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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麦塔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

来源:大纪元

下文为针对2011年9月4日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市举行的欧洲器官移植大会摘要展览,及9月5日大会论坛所备的发言稿

我想回到数字的问题上。现今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移植供体被杀害?

大卫‧乔高和我在2006年7月首次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内容随后在2007年1月更新,报告中总结2000至2005年6年内,中国进行了41,500件移植手术,对器官供体来的唯一解释是来自于法轮功学员。2009年11月,在我们出版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为牟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书中总结出,自我们发表调查报告以来,将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供体来源的案例增多,情况变本加厉。

在我尝试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之前,我应该先提供一些背景。中国政府承认,在中国境内进行器官移植时所用的器官,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囚犯。中共当局指称,这些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囚犯,都是获判死刑并遭处决的罪犯,并且在行刑前同意捐赠器官作为移植之用。

2005年7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指出,器官移植手术所需的器官高达95%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2006年11月中旬,他在中国南部广州市参加一场外科医生会议时表示,“除少量交通事故死亡者之外,大部份来自于被处决的死刑犯。”2008年10月,他说:“在中国,器官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超过90%取自死刑犯。”2010年3月,他则声称:“从已死的捐赠者上移植的器官,有90%以上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

由上述可见,黄洁夫所指的有时是已死的捐赠者为供体来源,有时是指所有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问题是究竟有多少活的供体,又有多少死刑犯遭到处决?要回答第2个问题—死刑犯遭到处决的人数有多少—并非容易的事,因为主政的中共当局将资料视为国家机密。我们只能从外部来估算。我和乔高在报告和书中提出的结论是,大部分移植的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同意捐赠器官、没有被判处死刑,但因为被牟取器官而在器官移植手术中遭到杀害。

法轮功是以精神修炼为基础的一套功法,1999年中共当局妒嫉法轮功广受欢迎,唯恐法轮功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为本的精神修炼,会危及西来的共产主义在意识型态上的优越,因而开始禁止法轮功,法轮功遭禁止后,学员被逮捕者达数十万人。凡自动放弃或在遭到酷刑后而放弃修炼者可获得释放。

拒绝放弃信仰者,便在那些中共当局隐晦指称的劳教所中失踪。这些劳教所是强制关押奴工的劳改营,也是提供大量器官移植用的活体供应库。劳改研究基金会2008年估计,当年关押在劳教所的人数约在50万到200万之间。

41,500这个数字是乔高和我从镇压法轮功开始的前后,就器官移植案件量和遭处决的死刑犯人数所推估出的。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器官移植案件量陡升,但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维持稳定不变。因此我们认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从死刑犯转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在我们第2版的调查报告发表后、我们的书出版前,被处决的死刑犯减少,而器官移植案件数刚开始略微下降后,竟又回到原来的水准。所以我们的结论出,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数量增多。

2009年11月《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出版至今,发生了什么事,使我们回头再检视这些数据?尽管这期间的发展情况不见得能提供什么新的讯息。

第1件事是,大赦国际组织停止发表世界各地关于死刑的统计数字。大赦国际过去一直持续提供死刑的纪录资料,并列出个案。最后的记录在2002年发表,记录了2000年全球各国执行死刑的案件。2002年之后,大赦国际仍发布每年各国估计被判死刑而后处决的总人数,但只做到2008年,最后这1年中国被判死刑并处决的人数估计有1,718人,我们在书中也公布了这项数据。2009年或2010年的统计数字则付之阙如。大赦国际对于为何不再记录各国死刑案例及统计处决人数,没有提出任何说明。

我对于失去这方面讯息感到遗憾:大赦国际的死刑案例记录和处决人数统计,是根据媒体的报导而来。虽然不是每件处决案都被公开报导,也因此死刑案例记录和处决人数统计所得的数字,比实际行刑的总数要少,但这些数据有助于指出整体的趋势和特色。例如,从大赦国际汇整的记录和统计数字,可依不同罪行、地区和性别而有不同分项细目和数字。大赦国际应该重新恢复记录各国每年的死刑案例及处决人数的报告。

当初撰写《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时,我们还能从设在香港的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取得关于移植案件数量的有用资讯。第2个发展是,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目前已关闭公众在其网站上查阅统计总数的权限,该等资讯只对得到该网站发给登入名称和密码的人公开。

