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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中国艾滋黑幕

作者:田园

艾滋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世纪瘟疫。发现20多年来,它已传遍全球,直接造成2,200万人的死亡,成为仅次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最具杀伤力的传染病。由于交通手段的长足进步,艾滋病的传播速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

**艾滋病在世界20年的发展及后果

非洲大陆是艾滋病感染的重灾区。2003年9月举行的第13届非洲艾滋病与性病国际会议发布的公告表明,目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约有2,940万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占全球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的70%。其中博茨瓦纳大约有38%的成年人感染艾滋病毒,成为世界艾滋病传染率最高的国家。而两年前,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感染率还仅是36%。2002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总署非洲部主任桑布预言,在10年之内,非洲将会有至少4,000万人死于艾滋病。这个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联合国艾滋病总署同期发表的报告指出,除非扩大防治措施,今后20年之内,45个感染艾滋病最严重国家将有6,800万人死于艾滋病。报告说,在大部份严重感染艾滋病的国家,艾滋病患者的人数会继续上升。

没有人会预想到艾滋会在20年间肆虐到这种程度。艾滋病使发达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且不说治疗艾滋病的昂贵费用,单就主要受害者是青壮年这一事实来看,因艾滋病而造成的劳动力丧失,就可能给一国经济带来沉着的打击。另外,艾滋病治疗费用平均为每年6,000美元,更新更有效的治疗方案甚至达到每月6,000美元,对于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一医疗费用简直是天文数字,绝大多数受染者只有坐等死亡,而穷国也因此变的更穷。这一趋势在不少非洲国家已初露端倪。比如,非洲能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足4%,能够得到鸡尾酒混合疗法治疗的患者不足1%。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也担心一旦艾滋病流行,辛苦累积数十年的经济成果将毁于一旦。

**历史的巧合: 江的窜升和第一例本土艾滋病例

在世界各国艾滋疫情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之时,中国大陆却是“风景这边独好”。1989年以前,中共一直不承认中国大陆存在中国籍艾滋病患者,并在宣传中有意地把艾滋病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恶之花”。言下之意,中国人民正在党的光辉雨露下欣欣向荣的成长,奔向四个现代化,绝无可能得这种“堕落病”。

中国人难道偏偏具备了艾滋病免疫力,可以刀枪不入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命运多蹇,步履维艰,经历了豪强入侵,割地赔款,民国乱政,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共党建政,以及随后不计其数的政治运动。难道中国人这次受到了上天的垂青,可以避过这场祸患吗?

遗憾的是,美好的期冀总是取代不了残酷的现实。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一例本土艾滋病例,证实“堕落病”已经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但是,艾滋病统计数字在有野心,腐败或者胆小怕事的中共官员面前,又一次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在确认有艾滋病患者后,他们一直遮遮掩掩,以至统计数字和实际出入很大。甚至中国官员都认为关于艾滋病人及其病毒携带者的统计数字不可靠。许多地区拒绝上报艾滋病真实数字,阻止中国研究人员进行试验或者进行防止艾滋病的活动。

历史总有许多巧合。这一年,正是江泽民登上中共权力巅峰,接过独裁权杖的第一年。

没有人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的危机-无论是愚弄者还是被愚弄者。愚弄者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很听话,他们很快的淡忘了“64”的惨烈,兴高采烈地奔向“钱”景。艾滋病问题本来就捂得很紧,现在就更不会有人关心了。对一个经受了无数次洗脑,以至在重压之下可以轻易淡忘血与火的民族,你还能指望什么?被愚弄者们盘算:艾滋病?我党说了,那是“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和“全盘西化”的必然结果。我们不会得,发财要紧。

地火也许不为人所知,但却不会停止燃烧。一旦爆发,却可能吞噬一切。当时,“西方腐朽生活方式”还只是党官儿们的专利,平民百姓根本没有金钱美女来挥霍驱使,可是艾滋病照样在中国传播。愚弄者算尽机关,最终愚弄了自己。但是,他们只是愚弄了自己一把,给自己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什么代价也没有付出-官照样升,财照样发。真正牺牲的却是无辜的被愚弄者。当中国人在党锢松动后刚刚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时,艾滋病的巨大阴影却又笼罩了他们,最要命的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 他们的境况,正像一句古话所说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说,不会呀,我周围就没有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怎么会这么严重?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共刻意封锁消息,有意造成一种“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另一方面,中共的医疗机构遵循一种十分荒唐可笑的“隐私”原则,以至于前一段时间有丈夫得了艾滋病,妻子竟不知情的报导。

**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让我们通过中共官方,民间和独立第三方的不同视角,来探究黑幕之后的真相。

中国人群对艾滋病的免疫力究竟如何?1999年,中共军队302医院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并非对艾滋病毒刀枪不入,恰恰相反,中国人属艾滋病极易感人群,对艾滋病毒的易感性甚至超过了非洲黑人。

