

会议结束后,我走到后面和第一个提问的人握手打招呼,我说:「你这么大老远从中国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么个问题吗?」「你们在政府里做事的人其实心里最明白,你们最清楚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无辜的,你们也清楚你们是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这还使我想起刚回到爱尔兰时,翻看在整个营救我的过程中爱尔兰报纸的报导。我这件事情当时引起了爱尔兰全社会的关注,有很多的相关报导。有一篇二○○二年初的报导,是关于爱尔兰外交部长访华的。报导中说爱尔兰外长从中国方面得到确认,我将在当年三月被释放。后面还有这样一句,「中国政府说赵明已接受了充分的再教育。」想起这句话让我恶心得想吐。我看到这个流氓政治集团丝毫不掩饰自己是流氓,他们竟把自己违法酷刑逼供得到的东西拿到国际上来炫耀。可见他们历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强奸民意、精神迫害已然使他们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而不以为耻了,还以为自己真的能控制人心。我现在就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的「再教育」。那是酷刑、是强制洗脑、是精神强奸,他们的再教育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

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事情,看似只是一场争论,其实也不简单。我只是一个学生,被迫害了,当然要揭露这场迫害,江氏流氓政治集团为了我这么一个学生,竟然不惜耗费中国纳税人的钱派一个代表团来扰乱国际会议,企图使我缄口,可见他们多么害怕国际社会知道真相。这虽然只是一件事,却代表着其背后广泛实施的一类这样的事情,意味着一个来自高层的全国性的迫害政策和一笔钜额的资金投入。

在海外,有一个时期,江氏流氓政治集团派来的人活动很猖獗,有好心人也提醒我要注意,我也知道这个当年敢当着全世界开着坦克进北京杀人的流氓政权什么都做得出来,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什么不测,那一定是江氏这个迫害法轮功的流氓集团所为。可是今天江氏流氓集团对国人的迫害也残酷到使得民不畏死的程度,如果我不是今天有机会把真相讲出来,我的精神在劳教所被释放前的那次酷刑迫害中就已经被扼杀了。现在,我在明慧网上已看到四位我认识的朋友被迫害致死了:

袁江,二十九岁,通讯工程师;

王潺,三十九岁,银行干部;

张允弈,三十多岁主治医师;

白晓钧,三十五岁,东北师范大学哲学讲师,哲学硕士。

我既然今天还活着,只要迫害没有停止我就绝不会停止揭露他,我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白晓钧,我朋友白少华的哥哥,2003年7月受种种酷刑折磨,被打死。

法轮功如果以牙还牙 镇压将引起更大社会动荡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到现在给大陆、香港和世界华人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和灾难,同时也攸关世界各国政府在江氏包括出卖土地、巨额订单、摆平北韩、攻打台湾和免除债负等等的威逼利诱面前选择是否秉持正义。许多事情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并非这场迫害不严重,而是法轮功学员的理性、慈悲和大忍把很多冲突都化解掉了。如果不是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这个邪恶流氓集团在中国和国外所散布的谎言及其挑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将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所以许多人和政府都没有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一切对人类社会有多重要的意义。

在北爱尔兰,由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经常导致动乱。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有数百万人在武斗中死去,很多县志里都记载了数千人以上的死亡人数。

当人们无法理性平和地面对矛盾所导致的反面教训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可是今天法轮功学员在以理性、和平和坚忍面对屠杀的时候,许多人却显得麻木不仁。在中国,有的人毫无理性地听信谎言,有的人即使知道真相也漠不关心。在西方,有的政府即使有能力支援、按照他们所遵从的原则也应该支援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但在经济利益下,他们违背良心而保持沉默。他们如果还信神,他们的神能原谅他们为金钱利益,而对灭绝人性的迫害保持沉默吗?如果他们不信神,将来的历史能原谅他们吗?也有比较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完全被江氏邪恶所收买,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中国迫害人权的提案,这种国家的领导人是用自己国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来支援灭绝人性的迫害,这是在亵渎自己国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在反迫害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已经完全地证实了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是真实的。如果是一个以政权为目的的团体,或者是一个被宗教狂热所迷惑的团体都做不到像法轮功弟子那样。法轮功弟子能够做到,是因为法轮功所教给人的是人性最基本的、最正确的原则,而法轮功弟子牢固地坚守了这些原则。

没有做人最底线的历史教训

很多中国人指责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请愿激怒了当权者,其实并非如此。参加一九九九年四‧二五请愿的人之中,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也有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大屠杀的人,谁不了解这个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政权呢?所有去的人都知道是在捋虎须。但是我们所要求的是人的最底线了。如果我们连这点都放弃了,那么做人所能生存的任何正的、还能称作为人的基础就都没有了。那人们迟早会走到生不如死的境地。假使当时在面临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和七‧二○开始的迫害时,所有法轮功学员都默认了,不管抓谁了,只要没抓到我头上我就在家炼,都不去提意见,这场迫害将会发展成更大范围的随意抓捕、更肆无忌惮的殴打酷刑、更惨绝人寰的屠杀!而且受害的将不只是法轮功学员,中国也将彻底崩溃了。

江泽民后来的一些做法,铺天盖地宣传诬蔑法轮功,逼迫相信「真善忍」的人放弃自己的信仰,从小学就开始教孩子仇视法轮功,考大学考题要学生在答题中诬蔑法轮功。一向被宣传灌输得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大众意识不到这种是非颠倒和煽动仇恨对一个社会有多可怕,也意识不到这些事情发展下去会波及每个人,其实在历史上有太深刻的教训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怎么发展到那一步呢?很多人为此指责毛泽东、指责共产党。其实那不仅仅是当权者的问题,也是当时所有人自己选择的,人人都跟着说谎了,都跟着推波助澜了,当时人们集体放弃了做人的基本原则──「真」!都跟着说谎,虚报粮食产量。可是多报了就得多交,最后连口粮也交了,落到自食其果被活活饿死的地步!那便是历史留给所有人的见证!留给所有中国人的教训!那个教训从反面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放弃基本原则「真」就是放弃生命!

但是一句「三年自然灾害」就把真相全掩盖了,几千万人付出生命都没能为中国人换来一个教训,面临真假、善恶、生死的抉择人们还是那么糊涂麻木,这才是最可悲的。

面对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颠倒黑白的宣传,如果不是广大法轮功学员坚决抵制、和平上访、讲清真相、揭露谎言,迟早全中国人会像「三年自然灾害」一样自食其果,发展下去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所以对邪恶迫害、颠倒黑白的默认绝不是「忍」的内涵。正因为法轮功弟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迫害的最初就坚决地站出来抵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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