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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麦塔斯:中国抗排斥药物实验和销售

来源:大纪元

美国器官移植大会,2011年4月30日于费城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器官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犯人。中国政府声称这些器官移植所摘取的器官来源,是来自死刑犯。他们在行刑之前同意他们器官做为移植所用。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7月表示有高达95%的器官来自死刑1。在2006年11月中旬广州南部一城市举行的外科医生会议时,他说:“除了很小一部分器官来自交通事故死亡者,大部分器官来自死刑犯的尸体。2008年10月,他说:“在中国,超过90%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2010年3月,他表示:“……超过90%从死者捐赠的移植来自死刑犯。”

我和大卫‧乔高在2006年7月和2007年1月发表的报告和2009年11月出版的书《血腥的活摘器官:为牟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中得到的结论是: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来自法轮功学员受囚者。这些学员并没有同意捐赠器官,也没被判死刑,他们在被摘取器官手术中遭到杀害。

法轮功是以精神修炼为基础的一套功法,1999年被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禁。禁令下达后,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逮捕,自发或受酷刑后放弃修炼的人被释放。

那些拒绝放弃的人失踪到劳教所去接受中国政府佯称的所谓再教育。这些劳教所实际上是任意拘留的奴隶劳动营。劳改基金会2008年估计当时关押在劳教所的人在50万人到200万之间。

中国政府承认从囚犯身上取得器官来源是错误的,并承诺最终将停止执行。黄先生在2009年8月器官捐赠者领航计划中公布说被处决的犯人“绝对不是器官移植的适当来源。”无论在中国政府与我和大卫‧乔高之间的辩论中采取哪一方的立场,黄先生的此种承认都形同支持了犯人是移植器官来源的论述。

一、销售

在中国关于器官移植抗排斥药物的实验和销售是由多国的制药公司进行。1994年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中指出:“从1983年起,两个不相干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器官移植]方案:第一,从1983年开始,每年执行的一系列‘严打’运动。‘严打’大量的增加了死刑犯的人数,因此供应了更多潜在的可移植器官。第二,中国引进环孢灵素A(CyclosporineA),这种公认的‘特效药’,大大的提高了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率。……环孢灵素A(CsA)是一种抑制免疫力的药剂,它可以抑制人体排斥外来组织的自然倾向。显然是在80年代中期,由瑞士山德士公司[现在的诺华]引进中国。……现在中国大量的肾移植患者正在接受涉及环孢灵素治疗昂贵的跟踪治疗。”

罗氏公司2006年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厂,生产抑制免疫力药剂骁悉胶囊。一家报社问罗氏为何在中国生产这种特殊药物时,前罗氏公司执行长(CEO)和现任董事会董事长弗朗茨.哈默(FranzHumer)回答:

“……理由是,与日本相反,中国不会因为道德或文化因素对器官移植药物勒令停工。”

加拿大Isotechnika公司和中国三生制药公司,在2010年签订免疫抑制药物voclosporin的合作合同。这种药物由Isotechnika研发出来。三生制药的创始人之一娄竞,最近成为Isotechnika的董事会成员。

Bloomberg商业周刊2010年8月25日报导:

“三生制药……,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和Isotechnika制药……,一家致力于发现和发展免疫调节疗法的加拿大生物制药公司。他们已经签署了voclosporin的发展和商业化合同。Voclosporin是正在发展的新一代钙调抑制剂,用来防止器官移植后的器官排斥和自我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根据合同的条款,Isotechnika授予三生制药在中国所有器官移植和自我免疫性所需的voclosporin独家代理权,包括香港和台湾..

三生制药将负责在中国的临床开发、注册和商业化。根据另一个合同下,Isotechnika将提供三生制药比成本底价多一点的商业用途的供给。

Isotechnika将收到预付授权金额达150万美元;Isotechnika也将依三生的voclosporin销售额获得权利金。……而三生得提名一名成员进入Isotechnika董事会。”

2008年,罗氏公司在违反行使一项合同期权的情况下,决定与Isotechnika合作共同来做移植药物的市场营销。Isotechnika则决定不再与找国际合作伙伴,而继续和中国公司三生制药合作。

这些合作合同,让Isotechnika成为中国不道德器官移植系统的共犯。用于器官移植患者的免疫抑制药物是用以防止器官移植排斥反应。这个把药物带进中国市场的合同,将促进中国的器官移植。

二、实验

A.公司

I)辉瑞公司
惠氏(现在的辉瑞公司)于2004年6月在中国开始122个肾脏移植的临床药物实验。这项实验已经完成。辉瑞在2010年11月开始在中国招募患者作新的移植实验。目前这个招募活动还持续进行中。

