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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要为真理而斗争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40年前的那个文盲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时至今日依然沉浸在“文革”官运的黄粱美梦中无法醒来,假如进了班房能否如梦方醒也很难说,因为他恰恰就像那些顽固不化、令人厌恶的法 轮 功分子死不回头是一样的。如同当年大清帝国的皇亲国戚们虽然被孙中山的革命成果赶出了皇宫,但直到民国多少年以后还依旧做着复辟的美梦。

  在我2006年找过社区领导之后一段时间里,我遵循着国家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便再次试探性地接触当年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儿子,想探讨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以期用某种让大家都体面的方式得以解决。但同样让人失望,因为与其父亲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按照他们的说法,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把它忘掉就行了,解决办法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即使这样,我依然诚恳地向他们发出邀请,打算摆一个家宴与其开诚布公地做一次长谈,以期化解恩怨、达成谅解并在实现两家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但2年过去了,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响应。更没有得到希望他们对“文革”历史上的那些事儿有所悔悟或道歉的信息。可以作个换位思考,刘德栓有三个儿子,如果冤案发生在他们的家庭,试想他们能否接受那种实际上就是要让历史的错误永远尘封于世的解决方案。

  话说道这份上还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依然是弱者,才能让他们有十足的底气继续用为所欲为的方式对付我。想当年刘家父子三人在强者面前奴颜卑膝、被打得遍体鳞伤跪地求饶时的情景他们早就忘的一干二净了。

  同样是在“文革”时期,当时的团结村住有一户因右派下放回来的陈氏家庭,在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危难之时,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依然在经济上对人家做了一件落井下石的勾当,以某种借口弄了人家300块钱。“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陈氏一家得以落实政策,在准备举家返回北京之前曾找刘德栓讨要那300块钱,而不思悔改的刘德栓依然是以“文革”英雄的姿态对待人家,同样拒绝了陈氏一家的正当要求。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1986年,突然有一天在杨庄子村来了一辆北京牌照的大轿车,从车上下来5个年富力强的青壮年人。

  他们顾不上旅途的疲劳直奔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家里,20年前的300块钱按可比价格算加上利息和各种精神损害共3000元。听到这里当年刘德栓的威风一下了就全没有了,反而瘫倒在地上。因为此时的刘德栓就别说3000块钱,30块钱他也拿不出来,赶紧派人把他的两个儿子找来,当时刘德栓的三儿子才只有10来岁,他当然还不懂得什么叫“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大道理,只会呆呆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刘德栓的两个儿子回到家里后一改过去那种耀武扬威的姿态,却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反正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三条。这时陈家兄弟中的老大说话了:“你们自已都撒泡尿照着看看,算算你们这三条命值不值3000块钱。要是说你们是三条温顺的良种狗,我们还可以牵回去看家护院或拿到集市上卖个差不多的价钱,就是亏点我们也就认了。你们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狗,算算你们这三条狗加起来能值多少钱。”

  短暂的沉默过后,便是一阵猛烈的拳脚雨点般地打在这几个曾经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的刘家父子身上。那一时刻除了一只只铁拳发出那种像现代摇滚乐中的舞蹈动作所带来的时代强音,还伴随着哀嚎声中哭爹叫娘、叫爷爷的时代尾音。

  就这样刘家父子在正义面前、在压倒他们的强者面前不但分文不少地还上3000块钱,还对他们当初丧尽天良的举动遭到差点丢掉性命的皮肉之苦的回报。

  据说当时恨的人家真想来个超出法律范畴而要了刘德栓性命的举动,只是因为他们那种可怜相与三条丧家狗相比并好不到哪儿去,再说堂堂正正的人哪能跟畜生一般见识啊。

  故事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要债方式似乎也不大合法吧?