中国艾滋病毒的种系是如何分布的?艾滋病病毒“原产地”并不在中国。但是,自发现以来该病毒在中国迅速本土化。截至1999年,中国大陆共发现两大类(HIV-1和HIV-2),共9种亚型的艾滋病病毒,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类型最多最全的国家之一。在HIV-1类型的8种亚型毒株中,B'亚型占47.5%,C亚型占34.3%,E亚型占9.6%。从地区分布看,不同亚型病毒在各地呈不平衡分布。来源于泰国吸毒人群的B'亚型流行区域最广,几乎见于所有被调查地区;来源于印度吸毒人群的C亚型主要分布于吸毒者较多的云贵川和西北地区,并随新疆流动人口传至华东、华南;来源于东南亚地区的E亚型主要见于西南边境和东南沿海地区;少数非洲回国劳工感染的非洲A、D和G亚型,散见于劳工输出较多的内陆省份;主要见于南美的F亚型则仅见于广东。从感染人群分布看,吸毒人群感染的主要是B'、C亚型;血液感染的主要是B'亚型;在性传播人群中,所有亚型均有发现,并以E亚型为最多。HIV-1型病毒是引起艾滋病全球流行的病毒,而HIV-2则呈区域性流行,在西非感染率较高,目前在美洲、印度、欧洲已发现少数感染者,中国也已经发现病例。全国各省市都已发现艾滋病患者,已经没有一块净土。

**中国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到底有多少人?

2000年3月27日,在珠海举行的第二届非政府组织防治艾滋病工作联席会上,中共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提供的报告显示,从1985年至199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17,316例,其中艾滋病人647例,死亡356例。

2001年8月23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宣布,截止到该年6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6,05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111例,死亡584例。

在西方记者问及中共卫生部是否一直在试图封锁河南等地民众大量感染艾滋病的消息时,殷大奎则坚决否认。他同时威胁说:“说话要有证据,没有证据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并质问记者:“你有什么证据说卫生部在封锁这个消息?” 但在铁的证据面前,他又不得不变换了口径。他说经卫生部经过多次调查和统计,因采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大约在“3万到4万人”,也有专家认为是8万到10万人,但决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2002年8月26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表示,截至2002年,中国大陆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4万多例,确定感染者共2,639人,已死亡1,047人。请注意,高强发布的数字中,显然不包括殷大奎提到的因采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3万到4万人”。高强同时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亚洲第二位、全球第十四位”。正是这个高强,在一年之后的SARS大爆发时,又一次出现在前台,当着全球记者的面硬着头皮力顶“撒谎部长”张文康。说他们是“一丘之貉”,大约是不过份的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亚洲第一位”的印度有多少艾滋病人。据印度国家艾滋病控制组织(NACO)公布的统计数字,2001年,印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为397万人;2002年,这一数字暴增到458万人,增长率为15%。即是通过直觉也能感觉到,如果高强发布的数字是真实的,中国何以能够以区区4万人排名“亚洲第二位”?

据中共新华社报导,2001年2月28日,“中国-欧盟性病艾滋病防治培训项目”举行了总结会。与会专家报告,艾滋病在中国呈加速流行趋势,最新测算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

**江13年中国艾滋病发展 一斑可窥全豹

2002年6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总署公布了一份长达89页,措辞强硬的谴责性报告,题为《HIV/艾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HIV/AIDS:China’s Titanic Peril》)中指出:“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数量难以准确估计……目前,国内对当前的估计和对未来的预测数据不能做到完全的科学和有效,许多国内和国际专家估计在2001年中国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报告警告说,中国正濒临艾滋病泛滥成灾的边缘。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采取不合作态度,中国将面临大量人口感染艾滋病的威胁,而这将导“难以想像的人民苦难、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报告坦率地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1千万人,后果不敢想象。

2002年11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研讨会”上,中国艾滋病专家曾毅说,中国大陆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100万人。并且,农村感染者占到总数的80%左右。

2003年8月16日,北京民间机构“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胡佳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时说,中国大陆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大约为100万到600万人。胡佳举例说,仅河南就有好几百个“艾滋村”,“艾滋村”里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就有上百万。

2003年9月3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艾滋病毒通过中共政府经营的采血站在中国的至少7个省份中进行传播,这7个省份的总人口数达4亿2,000万,而卖血者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在4~40%之间。该组织认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要远超过中国官方所承认的100万。