II)诺华公司
诺华公司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用三百个人作肾实验。

III)罗氏
罗氏公司在2006年开始36个移植心的实验。该实验是现在已经完成。

罗氏于2008年4月开始一项约90个移植肝脏的实验;2008年9月开始约210个移植肾脏的实验。罗氏这两项实验原本应该在2010年完成,一开始被延长到2011年8月。

在2011年罗氏大会上,这些实验受到批评,罗氏立即在2011年3月报告已经完成肾实验,比预订日期提前了半年,而且停止招募肝脏实验人员。

罗氏公司报告2010年1月已停止在所有地方招募实验人员达一个月;2010年2月又重新开始招募。2010年2月正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被选为新的实验地点的月份。

瑞士研究人员阿恩.施瓦茨在2009年9月致函罗氏,问他们正在进行临床实验的器官移植来源。

他们回信说:“罗氏公司不负责的器官供应。匿名捐赠者和捐赠者的隐私资料受法律保护,罗氏无权知道移植器官的来源。”

IV)安斯泰来
安斯泰来从2007年3月-2009年3月为42人做了肝脏移植实验。安斯泰来于2007年7月开始240个移植肾脏实验,2008年1月做了172个移植肝脏实验。现已全部完成。

安斯泰来免疫抑制药物普乐可复从2009开始一直在中国做移植实验。有300名患者仍被8个医疗中心所招募。招聘者是北京二炮总医院。安斯泰来以提供免费药物参与这项研究吗?这类研究往往是这样进行吗?

B.实验地点器官来源

大卫‧乔高和我所依赖的这些实验的证具之一,是由说中国话的调查员打的电话。这些调查员打电话给一些医院和器官移植医生询问移植。他们以可能接受移植者或其亲戚的身份打电话。电话号码从网路上取得。这些电话结果是一些坦承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移植的来源。


i)上海

这是M在2006年3月16日打给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的电话记录摘录: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2006年3月16日)

“M: 我就问啊,(病患)等要等多久(做肝移植)?
戴医生: 供体有啊,天天有哎。我们今天就在做。

M: ……不是说有新鲜的,有活的人的……
戴医生: 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M: 那你们这儿(肝移植)做了多久了?
戴医生: ……4、500例……你的任务就是上这儿来,带上钱,把钱带够,来就行了。

M: 要多少钱啊?
戴医生: 一切顺利的话,15万到20万吧。

M: 要等多久?
戴医生: 我得给你验血……你今天要能过来的话,我一周内就能安排做……

M: 有一种啊就是炼法轮功的那种,身体很好的。
戴医生: 有。我跟你一下子在电话上说不清楚噢。

M: 能找到这种我很快就会来。
戴医生: 可以的,来呀!

M: ……你贵姓……
戴医生: 我戴医生。”

A)罗氏

进行临床实验的国际登记处显示,霍夫曼.罗氏或罗氏公司自2008年以来在中国的19家医院做移植肝脏和肾脏的研究。关于研究地点,登记处只给中国的邮政编码。

中国肝移植注册有列出做肝脏移植手术的医院联络资料。罗氏公司正在做研究的大多数医院都可以被确认出来,因为在大部分的罗氏邮政编码中,只有一个是中国肝移植注册医院。

罗氏邮政编码之一是200080。邮编200080是中国肝移植注册里唯一的医院,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肝脏移植中心。它也被称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这是调查员打电话给戴医生的地方。调查员打的电话号码和中国肝移植注册里的医院相同。

因此,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罗氏公司在上海医院做的临床实验,医院的器官来源来自法轮功学员。罗氏本身没有提到任何器官的来源。

B)诺华公司
对于2005-2006年的实验中,诺华公司给了实验地点的医院名字。一个是上海的上海第一医院。“上海第一医院”一定是指中国肝移植注册中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也就是与戴医师有电话录音的医院。上海找不到其它第一医院做移植手术。

C)安斯泰来
北京二炮总医院是进行之前说的普乐可复实验的医院,它的实验地点也是有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一样的邮政编码200080。再次,这是我们有戴医师电话录音的医院。

D)惠氏/辉瑞
《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之前提到惠氏/辉瑞所做的122件肾实验,里面的谈话提到:“器官来源主要是尸体(93%)。”文章中列出的实验地点是“上海的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人民医院。”再次,这是有戴医师电话录音的医院。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被称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我们在《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中有提供调查员N和医院院长宋文利的电话录音稿/翻译。以下是谈话内容摘录:

致电者N: “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吗?”
宋主任:“啊,您说吧。”

致电者告诉宋医生,她阿姨急需器官移植,她阿姨的一个朋友已经在其它地方做了移植手术。

致电者N:她“阿姨朋友”的医生告诉她,那个肾源的供体是非常好的,因为她(器官供体)炼气功。

宋主任:哪一类型的气功?
N:法轮功,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身体很健康。

宋: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还能呼吸、还有心跳的所谓供体。我们也有这种的,当然,嗯,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这类的。今年为止,我们大概已经有超过十个这类的肾脏。

