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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感恩——我的祖国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东方红》中的这句歌词真实表达了当时处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中国人民的心声。孙中山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正是因为腐败的蒋介石政权表面上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违背三民主义原则的勾当,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推行独裁专制统治,由此全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已经证明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它得到了占全国绝大多数劳苦大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同样是共产党的光辉指引着我父亲在1947年走上了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参军报国的道路,而共产党后来所推行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一系列让人感动的原则也不断地照亮我们下一代前进的方向,所以在我身处逆境的时候依然怀着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满怀着战胜邪恶的必胜信念才活了下来。如今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实际上我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所作为人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做为一个纯粹的人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应该仅仅为活着而活着,更应该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活着才能彰显人生的意义。这也正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泉。

  在我的生活轨迹中尽管我不断地在探索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诸多问题,但是我始终不存在政治上的野心,更不存在生官发财的欲望,所以我又是一个爱憎分明、敢做敢为的人,只要是符合道理、情理、法理乃至真理的事情,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置个人安危与度外,勇敢地去维护正义的尊严,即便是面对强大的黑恶势力也照样与他们较量一番,即便是最后均落得失败的结局,我无怨无悔。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也可能有人会说我不自量力,但随便人们怎么说都可以,我问心无愧就足够了,因为历史终将会证明一切。

  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打击,但我最大的收获是积累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真正认清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也亲眼看到了指鹿为马的时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纸是永远也包不住火的,精神财富的积累意味着人民在不断地觉醒,互联网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什么不可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官场上没有多少真话,谁的过错?谎言的时代终将会结束的,说真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思想和媒体的开放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而某些人继续把媒体当做打压不同思想的工具将是危险的。爱国不是单纯地爱哪个政党,也不是爱哪个政府,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不是那些跟着起哄而空喊口号的人们,更不是那些为指鹿为马而喝彩的人们,善于冷静思考的人们真正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富强付诸切实有效的行动才能算得上是爱国者。另一方面,真理有时候确实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当年在全国8亿多人跟着上边高喊“打倒刘少奇”时,能说他们的行为是爱国吗。而真正的爱国者史云峰是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切,为刘少奇等鸣不平而成为“44号特大反革命案件”,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两个月后的1976年12月19日惨遭枪决。1980年平反后,史云峰被称为至死不渝,捍卫真理的卫士。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像秋瑾、林昭、张志新等几位有代表性的时代女杰思想上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为了真理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从容的面对死亡,是真正义意上的爱国者,不同之处仅仅是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值得欣慰的是,秋瑾付出32岁的年轻生命所追求的理想,在经历百年巨变后,正在逐步实现。几年前我曾经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止不住的泪水了解林昭的事迹,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女性,称之为中华圣女当之无愧。为了真理她在狱中写下的二十万字的血书,在1980年平反后曾一度开放,但很快就被有关部门封存。 同样是为了坚持救国、救民的真理,1968年4月29日,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被改判死刑,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林昭的年龄永远定格在36岁,从现在起她将永远是一个小我很多岁的妹妹,她是值得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同胞姐妹。张志新同样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我们一个多么荒谬、扭曲和恐怖的时代。1970年5月,张志新因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指出了毛泽东的错误,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杀害。早在1979年的时候,我曾经满含着泪水从杂志上阅读了有关张志新事迹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后来张志新的形象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她的名字也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但是血的历史是永远不能被善良的人们忘却的。

  让全体中国人民欣慰的是,中国社会不光从经济上而且同样在政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少现在讲真理、说真话不会再有流血和杀头的危险了,所以,讲真话和追求真理将成为人们的理想,那些没有主见而随波逐流的人们将会越来越少,指鹿为马的时代已经或行将成为历史。

  我的家庭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了下来。

  我的母亲同样也是幸运的,虽然她也在某些公开场合说了很多“文化大革命”的“坏话”,虽然她坚持了舍生取义(就算还达不到坚持真理的高度),甚至在拘留所里还进行了绝食的抗争,因为她没有文化,仅仅是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农家妇女,从而没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个淳朴的农民家庭,才使得在拨乱反正时期邪恶的地方权力阶层没有给我们平反,这也使得我的母亲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却没能躲过新的邪恶势力的伤害而在1982年含冤离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坚持了要为父母最终讨回公道的信念。既然中国共产党的诺言是严肃认真、有错必纠、光明磊落,但针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有关错误自始至终都没有纠正,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纠正错误的那一天,不管还要等多久,我们都会有信心等下去。再此重复前文所述:这就是代表了据理力争的“刁民”的信念,难道这样的信念有问题吗?难道没有得到公正的中国人民永远保持沉默才是正确的吗?

