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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荒诞离奇的“富农”之说

  我们家原本就是贫下中农行列中的一员,关于我家所谓“富农”的由来,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西关北街将“富农”户籍介绍到杨庄子村的,这种说法当然最先出自泡制“富农”的杨庄子村干部那里。现在经多方面走访和查证知情人,这种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家临时住那里,种地还是要回杨庄子村,在那之前父亲还在村里原住址附近的荒野里种下了几百棵树,在西关北街栖人篱下的生活中怎么就成“富农”了?而且父亲和知情人都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地主、富农出身的可以参加八路军,而到了1947年原定县解放后进行了土改,我们被定为中农,而富农出身的就已经不能参加解放军了。所以那种说法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至于它想掩盖什么,因后文还会有详尽的讲述,在这里暂且不提。

  我依然健在的父亲和我生前的母亲所掌握的真实情况与后来得到众多知情人证实的历史真相是一致的。

  按多数知情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杨庄子村治保主任与我的爷爷曾有旧怨,当我们家在1956年从西关北街搬回来后,爷爷空着手去找人家弄户籍,没拿上烟酒什么的,人家很不高兴再加上本来就有旧怨,于是为了出气就伙同原杨庄子村党支部书记黄立虎给偷偷地弄成了“富农”。另外更多人的说法是没拿烟酒以及有旧怨是一方面的原因,那个治保主任所在的杨庄子村第五生产队没有富农,于是 村治保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出于政治目的凑“富农”的名额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村干部偷偷给我家弄成“富农”的时间正是在1956年。我奶奶早在1952年就因病去世了,我爷爷也在1962年病故,所以两位老人有幸没有赶上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迫害。

  另外,这里根据知情人透露的内幕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当年制造“富农”的村治保主任与村党支部书记是把兄弟,而书记知道那样做对一个革命家庭所带来不良后果的严重性,所以曾劝阻治保主任打消那种有点丧尽天良的念头,但治保主任为了发泄对我爷爷的不满情绪,最终还是在杨庄子户籍上把我们弄成了“富农”,而到最后村党支部书记也不得不与治保主任同流合污了,并制定出一旦被人发现就说“富农”的户籍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

  凑“富农”的名额是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在中共掌握政权的最初阶段,这同样是在专制政体下的权力失衡导致的众多无辜人民受害的恶劣结果中的一个范例。这与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继续保持的专制政体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两样,为达某种政治目的,其结果都是让大量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的狱友黄中国只是个不识几个字的中国农民,却被国民党当做中共“匪谍”杀掉就是个可悲可叹的缩影。以下是《李敖和他的女人们》一书中的片段:

  黄中国死后,同牢的李国龙问李敖:“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怎么不知道?只不过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些假匪谍来充数了。”

  由此可见,在1949年以后那个长达近30年的黑暗岁月里,大陆的中共政权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都同样采取了打压民主与自由的进步力量,其所做所为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台湾的国民党所打击的范围和危害程度没有共产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范围更广、更凶猛。

  当年扣“富农”帽子的那两个村干部已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相继离世,不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给我家扣上“富农”帽子的,这对于长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都显得不是那么十分重要。

  然而,强加的“富农”给我的全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损失和巨大的精神打击,虽然经过多年不断的申诉,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平反就更别说得到补偿和安抚。原因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因为我们始终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是属于中国社会小人物的行列,由于人微言轻,在专制政体下我们就可以被随意的忽略甚至当做任人宰杀的羔羊。这与我们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最近一百多年里深受外国烈强的欺凌似乎有着相同的一面。真可谓国弱被人欺,家弱人难依啊!

  四川特大地震是可怕的天灾,但针对我们而言人祸似乎比天灾更要可怕不知多少倍,因为天灾无情,人有情。除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具体实施,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会申出援手、献出一份爱心,我本人也率先通过互联网为灾区2次捐款,随后参加了杨庄子社区组织的募捐活动,以绽放人性的光辉。还有来自全国的心理医生和志愿者来抚平孩子们心理上的创伤。

  我们50年来所遭遇的一切不但是人祸无情,而且制造人祸和解决人祸那些人更加无情,用惨无人道这个词也并无过分之处。人祸给我们两代人带来的灾难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只能由自己来默默地承受,而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击报复而加害我们的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长达40多年时间里始终也没有良心的发现,更没有道歉的任何表示,就更别说忏悔。

  1980年拨乱反正时期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也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同流合污了,在之后杨庄子就进入了庞大的家族统治时期。不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的愿望化为泡影,甚至张玉春最初还向我们发出威胁的信号,之后是村干部继续掩盖历史的真相,用谎言对我们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内心世界不断地造成新的伤害。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人之初,性本善,从另一种意义上可以假设在原始社会中,人们还不具备爱与恨这个对立的思维模式。但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不同的人们怎样对待和感受生活中的爱与恨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维与认知问题,它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系列值得声讨或值得弘扬的社会现象,而超越了人类道德水准层面上的爱与恨同样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中似乎认识到爱与恨这个对立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和世界观领域里所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客观与公正,理性与宽容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所具备的一种有益的心态,它无疑会给人们创造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在爱与恨这个问题上坚持主观与贪婪,感性与狭隘心态的少数人有可能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公敌,继而才会发生不公平的社会现像,同时也就有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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