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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人类历史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永远不能再重演

  因1963年发生在华北地区的特大洪水冲毁了家园,到1964年我们家随同村里其它农户盖新房的时候,我们竟然被村里罚款50元,原因是“富农”要与贫下中农区别对待。一家人那时候都被震惊地缓不过神儿来,土改的时候就定成了中农,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富农”了。村干部们都说,实际上你们1956年从西关北街搬回来以后就是“富农”了,那是人家那边给介绍过来的。

  有关那2个起关键作用的村干部是如何在1956年暗地里给我们扣上“富农”帽子的,已经在第二章中做了详尽的讲述,在此不再赘述。

  就在1964年当家里发现被人弄成“富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申诉了。那时候的申诉可以说是让我父母把腿都要快跑断了,首先要杨庄子的村干部拿出人家介绍“富农”的证明文件,但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把嘴一歪随口而出的谎言。西关北街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介绍“富农”到杨庄子村的那回事儿,随后就是两村之间的互相推诿。我们去找派出所查档案可没有村里的介绍信被人家严词拒绝。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身份证这一说,再加上处于那种历史背景下,人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没有村里的介绍信哪能随便给人查档案啊,政治责任谁来承担。

  那个时候才真是应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随着村干部们广泛对外传播我们是“富农”的有关情况,整个村子也都知道我们是从西关北街搬过来的“富农”,就这样假的东西经过更多村干部的如法泡制也就变成了“真的”。声势造出去了,我们那才真叫跳进黄河洗不清,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这就叫做残酷的历史现实。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下,我们不管到哪个部门去申诉,人家都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赶紧把我们打发走,生怕落下个与阶级敌人有牵连的把柄。

  而到了“文革”时期除了父母无端地遭到揪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外,我们全家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只许老老实,不许乱说乱动”的现实。

  “文革”结束以后,村里不但没有给我们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那个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甚至依旧拿“富农”向我们说事儿,不断地威胁我们。但我们通过私人关系终于从派出所户籍中查到了我们家原本就是“中农”的原始档案。

  多么可悲可叹一段历史啊。尽管我们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但我们同样是堂堂正正的人啊,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情,从道义上和良心上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换句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即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富农”的帽子却从天而降,由此给一个无辜家庭的两代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我不得不无奈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也就不会因回家种树而惹下长达半个世纪的灾难。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父亲在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中有幸活下来,却没有给他自己也没给家人带来任何福祉,反倒是让全家人先后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煎熬。

  所有发生的一切,到底是谁的过错?我要质问苍天,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谁的过错!!!

  我母亲一生为人正直,父亲老实本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受人欺负的理由吗?这就是那些基层干部丧心病狂的践踏人权的依据吗?

  难道说“文革根子”刘德栓和那个丧失党性、泯灭人性的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不该为他们的所做所为付出历史的代价吗?

  那2个制造“富农”的村干部,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相继离世了,难道不应该把他们的尸骨挖出来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他们陷害忠良的事实,不应该受到爱好正义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唾骂吗?

  30年前的党中央提出了有错必纠的原则,包括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甚至追溯到红军时期的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昭雪。按民间的说法“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所体现出的同样是一个公平原则。

  我要再一次向苍天发问,5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得到公平了吗?

  针对我们而言不能不说人权已经在我们两代人的身上遭到空前的践踏,在河北省定州市杨庄社区里,残暴和邪恶势力已经践踏人权整整半个世纪了依然没有罢手的任何迹象,因为他们永远不想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近一百多年来无数怀有报国之心的莘莘学子、无数的革命志士和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的如今刚刚初步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在天之灵绝对不会容忍邪恶势力以及所有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黑恶势力长期横行。对待这些倒行逆施的黑恶势力为什么不能像鲁迅先生在90年前所说的“掀翻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当代社会里的“筵席”正是他们为所欲为、残害无辜的行为和过程,而“厨房”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族式社会基础和广泛的黑恶关系网 。

  四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做出的快速反应以及随后制定的全国哀悼日,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灾区,并制定出一系列有效的和人性化的救灾方案,让无数中国人感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这是党和国家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充分体现,这也使我充分看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和国家以及爱好正义的中国人民对我们所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冤情同样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对我这个家庭所遭遇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公正的调查,对造成历史冤案的相关人员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文革”时期加害我们的当事人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及其家人,如果能在30年前的落实政策时期对我们这个已是身心疲惫的家庭就别说真诚道歉,哪怕是说上一句带有人性味的话语,也足以抚平我们的多少年的心理创伤。况且我们只是希望他协助我们要回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哪怕是能还给我们不到一半的东西,我们也就感恩不尽了。在他自己看来,他为集体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是“文革”的“英雄”,但他滥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残害无辜,不能不说他是人民的罪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败类,说他祸国殃民也并无过分之处,因为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他依然沉浸在借“文化大革命”而解了他心头之恨所带来的那种永不消失的亢奋中,可以肯定地说,人性的光辉在他走到人生的尽头也永远不会绽放出来了。

  对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这类自始至终不能悔悟的历史罪人在中国社会现有法律条件下,也不难找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因为像“文化大革命”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追诉时限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笔勾销其犯下的罪行。他们这一类心灵扭曲的历史罪人依然带着“文革”的留毒而洋洋自得,尽管这种留毒在现有条件下还无法找到大量滋生和繁殖的土壤,但任凭他们逍遥法外,对受害人同样是一种无情的打击,对国家和民族所倡导的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更是一种亵渎。

  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不难看到,60多年前纳粹头子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在二次大战期间,犯下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任他们逍遥法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管他们逃到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不断有纳粹战犯从世界各地被引渡受审的消息传出,即便是到了现在,依然有个别已经改名换姓并成为耄耋老人的纳粹战犯被识破后照样接受历史的审判,哪怕是找到了他们的尸骨,也要通过现代DNA技术确定其身份后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所有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罪人,天理难容,或者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值得让世人欣慰和称道的是,二战结束后的历届德国政府勇于面对历史,针对纳粹时期无辜的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消息不断地见诸报端,而且德国战后对被害人的赔偿是不遗余力的,道歉也是真心实意的。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请求得到战争受害者的宽恕。1971年10月,因勃兰特在缓和二次大战后欧洲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和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12月6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到2007年,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60年间已经向包括中国劳工在内的纳粹主义受害者支付了大约64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700亿元)的赔偿金。

  德国现任女总理默克尔的一番话同样让人感动,她说:“成功地完成了对这些劳工的赔偿工作让我们如释重负,尽管金钱永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

  战后的历届德国政府没有把历史的责任推给希特勒,而是勇敢的正视历史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希特勒给人民造成的伤害,德国政府的真诚不仅感动了整个世界,也赢得了包括纳粹受害者在内的各国人民的一致尊重和谅解。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勇敢面对历史和真诚的道歉,才能真正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重演。纳粹主义给无数个犹太人家庭带来灭顶之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幕惨绝人寰的历史丑剧和悲剧,爱好正义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一道绝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

  我们现在的执政党也应该认清历史事实并有所反思,而不应该把历史的责任推给林虎和“四人帮”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勇敢的面对历史、妥善解决因基层政府的腐败等原因而遗留的历史问题才是对党、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行为。有了正义和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无法想像作恶有理的人们会对和谐社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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