  我个认为,要按照道理和情理的方面去衡量,应该算是天经地义,要从法理层面上来讲我同样认为不免有些欠缺甚至是违法。但是话又要说回来,人家陈氏家庭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耐心和理性的宽容度,人家不可能为3000块钱再等他几十年,因为即便是等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刘德栓也不会从魔鬼变成人,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刘德栓在1960年代坑了陈氏300块钱就恨得人家甚至想要他命的心都有,而他所欠下我们的血债用它的10条命也是根本无法来偿还的,而恰恰是在拨乱反正时期如果它能说出一句人话来也就足够偿清他所欠我们的一切债务,同样即便是又过去了26年后的2006年在我最后找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所悔悟也能说出一句人话来,同样也可以抚平我们心灵上的创伤,而且仅仅是一句带有人性味的话照样可以低过刘德栓10条命的价值。我在此写的这些话语让我本人看上去也有些偏激,可我又真的找不到什么更恰当的方式来描述这种作恶之后反而有理的残酷现实。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等到他们能说出一句带有人性的话来,就更别说什么道歉和忏悔。原因也很简单,尽管真理在我的手里,但至高无尚的权力及其威慑力依然在人家的掌控之中。这不单单是表露出权力大于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同样障显着道德和人性的缺失。

  当年发生在团结村派系争斗中的命案,在拨乱反正时期有5个人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后来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回家的陈铁山还通过第三方向被害者实家属诚恳地传达了道歉的信息。这是难能可贵的,这证明陈铁山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人,他的做法不光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同样受到了杨庄子村民的尊重。陈铁山在几年的监狱生涯中还学到了一门行医的本领并考取的行医资格,在1986年出狱后便开了一间诊所直到现在。

  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历史应该能够再一次证明:谁能够笑到最后谁才算是真正的强者,尽管我在刘家父子面前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弱者的姿态,但是真理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依然不会相信正义还会继续无休止地败倒在邪恶面前。

  

  时代在变革、社会在变革、主宰世界的人同样也在变革,强者和弱者的对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两者是在不断的随着整个世界一步步走向完善和美好的变革过程中,交替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弱者到了彼时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压倒一切的强者,反之强者也会变成弱者。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同样可以看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某种影子,而这个影子就恰恰体现在人类道德水准的某个层面上。尽管进化论讲的是动物世界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其中不免会体现出弱肉强食的血腥,而几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人类按这种以强欺弱的进化方式是永远行不通的,二战时期的纳粹主义也正是利用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说作为他们大肆屠杀犹太人的理论根据和借口。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不能把它引申到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呢,革命导师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最起码人类的思维和道德水准为什么不能向着这个最高境界而进化呢。所以,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动物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当中的时候,那就是在人类的思想不断朝着高尚和文明的进化过程中而得到升华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所有那些违背历史规律、违背道德准则以及所有那些多行不义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在力量上处于强者的地位,但最终会都被无法阻挡的历史车轮压的粉碎而成为人类文明背后的垃圾。

  对于我们单单从道德准则而论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对于我们的忍耐来说更是已经大大超出了承受极限。但我们依然还在苦苦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最终还是化为泡影。

  难道就不可以开动国家机器将人类社会中的邪恶与残暴的黑恶势力打压下去吗!!!

  正如《国际歌》中所唱到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以往的30年时间里,我们更担心打不死的毒蛇会反咬一口将是致命的,所以从来就没有勇气想到过要将他们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现在是我们应该配合国家和人民有所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坚信通过理性的和法制的手段最终会讨回公道的,因为再多么黑暗的乌云也永远做不到长久遮挡太阳的光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千千万万党的优秀儿女与中国人民一道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才建立起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彻底驱散了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几千年封建主义的乌云,中国才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太阳的光辉就是党的辉,它不仅指引和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势必还会彻底驱散那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腐败和黑恶势力等诸多新的乌云,党的光辉同样还会指引着中国人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继续奋勇前进。

  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集团在“文革”的10年间给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杨庄子村个别像刘德栓和张玉春这类干部前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956-2008),同样给无辜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看不到尽头的精神伤害,至于是否犯下了罪行,在经过党和政府的司法及公安机关,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的前提下,进行调查和侦察以后将同样会有一个公正的定论。

  我有理由相信,最后的公正应该是全体热爱正义、追求理想的中国人民都希望看到的美好结局。

  各级权力阶层应当看到时代已不是过去的时代,处在全面进步与发展的中国已不是往日的中国,已经觉醒的人民也不再是以往任人愚弄的人民;靠隐瞒事实、掩盖真相的做法永远提高不了权力部门的声誉,靠违法的强权和令人厌恶的专制维护不了社会上邪恶势力的长久存在;只有权力阶层勇于面对事实,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姿态处理好、解决好历史的和现实的不公正问题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着正常与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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