不过有些资讯一般民众仍可取得,包括通报给该系统关于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名称及地点。这份名单显示,军医院和平民医院都向该系统通报。该系统列有35所国立医院,其中9家是国立军医院,以及45家省立医院,包括11家省立军医院。

2010年8月,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副主任王海波参加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移植大会时,与我在同一个场次发表论文。我问他为什么注册系统网站要关闭一般民众查阅资料的权限,是否可以重新开放。他答覆关闭一般民众查阅的权限,是因为民众对资料的解读有误。现在任何人若想查阅,注册系统必须先知道他对这些资料有何用途,且某个程度要确定资料不会被误解。

中共当局的卫生系统负责管理4个移植注册系统,分别为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移植注册系统。其他3个注册系统都设在中国大陆,肾脏和心脏注册系统在北京,肺脏在无锡。其他3个注册系统网站的资料,也只对得到系统发给登入名称和密码的人开放查阅权限。

中共当局自英国手中接收香港时,香港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回归中国。然而,谈到开放民众自由查阅移植手术统计总数的资料,两地如今却实施同一制度。

《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的第11项为确保捐献人和受体得到匿名保护,要求移植器官来源必须透明公开,可检验。让一般民众无法查阅先前可查阅的统计数据,直接违反了这项原则。4个移植注册系统的统计数据应该公开,让民众不需申请登入名称和密码即可自由查阅。

尽管《血腥的活摘器官》出版后这些事情的发展,不足以构成我们重新审视书中数据方面结论的理由,但值得我们对这些发展表示意见。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无辜比较困难。刻意掩盖资料造成重重黑幕,则较容易遂行器官移植的罪行。我们之所以认定法轮功学员遭杀害且被牟取器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防范这类恶行发生应有的机制都不存在。这个结论如今甚至比我们书出版当时更接近实情,因为那时从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取得的公开资料,还能显示出罪行严重程度的资料,如今已不可得。

第3个发展是《血腥的活摘器官》出版后,中国成立了一个器官捐赠系统。中国卫生部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2010年3月在11个省和市成立了器官捐赠系统。该捐赠系统仅接受心脏死亡后的供体器官,而不考虑活供体或脑死供体所捐出的器官。

1年后2011年3月,《今日北京》英文周报报导:“江苏省省会南京市〔11个点之一〕没有任何人自愿捐赠器官。”南京市红十字会会员刘文华,是南京市政府派驻在5家医院的12位器官捐赠顾问之一,他表示,“过去20年来,南京市只有3个人捐赠器官。”该报导:“在其他地区也不见成效。截至上星期四为止,全国只有37人注册登记捐赠器官。”我们无从得知这37人中有多少在那1年中因死亡而确实捐赠其器官。

如果真有这些器官捐赠案例,但在统计上也没有意义,无法改变我们的结论。然而,推广器官捐赠的成效不彰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这项失败正好显示出,中共当局并没有认真去扭转民众源自文化价值观中对器官捐赠的反感。对中共当局而言,将移植器官来源从囚犯改成自愿捐赠者,并非当务之急。

第4个发展是,我们从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0年3月参加马德里世界器官捐赠与移植大会发表的演说中,瞥见了中国统计数据的概况。会议上他选择性的将4个移植注册系统中不对外公开的资料释出。他提到的历史资料与过去已知的部分相符。新的讯息则将资料更新至他演讲当时,也就是我们的书出版仅仅几个月之后。

然而,他的演讲因为内容前后不一致,不全然可信。黄洁夫在讲解幻灯片时,有1张列出过去10年来中国境内实施肾移植和肝移植的案件总数。他接着讲第2张,上面列有2003年到2009年活体与死亡供体肾移植的数据。第2张幻灯片上有活体捐赠和死亡(无心跳,NHBD)供体的总数。所以两张幻灯片都有2003年至2009年肾移植总数。这两张幻灯片列出的讯息却不一致。

第1张幻灯片上2009年的肾移植数量为6,458件,第2张却变成6,485件。这应该是数字误植。但因为我们无法查证原始数据,也就无从得知哪个数字才正确。

两张幻灯片2008年的肾移植数量都是6,274件。这项讯息很有帮助,因为这表示出我们所看的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

2007年第1张幻灯片上的肾移植数量是7,700件,第2张则是3,974件。两者差距很大,但没有任何说明。

2006年两张幻灯片的数据还是相差很多,第1张写着8,000件,第2张写3,021件。2005年情况也类似,第1张幻灯片上写8,500件,第2张则是3,441件。2004年第1张幻灯片的数字居然高达1万件,第2张却只有3,461件。2003年第1张幻灯片的数据是5,500件,第2张则是3,171件。

