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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我所见证的“六四”(第二集)



【新唐人2004年3月3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导)六月四日是“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 十五年前的这一天, 在中国北京, 人民子弟兵奉命对和平抗争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 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 十五年来中国官方一直竭力掩盖事实真相, 拒绝承认镇压和屠杀。 然而墨写的谎言难以掩盖血写的事实。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高文谦先生将以他的亲身经历, 为六四作证。

【高文谦】 我们家住在宽街,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我们都有意识的骑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那儿绕一圈。 到六月三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时候气氛已经不对了。 六月三号就在六部口那儿已经有一辆军车给截住了, 还有一辆卡车也被围住了, 那卡车后来不是在电视镜头上全都有嘛。 有的人站在上面, 把钢盔, 刺刀展览。 而且我当时我已经感觉到, 他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放到那块儿, 就是在制造一种口实。 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我又跑到六部口再看, 我第一次看到流血了。 就是从中南海的西南角有个边门, 一大堆武警拿着棍子, 三角铁朝人那就打, 最后把那一车东西都给抢回去了。

我的岳父家就住在北京饭店的后面的红霞公寓里面, 就是在南河沿的把口那儿, 所以我们吃完饭之后呢, 我跟我的妻子又到这个广场上来看, 那个时候我已经真是闻到血腥味儿了。 我当时真想留在广场, 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现代史的这一页, 将是铭心刻骨的, 我希望作历史的见证人。 我妻子不愿意让我冒这个险, 千劝万劝, 我就是不听。 不行。 最后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让我在当时那么一种激昂的,昂奋的, 说不清的一种情绪下冷静下来了。 我妻子说: 你是研究历史的, 你可以有你更大的作用。 你死在广场上你的作用就没有发挥。 听了这话之后, 我一想这话也有道理, 我说: 那好吧, 我就回家去。

我当时心情呢, 虽然一方面我同意我妻子说的, 我回去。 但我心里非常之内疚。 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人们纷纷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 往天安门广场骑, 而我是由南向北往, 往相反的方向骑。 当时骑车的时候, 我自己我都觉得擡不起头来, 内心上就是有那么一种自责。 觉得这种时候人家到天安门广场去, 我要回到自己的家去, 我就是怀着这么一个心情回到家到家里边。 回到家以后, 我就把电视打开了, 连篇的北京市政府的通告, 要求市民呆在里边, 这时我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是必然动手无疑了。 接下来的话, 那当然是老百姓的血肉之躯, 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坦克车和冲锋枪呢。

到了六月四号天亮之后, 美国之音已经报道了学生已经从广场撤离了, 我当时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去。 离沙滩儿路口还有三四十米这么远, 正在这时候几辆军车开得飞快, 哗, 开过来。车上当兵的就往车底下扔了两颗催泪瓦斯, 非常闷的声音就炸开了, 然后就是一梭子子弹。 然后这当兵的还哈哈大笑。 就是那一下子, 两个人, 一个人的腿就被穿了, 还有一个人是侧着把肩膀给穿了。 我当时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那么一种感觉, 但是我还想往前骑, 这时候我看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个大学生, 一边骑呀一边哭, 有人就围着他问, 那边情况怎么样? 他就下来, 泣不成声说: 中国完了, 中国完了, 没希望了。 还一个人 是护士长, 刚忙了一晚上回来, 她的那个白大褂下边这都是血。 太惨了, 太惨了, 真是没想到啊, 别的什么也不说。

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一幕发生了, 而且发生的比我原来所想的还血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天安门镇压, 无非就是工人民兵用棍棒, 把这人们给打散了就算了。这个可好, 我在沙滩那儿, 就已经是机关枪朝着人就扫啊。

