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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我所见证的“六四”(第一集)



【新唐人2004年6月1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 十五年前发生在中国北京规模空前的公民示威, 在坦克, 枪弹和鲜血中结束,中国官方把它称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十五年后的今天,面对为”六四”平反正名的呼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把这场震惊世界的屠杀称为是 “一场严重的政治动荡”。 时间似乎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然而“六四”这一难以愈合的伤口。 并不仅仅是遇难者家属的痛, 更是中共的痛, 也是我们民族的痛。 在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之际, 《透视中国》节目推出纪念”六四”专题节目, 让我们“回顾六四, 反思历史, 拒绝遗忘”。

【林丹】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 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 十五年前曾因起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 要求肯定学生运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而遭到撤职的处分。 他以一个曾是中共体制内学者的独特视角, 见证了”六四”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高文谦先生将和一起回顾一下“六四”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高文谦】六四发生的原因, 可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 它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后 中国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各种矛盾集中的一次爆发。 一九七八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它确定了中国的改革的方针, 即把这个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 在思想领域又不断的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 反对自由化这些运动。 虽然中共自己在总结文革历史经验教训时候说, 以后再不搞运动了, 但实际上这句话根本没兑现。 八二年的清除精神污染, 八四年 八五年的反自由化, 到了八七年最后把中共的縂书记胡耀邦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撤销他的职务。 当时给他加的罪名是支援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自由化不力。 那么具体讲就是胡耀邦在处理八六年学潮的时候, 手太软弱。用邓小平的话叫软弱涣散。

【林丹】那八六年的学潮是怎么囘事呢?

【高文谦】当时中国十年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这是一种跛脚鸭式的改革, 经济改革这条腿长, 政治改革这条腿跟不上, 不能够弥补经济改革中的不足。 相反使得腐败的问题, 使得社会不公的问题, 使得党内民主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学生就是希望国家能够走上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 这条道路需要有制度来保证。

【林丹】是什么样的原因, 直接的原因, 学生开始冲出校门走向街头了呢?

【高文谦】六四的发生的导火索是胡耀邦之死, 最先走上街头的是学生, 学生为什么要走上街头? 他们就是觉得对胡耀邦这么冤死感到忿忿不平。

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的。 在此之后天安门广场就不断的象滚雪球一样, 不断的有送花圈的, 贴标语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山雨欲来, 风满楼”。因为我当时在体制内, 我看到很多《简报》, 新华社的《动态清样》报道说, 有一小撮坏人在挑动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

学生到新华门前去请愿, 要求给胡燿邦平反。 四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胡的追悼会, 学生们是头一天晚上就已经赶到广场去参与悼念胡燿邦。 学生们派代表到上面去跪着, 递交请愿书。 这场面我都看到了。

【林丹】为什么这场学生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个广泛的支援呢?

【高文谦】八八年的时候, 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进行物价闯关, 结果引起物价飞涨。 这就形成了社会的一个广泛的不满。 那个时候买什么, 甚至于手纸都没有地方去买去, 什么东西都一抢而光。 有很多人一辈子攒的钱,两千多块钱, 最后物价那么一上涨之后, 两千块钱在银行里已经不值什么钱了。 这是他一辈子的血汗钱。

【林丹】那什么叫物价闯关呢?

【高文谦】原来中国大陆的物价是由国家来控制, 现在就是要让它归还市场, 由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 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有步骤的, 但是那个时候走得过猛, 也伤害到了老百姓的切身的利益。

那时候有很多人走到天安门广场去, 但是每个人走到天安门广场的具体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但是縂的看呢, 它是个历史的合力。 这个合力有政治的因素, 有经济的因素, 有党内民主的问题, 有真是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担忧, 种种的因素搅在一起, 发生这么一场巨变。

【林丹】 我们看到六四的时候好像走上街头的人不仅仅是学生, 很多的国家干部也走上了街头, 支援学生运动。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高文谦】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在后来清查的时候, 开我批判会的时候, 有人就给我上纲了,说我这是从背后捅了中央一刀子, 哪有共产党的干部上街反对共产党的。

我是这么看的。 共产党实际上, 他跟整个社会民众的脉搏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共产党的干部同情和声援学生, 这恰恰説明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的党心和民意的向背。