因为第1张幻灯片上2007年和之前的数据都是整数,而第2张幻灯片上2007年和之前的数据都是精确的数字,似乎第2张幻灯片上早先几年的数据不是总数,而是细目。第1张幻灯片看来列的是估计数字。第2张幻灯片似乎列的是肾移植通报案例的小计,这提供了建构第2张图表所需的差异性讯息。

黄洁夫的第2张图表区别出活体和死亡供体肾移植案件。关于提供的肾移植讯息并未区别活体捐赠和死亡供体来源,因此无法用于建构这张图表。因此,这类讯息推估为被搁置一旁。

提醒各位,黄洁夫对这点只字不提。他轻率地提出互相矛盾的讯息却不加以解释,并隐瞒一般大众他制成图表所根据的数据组(thedatasets)的内容。

如果这个分析正确,那么第1张图表总计数字较大,是比较好的数据。总计数字越大,越需要解释移植器官的来源为何。2004年移植案例所需的1万颗肾和2,265个肝到底从哪里来?绝不是来自活体器官捐赠者。

黄洁夫提出的另1张图表对比了活体捐赠和死亡供体肝移植的案件量。该图表显示,从2007年起有重要的活体捐赠来源。2007年来自活体捐赠的肝移植案例占23.5%,2008年19.1%,2009年13.6%。但2004年活体捐赠只占器官捐赠总数的0.4%。

黄洁夫没有活体捐赠和死亡供体肾移植的对照数。我怀疑是因为数字并不好看。近年来肾移植手术的数量是肝移植的3倍,甚至更多。最可能的假设是肾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就像肝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一样,无论哪一年都是固定的数目。那意思是就百分比来看,肾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的比例是肝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的三分之一或更少。

根据黄洁夫所言,活体器官捐赠是捐给“有亲属关系或家族内的亲人”。以中国拙劣的器官捐赠系统来看,这点不令人意外。说服亲属捐器官给需要器官移植的家庭成员,是抗衡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捐赠器官感到反感的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在中国似乎收到明显的成效。这显示有关当局如果确实推行其他方法或技巧,也会收效。

黄洁夫在演讲中谈到器官移植刚开始时毫无规范。他不是真的这么说,但他给人留下的整体印象是,当时任何一家医院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器官移植这个领域,想为谁做器官移植就为谁做,并从任何他们可得的来源取得器官。很明显这种系统不会拿出可靠的统计资料,任何关于数量的讯息都只是推估罢了。

一项2007年5月1日开始生效的法律中规定,只有登记有案的医院才能进行移植手术。该条例为医疗院所设立了登记系统。我们看到的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应该来自这些登记有案的医疗院所,这也是为什么两张幻灯片中,2008年和2009年的资料都是精确的数字。从2009年起,未符合规范的医疗院所提出的估计数目就不需要了。

第5个发展是有关死刑程序的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2011年1月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未来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死刑案将遭到推翻。法官说此举是为了减少死刑,并迫使地方法院更彻底地调查证据。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修订刑法,将死刑犯人数从68降至55人。另一项变更是,今后审判时已满75岁的人将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杀人者除外。这项刑法修正案于5月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SPC)在2011年5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死刑应只适用于“极少数严重犯罪的罪犯”。中国法院对于不是必须立即行刑的死刑犯,均依法宣告缓执行二年;死刑的缓刑期应以法定范围最长年限来判处。

中国死刑犯人数减少的情形是延续先前的趋势。之前,最重大的发展是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规定,所有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光是这项变革估计将被判死刑的人数减少了30%到40%。

理论上从人权的观点来看,死刑犯减少是个好消息。但如果死刑犯减少,导致更多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杀害,那么这个消息就不再是好消息了。当死刑犯数量减少和活体器官移植捐赠案例增加同时发生时,活体器官捐赠移植的案例增加的数目,远不及死刑犯估计减少的数量。

第6个发展是《血腥的活摘器官》出版后,出现了伊森‧葛特曼和贾亚‧吉布森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研究发布于2010年6月,其中揭露中共当局虐杀无辜牟取器官的对象,已从法轮功学员延伸至藏人、东方闪电派基督徒和维吾尔人。他们在访谈了逃出看守所而后逃出中国的各受害族群生还者后,获得到这个讯息。那些受访者告诉他们,在关押期间被做过血液检验和器官检查,类似于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情形。