N:十几个这样的肾?你是说活体的?
宋:是的,是这样的。

根据医院网站上宋文利的个人资料,他目前仍在该医院工作。调查员打的手机号码是东方医院移植中心成员的手机号码。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是中国最大的移植中心之一,2005年做了近1,000个移植手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一名医生王国器(音译),于2001年6月对美国众议院国际行动和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代表证实天津有执行活体摘除肝脏。该医院靠近板桥女子劳教所,那里有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到严重虐待。

A)罗氏

罗氏补充说,2010年1月在天津有个肝实验地点,一个月后开始在那里招募实验成员。实验地点的邮政编码是300192。中国肝移植注册显示邮政编码300192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也叫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因此,看来那两家罗氏正在做实验的医院,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他们的实验有赖于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B)安斯泰来

该公司具体指定实验地点的城市。其一是天津。42个对象的安斯泰来实验和172个对象的安斯泰来实验都在天津。

在中国肝移植注册里,天津只有一个有执照的肝移植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我们有宋文利主任电话录音的医院。所以,安斯泰来在两个移植中心做的移植实验,两处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那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iii)摘要

这四家公司都有可疑的实验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这是调查员打电话给戴医生的医院,都曾是安斯泰来、罗氏、诺华、惠氏/辉瑞实验地点。北京的二炮总医院是安斯泰来测试药物普乐可复的地方。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与宋文利主任通电话的医院,是为罗氏公司和安斯泰来的实验地点。

三、器官移植之旅

“奥马尔保健服务”是提供外国人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做移植的网站:

“我们奥马尔医疗服务(OHS)在此协助海外病患。想要在中国被世界知名的医师治疗、或想在中国寻求肾、肝或心脏移植帮助的病患,请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更多有关我们提供的服务讯息,较为个人化项目请与我们联系。作为服务业,我们直接与中国两家资格最优的移植医院合作: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上面提到的医院,第一中心医院著名于肝脏和肾脏治疗/移植;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著名于心脏治疗/移植。这两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部许可证的医院肯定能让垂死病患重生。”

点击“中国的器官移植”,您会看到:
 
“作为一个现代医疗制度的部门,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在器官移植上已取得世界公认令人满意的成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垂死病患到中国寻求重生,其中大部分成功存活。没错,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有相当丰富的器官供应(补充斜体),但是拥有这种高要求手术的优良技术无疑是他们决定离家去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该网站的语言是英语和阿拉伯语。

150万的中国人需要移植。中国卫生部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2010年3月在11个省市成立器官捐赠制度。

一年后,《BeijingToday》(译注:北京青年报主办的英文周报)在2011年3月报导:“江苏省省会南京市‘上述11个省市之一’,没有任何人被选为捐赠者。”市政府派了南京红十字会成员刘文华和12名捐赠辅导员去五个医院,刘文华说:“过去的20年内,南京仅有三人捐献器官。”报导还说:“其它地区同样没有任何成功案例。截至上周四,全国只有37人登记捐赠器官。”

中国患者理应优先获得器官移植,较外国人优先处理。中国卫生部2007年6月26日宣布这项改变。然而,奥马尔保健服务网站传达的意思却与之相反。就像在中国的其它事情一样,对于器官移植之旅和停止器官移植滥用,中国政府/共产党所说的和他们所做的分歧很大。

四、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的原则第11条规定:“……必须是透明而且可以公开审查,同时确保捐赠者和接受者个人的匿名和隐私永远被保护。”第10条原则要求器官捐赠者的可追溯性。”

有些国家的移植法律允许医疗记录的内容传给当局,包括外国当局和国际组织。这是为了揭露非法器官交易或其他对移植法的严重违反。每一个国家的移植法律应该允许这种形式的披露和可追溯性。例如,瑞士的移植法赋予联邦议会有权制定可达到此效果的法规。

《美国移植期刊》在2011年版的一篇文章中说明:

“制药公司必须确保没有任何死刑犯是他们研究的器官来源。”

“必须”这个词表示的制药公司要承担责任。“确保”一词表示,最重要的是结果,而不仅仅是努力。


五、反应

在2010年1月,瑞士非政府组织“博恩宣言”和瑞士绿色和平组织将一个为不负责任的公司作法所设的“2010瑞士公众视线奖”颁给了瑞士罗氏公司。全球5723人在互联网上的投票结果也使罗氏公司获得此“奖项”。该奖项授予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研究却不知器官来源的公司。