也是在这一年,中共独裁者江泽民以退为进,“退居二线”了。在他“在位”的13年中,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从零变成了数百万。又一次巧合?在这种巧合之后,暗示了什么样的真实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非常“酷”的电影台词:“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是“你承受不了真相。”把上述材料综合起来,即使是最愚鲁的人都能得出结论:江共企图掩盖中国艾滋病日渐深重的危机。这种在事实面前仍然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撒谎的本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有病当早治,宜速不宜迟。但中共的反应再一次让人们大跌眼镜。当中国的艾滋危机渐渐露出冰山一角,引起国际社会不安的时候,中共并没有着手普及防艾知识,却在集中精力宣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成百上千草民们的性命,并不比一个独裁者的几句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更重要。这个命题,曾在中共的历史上得到一次又一次地印证。

**中国艾兹病的三个高发区

中国的艾滋病发展情况在地球另一端引起了关注。2002年9月11日,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请中国艾滋病问题专家介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情况和中国有关当局的对应措施,并就中国应付艾兹病蔓延提出建议。专家们说,自从80年代中期艾滋病毒开始进入中国以来,中国三个地区的艾滋病问题特别严重。第一个地区是和东南亚的毒品金三角相邻的中国西南边境省份。由于毒品走私猖獗,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份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日益增多。第二个艾兹病多发地区是新疆。自从国际刑警当局大力打击从金三角经中国西南省份向香港送海洛因的活动以后,越来越多的毒品转由新疆流向西方,导致新疆吸毒者人数急剧增加。第三个艾滋病多发地区是河南。在这个中国省份,卖血最为普遍,由于抽血设备未经彻底消毒,导致大量卖血的人感染艾滋病毒。

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多地少,农民非常贫困。把无辜省民推向了死亡的深渊的,正是河南省中共高官的“血浆出政绩,血浆出经济”的血腥梦想。为了创收,官员们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决定开发河南的“人力资源”。河南卫生厅大办血站,采血后收集血浆,然后把红细胞注回卖血者体内,把采到的血浆买给制药公司。一时间,数百家血站破土而出。这些血站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条件,有些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在河南某些地区,卖血成为了一种职业和流行趋势,甚至发展到了有的农户不卖血,就被村民们看不起的地步。艾滋恶魔就这样在一次次地卖血交易中降临了。

农民们悄无声息的感染了艾滋病,然后是发低烧,腹泻,全身无力,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当初他们卖血正是为了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又怎么舍得用这些卖命的钱给自己治病?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但是,通过买卖他们的鲜血获利的那些中共吸血鬼们却大发利市,官运亨通。

** 高耀洁(艾滋病的“蒋彦勇”医生) 受到的报复和迫害

中共漠视人民的生命并不代表着人民群众也同样麻木不仁。当退休医生高耀洁和医学教授桂希恩挺身而出,向当地人民传播艾滋病知识,关心艾滋病人疾苦时,江泽民“中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谎言立即原型毕露。

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传染病教授桂希恩是第一个发现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人群的人。他的一个学生是当地一个医生。大约在1999年6月左右,上蔡县文楼村有青壮年接二连三死于一种怪病,普遍症状为低烧,腹泻,全身无力。他给桂教授写了一封信,央求老师亲自来一趟,好弄清原因。

1999年7月,桂教授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他的发现让他十分不安,于是他找到上蔡县卫生局。在承诺无偿为村民体检,并对体检结果守口如瓶之后,卫生局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又找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依旧是拒绝。桂教授只好无功而返。但两个月后,一个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再次来到了文楼村。他偷偷进村,没敢通知任何官方部门。他采了一些血样。化验后,他震惊不已,他的猜测被证实了。他惊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但根本没有人理他。不得已,桂教授只好“越级上访”。他带着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把报告呈送到中共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做了“尽快处理”一类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官样文章后,把该报告发还河南省委。

令桂教授震惊的事情还在后头。他频频向河南省提出警告,希望有关部门能接受他的建议,赶快通知有艾滋病毒携带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建立爱心医院,收治艾滋病人,否则艾滋病患者还将继续增加。他告诉他们,河南基层政府以前没有管住非法采血导致了艾滋病的出现,基层官员是有责任的。如今,应该作些弥补。可是根本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河南省省委甚至专门派一名处长去武汉找到桂教授,告诉他那是河南省的内部事务,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插手。据说,河南省一怕艾滋病事件影响当地投资环境,二怕河南农民出去打工会没人接受,三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因此,希望他能闭嘴。

桂教授因此被河南省“买断”,高高挂起,不再被允许进入上蔡,更别提看病人了。这时,高耀洁出现了。

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妇产科、妇科肿瘤专家,九三学社成员。在此之前,这位河南老太致力民间性病防治宣传已有5年时间。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各地区,为此个人出资10多万元,而她却生活在冬天连暖气都没有的简易楼里。在中共地方官员拒绝对艾滋病患者提供任何治疗和医药援助的情况下,高耀洁不得不用她那一点微薄的退休金买药,送药下乡,同时向社会大声疾呼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她先后接受了法新社,BBC和News Week等国际媒体的采访,让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问题。

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或稍有人性的集权国家,高耀洁的行为肯定会受到欢迎,她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可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高耀洁的行为却立刻招来了报复和迫害。如果说中共为保住权力和既得利益而逮捕和迫害异见人士是独裁者和偏执狂的典型症状的话,那么骚扰和阻挠医生救死扶伤就只能是精神病人和杀人犯的典型行为了!