说着话我就到了南河沿口儿了, 西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正面就是公安部大门, 我当时印象是最里面是一排坦克车, 已经就是把广场的口给封上了, 然后呢坦克车前面是一排端着冲锋枪的士兵, 端着枪这排士兵前面是一批拿着三角铁的士兵, 距离封锁线七八百米开外是一帮市民, 冲着他们喊: 打倒法西斯,李鹏政府杀人。 就在这时候, 从东面开来两辆面包车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因为它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必须先要经过市民这群人, 然后才能进入到广场里面去, 市民就把它们两个面包车就给拦下来了, 问你们干什么去? 两个面包车的其中的第一个司机就说: 我们到广场去给戒严部队送汽水和面包。 这帮市民一听就火了, 他们还吃面包, 还喝汽水。 结果拉下来就把司机一通揍, 结果第二辆车乘着这个乱乎劲儿, 一个拐弯一下就冲过去了。 这边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呢, 那边我就听见哒哒哒, 哒哒哒,枪声响了。 我们一看不好, 哗一下又都散了, 从广场往南河沿儿里边跑, 我们几个跑得比较快的就到了欧美同学会。 我们想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去,但传达室这个老大爷死活不让这帮人进。 他说:你们可千万别进来呀, 你们要进来, 他们会追进来杀你们的, 这个我可担待不起, 你可千万别进来呀。 这时候有那么一个人四十二军的复员兵, 他一口东北话, 他说: 大爷啊, 你如果不让我们进来的话, 我们都死在你这个欧美同学会这门口儿,这一辈子你心里也不得安生。 大爷一听这话也是啊, 就说: 你们赶紧进来 , 你们赶紧进来吧。 就开门儿让我们进去了。 我们就蹲在欧美同学会的这个门洞里面, 然后就听见街上继续有枪声, 哒哒哒 , 哒哒哒。 我当时听声音判断, 他已经不是在天安门那块儿了,而是拐到了南河沿的衚衕里, 追着进来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就看到, 就那一阵子打死了四个人。 这是我亲眼看见, 就在天安门广场, 在公安部门口, 共和国士兵, 用老百姓劳动所制造出来的子弹来杀自己的人民

六月四号那天上午我们心情都很沈重, 包括像我岳父他们这样共产党的老干部当时也觉得怎么能这样做呢? 后来我妻子说她要给家里买点菜去。 她下去了没有多一会儿, 街面儿上就响起枪声了, 哒哒哒, 哒哒哒。 每打一声我的心就咯噔一下子。 后来我岳父叫我赶紧到外面去找我妻子去。 我一看不好, 我赶紧到街上去了。 我一到街上就发现, 戒严部队三个人一组, 三个人站在马路这边, 三个人站在马路那一边。 端着枪, 一边往前走,一边开枪。 我们一看情况不好, 就不敢再在南河沿儿走了, 我们就躲到南河沿儿边上,皇城根的小胡同里面去了, 我们就蹲在墙根底下。 这时候巧了, 跟我蹲一块的是一个凳平板车的一个老大爷, 这大爷就自言自语地说: 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 都没有这么杀人呐, 真是伤天害理啊。 他看我一眼,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会不会去告发他去, 但是他讲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就是当年日本人进北京都没有这么样的大开杀戒。

你要真是说从六四镇压我看到的这么有限的几个场面, 那你想一想,至于说天安门广场死没死人, 什么什么地方死没死人, 那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林丹】您为一个历史学者, 您能不能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历史为我们分析一下, 六四血案是一个必然发生的, 还是一个偶然事件?

【高文谦】当然啦, 这个必然跟偶然这两者有的时候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有的时候的很多必然性的东西, 是通过偶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认为从必然性来讲, 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肯放弃权力, 任何一个老百姓,哪怕是善意的, 希望共产党在政治上有所进步, 有所变化, 更能够反映民意, 都被认为是企图否定共产党。

六四最后是以这么一个血腥的一面给了结, 虽然我自己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 也有预感, 但是最后这个局面这么惨烈, 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为什么我思想上有所准备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毕竟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 和建国以后的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 他怎么样子对待自己的人民。 从镇反, 肃反,到反右, 到文革, 这一幕幕的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觉得非常奇怪。 但我觉得经过文革之后, 共产党应该从文革的惨痛的教训中吸取这教训了, 不能再重蹈覆彻了。 但是恰恰相反,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是这个制度的符号, 他要为这个制度来?话。 而这个制度决定了他最终要走向这一步。 为什么? 就是本质上他不想放弃这个权力, 用陈云的话讲: “我们这个共和国是两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不能够在我们手里这么一朝一夕就给它丢掉”。 天下就是姓共产党的, 就是王震讲的话, “这茅坑是老子挖的, 你别人谁也别想占”。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共产党最后没有完成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始终还是这么一个逻辑: 打天下要坐天下。 中共现存的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万恶之源, 必须下大力气改革。

【林丹】那您认为共产党自身能够完成这种变革吗?

【高文谦】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乐观。

【林丹】有舆论说, 如果当年学生见好就收, 撤离广场就不会发生这个流血事件, 您对这个看法怎么评价呢?

【高文谦】可能不会发生这么惨烈, 但是所有的秋后算账一样也不会少, 一样也不会少。

【林丹】历史以它沈重的笔墨,记载了“六四”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悲剧。 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新中国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惊异地发现, 五十多年来, 我们民族的悲剧从没间断。 从镇反, 肃反, 到反右, 从十年文革, 六四血案, 到镇压法轮功,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 都与一个个悲剧相联。 当文革过后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文革的发生?当六四过后人们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六四的发生?也许您当年的答案并不悲观, 那么您今天的答案呢?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历史学者高文谦先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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