大赦国际在2010年8月发出呼吁,表示:“公司应该尽注意义务,以确保他们不直接或间接涉入取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并呼吁制药公司应集体“声明承诺尊重人权;谴责将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承诺善尽尊重人权的注意义务,包括其整个价值链,使其成为了解、预防并指出对人权的不利影响,以确保他们不直接或间接协助、鼓励或支援从死刑犯获取器官来源。

于2010年8月,诺华制药公司表示暂停其在中国的临床免疫抑制药物实验。该公司发言人杉本哲宣布,诺华支持大赦国际所发表的公开声明,并将与利害关系人一起配合后续。

“反强迫器官摘取医生组织”(DoctorsAgainstForcedOrganHarvesting,DAFOH)于2010年8月提出一项声明:

“......为了在尊重伦理下进行发展研究,企业应避免因缺乏透明的器官捐赠体系致使器官来源不明的移植临床实验,或者是该移植之器官取得涉及高道德风险。

DAFOH认为:“...约60-90%使用的器官来自死刑犯,据我们了解,可能包括从未经同意而仍然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极有可能,这些器官移植是用于在中国进行的移植药物的临床实验,其所获取器官的途径为所有主要医学组织的伦理标准所禁止。基于这个原因,DAFOH在对制药公司及相关研究呼吁其应避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进行移植医学的临床实验。”

荷兰银行Triodo2010年9月对罗氏公司进行撤资,并说明:“最近的争论表明,罗氏公司在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临床实验不符合Triodos的选拔标准....在今年1月,罗氏公司获得公众的视线奖是由“伯尔尼宣言“和”绿色和平组织发起的......当然,我们决定对此案进行调查......罗氏公司获奖,缘于其在中国做抗排斥药的临床实验;中国器官移植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被处决囚犯;而罗氏不查明其在中国做的实验的器官来源,因此其所处的地位是值得质疑的。

罗氏公司在回应我们的调查中称,应该由处理试验的中心对器官的来源负责,它在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了解移植器官的来源。高达90%的移植器官在中国来自死刑犯...据说囚犯同意捐赠器官,但在被囚禁状态下不能被认为该同意是基于自由意志。……经过与菲政府组织大赦国际和荷兰的制药工业看门单位Wemos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罗氏公司未对其在中国的实验负起全责,我们最后的评估结论是:罗氏在中国的临床实验的方法是不能被接受的。该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使其有能力对移植器官的来源进行更清晰的定位。由于该公司不再符合我们的人权的最低标准,它已经被排除在Triodos可持续投资名单之外,也将在短期内从所有Triodos的投资中剔除。”

荷兰的ASN银行也予以效仿。根据2011年3月在互联网上发布的资讯,他们也因为罗氏在中国的移植临床实验问题而对罗氏公司撤资。

国际临床医药研究公司的首席医疗研究部主任EricJ.戈德堡博士,曾接到中国临床研究实验的邀请。他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说服他的雇主找到另一个国家进行研究。他曾试图劝说其他制药公司也这样做。

六、补救措施

向中国出售抗排斥药物和在中国的抗排斥药物的临床实验都存在问题。抗排斥药物的销售,有利于非法移植产业。这些临床实验将用于接受不当器官来源的病患身上。

制药公司不应该在中国参与此类临床实验,除非它们能够证明是从适当的来源收取器官来源的。医生不应该参与在中国的此类临床实验,除非他们可以确保移植给此类临床实验病患的器官来自于适当来源。主管机关也不应批准以中国此类临床实验为基础的药物产品。

抗排斥药物的销售是一个更敏感细致的议题。这些药物销售是给一些已经从不当器官来源做了移植的病患使用,这些药物应该提供给没有服用就将失去生命的病患。杀害从不当器官来源作移植的病患并非不当器官来源的解决之道。但抗排斥药不应该捶手可得以致于诱使不当器官来源的移植。补救措施之一是区分过去的移植和未来移植。制药公司宣布,他们将出售给现有的病患,而不再出售给今后的病患。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施这样的政策。如果捐助者和病患之间是可追踪或追溯的,执行就相形容易。然而,中国的移植系统并不透明,这使得追踪及追溯很难进行。

一个较简单的做法是:区别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移植,将移植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准,以满足现有病患量的需求。此种限制会导致药物使用的下滑,因为过世的病患将不再需要这些药物。这种限制会可防止药物的滥用并有利于打击那些榜上有名的制药公司。

我们不应该对对道德的损坏视而不见。因为高比例的器官来源于囚犯,至少很多用于药物临床实验的器官来自于囚犯。除非中国尊重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捐赠来源进行透明化的规定、可追溯以及可审查的原则,制药公司和移植专家都不应与中国方面合作进行器官移植活动。

(译者朱鼎诗、赵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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