不幸的是中共官僚集团正是这么做的。

1999年的世界艾滋病日,高耀洁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河南卫生厅厅长的夫人,同时也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的李真威胁高耀洁说,必须说“河南省没有艾滋病”。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数次接到恐吓电话,声称“再捣乱就干掉你”。河南省一份名为《大河报》的报纸公开报导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后,卫生厅立刻向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告状。最后,河南省委宣传部下达文件严厉批评《大河报》,并称,艾滋病在全国各省都有,为什么别的省不报导,偏偏河南要报导。河南省卫生厅党组曾为艾滋病问题召开过一整天的会议,最后的结论是,只要解决了高耀洁和桂希恩,河南就不再有艾滋病问题。高耀洁的小女儿因为她受到牵连,被河南一家医院无故辞退,最后不得不远走加拿大。2000年8月,News Week对高耀洁的采访激怒了一个中共高干,该高干先后两次在不同的场合威胁高耀洁本人不准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中共还一直禁止或阻拦她去各地做预防艾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2003年8月,河南一名李姓药商竟以诽谤罪将高耀洁告上法庭。据说,高耀洁写的一份艾滋病防治宣传品中曾不点名地指责某些药商编造与扩大药品的艾滋病防治效果。

但是,高耀洁的业绩却受到了秉持人道和正义的人们的一致赞扬。她被中国报纸“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十大传播突破奖”的得主之一,该报纸赞扬她在艾滋病宣传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超越任何媒体”。她还被授予世界卫生理事会2001年度“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全球卫生理事会在其网站上发表的颂词中表扬高耀洁因“正直和勇气”而获奖。2002年7月,高耀洁被美国杂志Business Week评选为“亚洲之星”。Business Week说,这些亚洲的领袖人物代表了亚洲的重新燃起的希望和热情。2003年7月,她又被授予“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以表彰她在中国推广普及艾滋病防治理念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

尽管她的成绩受到了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她仍不断受到中共当局的警告,让她不要对记者发表讲话,并从此不再被允许进入农村地区。在她得知自己获得“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后,中共官员拒绝批准高耀洁提出的护照申请,担心她此行将进一步暴露河南省出现的艾滋病危机。全球卫生理事会不得不请一位在美国的中国艾滋病活动人士代替高耀洁领奖。参加颁奖仪式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对于中共禁止高耀洁前往美国领取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表示遗憾。他说,高耀洁这样的妇女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安南赞扬了像高耀洁这样为了对抗艾滋病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士。

**掩盖下的中国艾滋疫情如何解决?

高耀洁曾说,她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为别人作一些好事,不能光为了自己生存,如果光为了自己生存,那跟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那些中共高官们看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感想。他们的第一念头也许会是,要解决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要首先解决象高耀洁这样的人,然后中国就不再有艾滋病问题了。

“人权观察”在其报告中称,中国对艾滋病疫情的掩盖是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病丑闻之一。由于中共不正视和不重视因献血引起的艾滋病疫情,大量患者没有得到治疗和补偿,也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因为渎职而被处罚。“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主任布莱德.亚当斯说:“现在是中国正视血站传播艾滋病丑闻的时候了。北京应该全面公正地调查地方官员卷入丑闻的情况,并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让联合国或其它独立的组织来收集事实。”

事实上,由血液制品引起的大规模疾病传染事件在国际上已有很多先例。1985年,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加雷塔等将明知带有病毒的血液输给3,200名病人,共造成1,900人感染艾滋病毒。加雷塔本人被判刑4年,罚款10万美元,法国卫生部部长因此丑闻辞职。1979~1989年,日本以“绿十字”为首的五大制药公司进口的血浆共造成约1,800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近400人因患艾滋病而丧生。1989年起,大阪和东京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相继向法院提出起诉,但诉讼一拖再拖。原因是日本厚生省从中作梗-1983年厚生省就已认识到这种血液制剂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但却没有采取任何中止使用的措施。经过5年的斗争,东京、大阪两地地方法院分别作出判决,日本和出售血液制剂的五大制药公司向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谢罪,赔偿每一位受害者4,500万日元,并负责解决受害者的治疗问题。

把中国的艾滋病丑闻放在任何民主国家,必将导致该国政坛大地震和政府垮台,当时政客必然一蹶不振,以后也休想翻身。但是在中国,独裁者们非但没有垮台,而且还坐得很稳- 当然,不是在龙床上,而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大大小小牵涉其中的中共官员,每人制造了多少艾滋冤魂?当正义的审判到来之时,历史一定会给他们正确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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