这个现象意指,我们不能将移植数量和死刑犯人数之间的差异,只解释成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杀害的人数。部分移植器官的来源是其他的受害族群。

第7个发展是,美国医学会期刊(JAMA)在2011年7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器官移植的规范:艰难探索和缓慢进展〉的评论,可谓是中共当局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文宣;该文的作者是中共人民解放军第309医院的石炳毅和陈立平。这篇文章有违医学伦理。

世界移植医学学会伦理委员会在对中国器官移植计划的政策声明中指出,“发表的研究中所用的病患资料或受体的样本,若取自从死刑犯是不可被接受的。”《肝移植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副编辑群写道,他们“已做出决定,投稿本期刊有关临床肝移植手术结果的论文原文,应明确声明该研究不以死刑犯和接受付费的器官捐赠者作为器官供体。”上述评论的发表,已违反这些专业规范的精神。

更有甚者,该评论作者之一石炳毅,过去就活摘器官一事曾有依照中共当局指示而发言的记录,即便因此与他自己先前的言论产生抵触。石医生在2006年3月《健康报》上刊登的一篇报导中表示,到2005年为止大约共有9万例移植手术。该报导部分翻译如下:

石教授说过去10年内,中国境内器官移植成长迅速,不同种类移植手术施行范围很广,包括肾、肝、心、胰、肺、骨髓和眼角膜等。截至2005年总共有约九万件移植案例,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

大卫乔高和我在《血腥的活摘器官》中,引述了这个总数和这篇报导。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员曼弗雷德.诺瓦克部分根据我们的报告和那篇石炳毅的报导,曾要求中共当局解释,器官移植案例数与已知的供体数目之间的落差问题。中国政府在2007年3月19日以信件回覆诺瓦克。诺瓦克教授将该回函刊登于2008年2月19日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回函中提到:“石炳毅教授明白澄清他从未发表此项言论或提供这类数据,所有这些宣称和相关数据纯属虚构。”

石炳毅后来在香港凤凰卫视制作的记录片中接受访问。影片中石炳毅对着镜头说出中共当局答覆诺瓦克时所用的说辞,表示根本没有说过我们所引用的他给《健康报》的数据。他身穿军服,也许提醒我们不该把他说的话当真,他只不过是听命行事。他在影片中说:“我没有发表过那种言论,因为我对这些数据不了解,我从未针对这个主题详细调查哪一年有多少移植手术案例。所以我拿不出任何数据。因此我不可能说过那些话。”

然而,当初《健康报》网上真正的那篇报导,到2008年6月还保留在原来的中文网站上,不过在那之后就被撤掉了。在石炳毅否认曾经说过该数据的当时,这则讯息的原始来源还在中国境内可透过网路取得。

因此我们面对美国医学期刊上的这篇评论,必须抱着反感且保持怀疑。不过评论里确实有些资料与其他资料相符。

这篇评论指出,(心死后)器官捐赠系统成立并在11个城市成立之后,“超过200位民众”自愿捐赠器官,但“只有63人在2011年5月底前得以捐出器官”。还不论其他内容,就说作者提及只有63位“得以”在某个特定期间内死亡,这难道不是很怪异的叙述方式吗?我认为只有彻头彻尾的中国共产党员,才会把活下来说成是一种无能。不过,该评论确实证实,移植器官源自器官捐赠系统的数量很少、无足轻重这一点。

证实这点对我们的论证有何影响?我们41,500这个数字是从比较法轮功遭到镇压前后的情况,器官移植案例数的变化得出的。最可信赖的死刑统计资料来自大赦国际。尽管大赦国际的资料因为只根据媒体报导来统计,几乎一定是低估的数字,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即使不是确切的年度总数,还是能准确呈现出多年来的趋势。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多年来年平均死刑处决人数,在镇压法轮功前后仍保持稳定。这样一来法轮功镇压开始前后器官移植案例数的变化,便可以合理归因于法轮功学员被当作移植器官来源。

另一个李姓(音译)研究员采用的方法,是以死刑犯处决人数的最大估计值为准,进行后续的推论。他所指的最大估计值是2004年发布的1万件移植案例。2004年这个中国每年有1万例的说法是来自于中共全国人大会重庆人大代表陈中林,他和其他人士力促最高人民法院应覆核所有死刑案件,这项变革最后于2007年完成。