  曾经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参军入伍、出生入死的老父亲已经81岁高龄了,在有生之年以急切的心情期盼着祖国和人民为我们讨回公道的那一天。

  我母亲含冤长眠地下屈指算起已经26年了,她那永不安息的在天之灵也在期盼着。衷心地希望她老人家一辈子坚持真理的那颗心随着四川“5•12”特大地震中数万无辜死难者一道安息吧。有伟大的国家和坚持正义的人民,所有那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不论是在人祸、还是在不可抗拒的天灾中的无辜死难者也一道安息吧。

  对于我的家庭来讲,在我们处于绝境并急需要金钱的时候,仗势欺人的杨庄子村“世纪书记”张玉春串通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没有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在我们继续申诉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些麻木不仁的地方行政部门依然没有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日子里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经过我自已多少次死里逃生,甚至有时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的生活磨难当中,经过我自已付出那些让常人无法想像的艰辛和努力之后,尽管最终也没有实现让我母亲过上好日子的诺言,但是,完全凭借我自己的一双手获得了现在足够让全家5口人过小康生活所用的金钱。

  所以,现在对于我的家庭和我个人来讲,已经不需要太多的金钱了,但是,除了要求按可比价格计算如数退还我们的钱,我依然主张总额为200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哪怕是5000万元乃至满屋子都是数不清的金钱也无法真正偿清我们两代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但是话要说回来,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管给多给少,我们都是完全无条件可以接受的,哪怕是只有1块钱,我们同样无限感激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对我们所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而最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做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个人希望把有关部门返还的赔偿金中的一部分象征性地用于偿还过去几十年中所欠亲友的部分债务,因为我的家庭很多时候是在亲友的接济下才得以生存下来的,况且因我家“富农”的原因同样给我们那些革命家庭的亲属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不小的影响。另外给我的三个姐姐一定数额的补偿,因为在为生产队白白付出10年的劳动中,她们先后都付出了心血和汗水,而且在政治上也同样受严重的影响。此外我还要用其中的钱为含冤去世的母亲立一块墓碑,尽管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可她一生为人正直,坚持真理,尽管是在逆境中她自始至终也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头,保持了那种“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信念。

  我要用其中的钱买上礼品,去看望33年前曾经奋不顾身地把我从水塘中救起的夏庄子村蒋家兄弟,郑重感谢他们当年的英雄壮举。从我母亲过世后与他们的家里断了来往,尽管两家人就生活于近在咫尺的范围内,可是到现在快有30个年头不曾蒙面了,但是我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我知道蒋家大哥在改革开放后的大潮中率先成为不仅在夏庄村而且在定州市有名的实业家,之后还是一名出色的共产党员,再后来当上了村主任和市人大代表。只是我的身份是那样的卑微,我没有勇气更没有脸面去见当年的救命恩人,所以才一直在煎熬中等待着时机。我还要买上花圈在蒋家大伯和大妈的坟前祭拜以感谢他们在我当年落难时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照,安抚他们的在天之灵含笑九泉。

  我要用其中的钱买上礼品设法找到24年前河北省精神病医院的陈医生,以实现当年我向他保证的当自己的家庭得到平反和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要带上父亲饲养的小兔子来看望他的那个承诺。虽然我和父亲现在都不再饲养兔子了,但我会到市场上挑选两只最漂亮的小白兔,让她们把人间洁白无暇的纯真友情带到陈医生的家里。

  我还要用其中的钱设法找到我已经离世的荷兰朋友迪克•德•博依的家属并向他们当面表达我无限的感激之情。在我情绪低落和生活上走头无路的时候、在我开始创业举步维艰的时候,正是这位并不十分富有的朋友不但给了我极大的精上的鼓舞,而且在物质上还给予了无私的和国际主义的帮助。只是因为当时经济条件所限,我们仅限于通信来往而始终未能蒙面。我要亲自在他的墓碑前献上一个花圈以缅怀我们当年那种兄弟般的友情。因多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当年我们那些通信资料都已经不见踪影了。因大量的书籍和零散的文件无处存放加上有时候生活陷入困境,我的妻子甚至不给我打招呼就把堆放在角落里用不到的几箱书籍和大量的文件也当做废品卖掉了,所有那些他用打字机打给我的英文信件如果不是丢失的话也足足可以出版一本书了。我只记得Dick de Booij的家乡是Den Helder,那是位于荷兰西北部的一个港口小镇。当年他给我的很多照片也都失散了,后来唯一的一张照片因为发表那个英文稿也一起给了杂志社,现在只有从手上还保留的1995年那份旧杂志上看到老朋友的形象了。

  其余的钱我将用到公益和福利事业中或者发起成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那些迫切需要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

  我本人将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为报效最近一百多年来曾经受尽外国列强欺凌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加倍回报社会而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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