民心可用, 民气可用,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不能够利用这么一个机会, 把原来阻力重重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前推一步, 相反的是一个顶牛, 最核心的就是邓的四月二十五号的讲话。 邓在讲话中就公开提出来, 不怕流血, 不要怕什么国际上什么舆论, 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方针办。 这话里面已经是露出杀气了

第二天, 根据邓的四二五讲话就起草了一篇 “四二六社论”。 “四二六社论”就给学生定了性, 说这是一场动乱, 学生们就不干了, 所以才有一个 “四二七”大游行。

四月二十七号大游行的时候, 当游行队伍要从中关村的当时武警, 公安设的几道封锁线冲出来的时候, 那真是一股洪流啊。 我当时就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 我看到清华大学的队伍,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 他们擧着一个白颜色的一个条幅, 条幅上写着: “跪久了, 站起来遛遛”。 当时我一看这几个字, 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我就掉下来了。 因为我是搞历史的, 我知道中国在这几十年的的风风雨雨中, 中国知识分子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 用毛的话说呢, 知识分子是附在工农这张皮上的, 换句话说呢, 你必须要聼我的呵儿, 你不聼呵儿的话呢, 就没你的饭吃。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建国以后实际上是十分悲惨的, 一直是在给党, 实际又是给毛一个人在下跪。 “跪久了, 站起来遛遛”, 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 但是这里面的是五味俱全。

再往下呢, 双方就准备要对话。 但是说句实在话, 依我来看呢, 从我当时心情上讲呢, 我一方面同情支援学生, 我知道中国真要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 学生这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是非常合理的。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知道中国毕竟太大, 历史的积怨又太深, 不能够操之过急。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双方的事情赶紧了了之后呢, 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动力利用起来, 利用这个民心把改革往前推, 这对中国来説是非常之有利的。 但最后的发展呢却恰恰相反。 导火索就在五月十三号的绝食。 这是用生命来为一个政治的诉求抗争, 这一下子就是学生把自己的命就摆到上面去了, 那就等于是要逼着政府做出让步。

五月十八号李鹏和学生代表开始进行对话, 但是双方谈得是不欢而散, 双方谁也不让步。 而实际上内部 “八老”已经在开会了, 已经确定赵紫阳下台。 所以到了五月十九号的时候, 在总后礼堂就开了党政军大会, 宣布戒严。 原来以为大概是比较快的就可以控制局面, 但实际上戒严之后整个北京市的市民就动员起来了, 所以各路的军车统统进不了城。 最后他们只好化整为零, 穿着便衣, 走地道, 各种渠道往天安门走。 所以大家看得已经非常清楚了, 最后的这么一场摊牌已经势不可免了。

【林丹】六四以后各单位都有一个清查, 那在这清查的过程中您的是什么样的境遇呢?

【高文谦】我是机关里面被审查的重点,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我当时和其他人一块儿带领机关干部到街上去。 第二点, 是説关于我起草了一封公开信, 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内容就是要肯定学生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而且我们曾经还有类似这种话, “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 大义灭亲”。 中直机关互相之间都是串着的, 我们这封公开信后来就被人贴到中组部的报栏里面去了, 后来在清查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成为中组部的一件大案了。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具体的所指, 就是当时作为一个普通党员, 希望共产党能够肩负起历史的这么一个责任, 反映民心, 整治腐败,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六四之后我就把我自己関起门来“闭门思过”, 这个“过”是加引号的过, 不是过失的过。我自认为在六四中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过”是过去的过, 反省自己的角色, 过去在文献研究室作为一名官方的御用学者, 给官方写史, 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把自己所看到的所有情况都真实的都给写出来。 那么我从那时候开始起, 我就萌下了这么个愿望, 就是: 不再做御用学者要写一本真正忠实于历史的书。 尽管我的父母包括我本人跟共产党曾经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到这个时候缘分已经尽了。

【林丹】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长达近两个月的天安门抗争活动, 在人民军队的武力镇压下结束。 中国官方称它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而国际媒体称其为“六四大屠杀”, 那么究竟是“平息暴乱”, 还是“血腥屠杀”呢?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高文谦先生将以他在的亲身经历, 为六四作证。 请您注意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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