陈中林明确指出他估计的人数不是官方数据,是根据列表推算而来。换句话说,他以高估计值来支持他所倡议的改革。无论如何,就算我们姑且相信陈中林的估计数,他倡议的死刑覆核制度时处决人数已降至7000人,死刑犯处决的人数至少减少30%。

由于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处决的人数,另一个作法是试着推算出能用以支持器官移植案件数量的处决人数,这个数据我们有。处基于众多原因,处决人数必定是器官移植案件量的数倍之多。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缺乏全国性的器官移植分配系统。每个医疗院所各自和监狱联系,自行安排取得供体。在中国存在相当程度的供体浪费的情形。

第二个原因是,从同一个供体同时移植数个器官,不符合受体(病患)所获得的讯息。在全世界中国以外的地方,病人必须等待器官捐赠者。但在中国,供体等着病患上门。只要病患一准备好,供体就会被杀害以牟取其器官。

由于等待器官移植时间短,以及全国性移植器官分配系统付之阙如,从同一个供体取得多个器官,需要受体(病患)的协调。但在我们与受体进行的访谈中,并未发现这样的协调存在。

第三个原因与中共当局声称供体自愿捐赠器官有关。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供体同意捐赠,让我们暂且相信中共当局的说法,那些死刑犯确实同意捐出器官作为移植之用。然后再回头考虑,全中国器官捐赠系统在成立一年后以失败告终的事实。

如前所述,报纸报导11个城市一年内,只有37人自愿捐赠器官。美国医学会期刊上刊登的那篇评论也提到,到2011年5月为止约有200人同意捐赠器官。中国民众自愿捐赠器官的比例偏低,是因为传统文化价值观对捐赠器官有反感。然而,中国的死刑犯和其他一般民众都来自相同的文化背景,同样对捐赠器官抱持反感。没有理由相信死刑犯若能自由决定是否捐赠器官,自愿捐赠的比例会与监狱外一般民众自愿捐赠的比例有任何差别。

因此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死刑犯同意捐赠器官的人数,与监狱外一般民众自愿捐赠的人数一样少,在统计上不足为道。死刑犯自愿捐赠器官供移植之用的说法是谎言,是中共又一项造假文宣。

监狱的环境和执行死刑前的情况,可能促使死刑犯同意捐赠器官,做出他在其它情况下不会做的决定。然而,死刑犯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高出非囚犯的民众,是肇因于监狱高压的环境因素而非死刑犯真正的意愿。

同理,尽管监狱高压强制性的环境,可能使死刑犯表面上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高于一般民众,但若推断这种表面同意的比例会达到100%,却不可信,尤其是考量非囚犯的一般民众几乎完全不愿意捐赠器官的前提。即使在监狱的气氛下,依照中国文化传统对捐赠器官的反感来判断,还是有很高比例的囚犯,甚至不愿给予表面同意。

处决人数必定是数倍于器官移植案例的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罪犯在被判死刑后,在7日以内会交付执行。诉讼法规定死刑得以注射或枪决行刑。

乔高和我赞与病患进行的访谈时得知,如果器官供体是被判死刑而后处决的囚犯,7天期限的规定并没有被确实遵守。因为若被确实遵守,病患最早在7天前会接到通知有可供移植的器官,而且也会被告知在某个明确的日期器官可备妥。

但没有人告诉病患这些事。他们被告知,医院网站的广告上写,随时都有器官,只要病患方便的时候就行。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7天之内要执行死刑的规定,即使没有普遍被遵守,也应该常常被遵行。意思是许多被判死刑而后处决的囚犯,并非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

即便像中国非法治、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自由媒体,而且打压人权自由斗士的国家,还是存在某种有法律制度的推断。然而,贪腐会削弱这种推断,但也不至于完全取代。

就死刑犯而言,搞贪腐的人有可能想忽略7天期限的规定,因为器官移植手术能带来金钱收益。然而,可以合理的推断至少有一些中共官员并不搞贪腐败。

处决人数必定是器官移植案例数好几倍的第五个原因是,处决的形式。直到2006年,大多数死刑犯仍以枪决方式处决。2006年《今日美国报》一篇报导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及死刑专家刘仁文的话指出,“大多数死刑现今仍采用枪决执行……但近年来采用注射死刑的案例已逐渐增加,可望达到40%。”

到了2008年1月,以枪决方式处决的情况还是很普遍。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1月时向《中国日报》宣布,中共当局将扩大注射死刑的使用以代替枪决。

人一旦被射杀身亡,器官立刻开始败坏。如果立刻取出器官,移植器官可从被射杀的供体取得。虽然注射的药物会污染器官,但能让医生有充裕的时间摘取器官。除了中共当局开始施行移植手术那段期间之外,我们所知的轶事证据大部分都显示,器官移植供体都是注射死亡而非枪决身亡。由于死亡后器官立即开始败坏,而且医院无法组织相关人员就地摘取器官,因此许多枪决的供体不是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

第六个原因是,捐赠者与接受捐赠者之间的血型必须相容,最好组织型也符合。不是每位捐赠者都能成为每个病患的供体。在ABO血型系统中有4种血型——A型、B型、AB型和O型。在RH血型系统中有2种血型,即RH阳性和RH阴性。ABO血型系统在中国人口中的分布比例为A型占27%,B型26%,AB型12%和O型35%。RH血型系统在中国人口中的分布比例为RH阳性占99.67%,RH阴性占0.33%。

对中国国内的受体来说,病患血型分布与囚犯的血型要相合;对器官移植观光客而言,血型分布取决于提供器官移植的业者。

不过,每个受体都需要一群囚犯,在统计上才可能出现合适的配对。如果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血型是AB型RH阴性,则需要超过1,200位囚犯才可能配对成功。此外,由于是在当地取得器官,每个和当地医院有关系的看守所必须自己有一批等待处决的死刑犯,自己的器官供体库。中国境内所有主要的监狱任何时间都有数百位被判死刑等待处决的囚犯,这与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不符。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专诺瓦克在2005年11月到中国进行调查时,发现一审被判死刑的囚犯在等待上诉,没有任何被判死刑的囚犯在等待执刑。当他要求会见正等待执刑的死刑犯,他被告知没有这种囚犯,因为所有获判死刑确定的死刑犯都已立即处决。

处决人数必定是器官移植案例数好几倍的第七个原因是,器官捐赠者患有血液疾病,不适合进行移植。这类血液疾病最普遍的是B型肝炎,这是中国的流行病。有研究估计50%至60%的中国人带有B型肝炎标记。另一项针对4个中国城市进行的研究发现,B型肝炎感染率高达62.6%。

如果只看最后这个原因,每100位接受器官移植者就需要267位囚犯才能配对成功。如果加入其他因素综合来看,两者比例大约是10比1。也就是说,一年1万件器官移植案例,若单从被判死刑而后处决的死刑犯身上取得器官,一年等于需要处决约10万名死刑犯才足够供应。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活体器官捐赠者有增加的情形。这个供需帐目的另一面是死刑的发展,目前处决人数已大幅减少。

追根究柢,要满足当前中国器官移植业对器官的庞大需求所需处决的死刑犯人数,与所有估计中国死刑处决的总人数,以及中共当局死刑处决程序的规定,显然都不一致,以至于移植所需的器官必须从死刑犯以外的来源取得。其他来源是什么?

伊森‧葛特曼和嘉亚‧吉布森指名其他来源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和东方闪电派基督徒,但这些受害族群加起来也不可能达到所需的数量。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被关押在中国境内特定的地理位置,并非遍布中国各地。东方闪电派基督徒所经受的,无论是遭到关押的人数比例或被无所不用其极诽谤诬衊的程度,远远不及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法轮功学员仍是中国境内器官移植所需大量供体的最可能的来源。

在这个脉络下所有数据只是猜测。无论是否正确,我推估中国一年1万例移植中,1千例供体来自死刑犯,500例是活体器官捐赠者捐给自己的亲属,500例来自西藏人、维吾尔人和东方闪电派基督徒,其余8千例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

尽管我这样猜测,证明这些数据的责任并不在我,而在中国政府,它必须提供统计数据。目前的情况是除了从处决的死刑犯身上取得器官外,可假定还存在其它罪行。

器官移植的来源取得的过程必须透明公开且,并得以追踪。中国政府承认主要从囚犯身上取得移植所需的器官。那么中共当局不公开数据是在试图隐瞒什么呢?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是,它试图隐瞒为了牟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而杀害他们的罪行。(全篇完)

(译者朱鼎诗、吴育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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