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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困境中的三代人与我面对的爱情游戏

  离婚以后,人去屋空,一种无形的酸楚时常也萦绕在我的心头。这又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在外人看来,那是三代人三条光棍的家庭。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养猪了,满院子的猪舍都空了起来。为了减轻照顾儿子方面的负担,我把他送去了全托幼儿园,自己过起了以打工为主的生活,父亲主要从事地里的劳动,我打工之余有时会帮他一把。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通过考试到了定州市某国有企业做文职工作。从各方面了解到这是一家管理混乱不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有企业,而且进一步了解到国有资产在不断的流失,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领导层竟然异想天开地决定通过招商引资来挽救破产的命运。他们给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相关文件,与国外相关公司和机构发函联系合作事宜,我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头,这些领导不从自身找原因,还想让外商来投资合作,这不明摆是想骗人家的钱吗?国家的资产他们领导层可以利用各种名目弄到私人口袋里,他们想打外商的主意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我做人的原则是堂堂正正,我不想随波逐流更不想与邪恶的东西同流合污而与狼共舞,当我看出这家国有企业的领导只不过是在上演一幕无法实现的招商闹剧的时候,我便找个借口提前领取了我的工资,然后便愤然离开了那家企业。

  我们一家三口用我领取的那点工资打发了1991年的春节。

  在那家企业工作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同样发生了一件让人心寒的事情。

  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女打字员谭小姐长的眉清目秀芳龄24岁,在婚姻问题上一直挺挑剔。在后来她了解到我是单身还有台湾的海外关系,又担任英语翻译的重要职位,就一定认为我很有来头,而我也只有27岁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于是她便主动与我套近乎,问长问短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

  那个时候为公事我曾经与台湾高雄中国钢铁公司任部门经理的大表哥王通政联系寻求招商事宜,但是没有结果。而实际上我们直系亲属的海外关系却没有任何的亲情可言,在台湾有两个表哥分别在高雄和台北,一个表姐在台中,他们不仅都生活富足而且在社会上也是有头面的人物。然而他们都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根就在中国大陆的河北省定州市孟家庄村,他们更不想关注他们已经含冤去世的亲姑姑唯一的儿子在多少次大难不死之后依然在逆境中为了生计而苦命的奔波。后来听北京的二舅说当年大舅舅首次来大陆的时候还担任着一份在台中一所大学的工作,并承诺退体后将一次性的全部的退体金分给在大陆的所有亲人,以表达他背井离乡几十年愧对父母以及因他的海外关系给大陆亲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在大舅舅退休后还没来得急实践他的承诺就因病去世了。多少年以后听二舅说大表哥携全家到大陆旅游照样没有到定州寻根,再后来他们就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定居了。像这一类连血缘的亲情都没有的人们,即便是做了洋人又能怎么样呢。况且我为有他们这个海外关系当年差点丢掉了性命,难道他们就连一句安慰的话也不值得给我说一声吗?如果他们能看到我写的这些东西又会做何种感想呢,我真为有他们这样的海外关系而感到羞愧难当。

  

  试想后来不论国民党主席连战还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大陆访问时,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根祭祖,常言说叶落归根,而我台湾的直系表哥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即便是有富足的生活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也同样会失去做人的意义。

  那一段时间里谭小姐几次提出到我家玩,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这在她看来觉得是高攀不上我这个大公子,不免让她有些难过和失望。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公司,让人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打听着找到了我家。恰好她来的时候我和父亲都不在家,后来邻居告诉我说有位漂亮时尚的姑娘来找我,她让邻居带她到我家院子里看了看,然后不等我们回来就匆忙走开了。我心想这下子可糟了,她肯定会比当初觉得高攀不上我的时候会更加的难过和失望,因为映入她眼帘的不是她想象中的花园别墅而是满目疮痍的猪舍和一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旧房子。

  

  春节过后,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去了西关南街一个远房哥哥家里做工,这里主要为邯郸武安的煤矿加工生产滑轮和井下除尘喷水头,因他们的家人都有各自的正式工作和职业,雇工有时也到他家的责任田里干一些浇水、锄草及收获的农活。

  在这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姓石的女孩,她初中毕业后到棉纺厂做了一名纺织女工,自学了高中课程后又读了函大中文专业。我们几个雇工在地里干锄草的工作累了以后来到一个树荫下休息,那个女孩也正在那里复习函大的功课准备迎接考试,就这样搭上话以后就算认识了。共同的自学经历,似乎让我们的距离拉近了一些,她也说的挺干脆,“认识了就是朋友,希望我们在学习上互相勉励。”从那以后,我们时常会在空余时间相约出来走动一下,主要谈论学习成果以及探讨人生的前途和命运方面的一些事情,还时常谈论一下做人的道理和原则问题。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得到更多的了解和信认,她也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理想也让我认识到,她就是我未来理想中的爱人。

  后来她的父母知道了我们交往的一些内幕后非常生气,我做为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到她家里打算做点调解的工作以打消他们的某种偏见和误解。但是她的母亲见到我后还没等我说上多少话,就先来了脾气,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女儿嫁给像我这样一个离了婚的叫花子,而且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离她的女儿越远越好。而那个女孩也并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和行之有效的表现,甚至抱怨我惹得她的父母生了气。看来我也没有机会再说别的了,随即以安慰的语气向女孩的父母做出承诺:“我保证从今天起断绝与你女儿的一切来往,即便是在街上邂逅也再不和你的女儿搭话了,你们放心好了,我会做到的。”

  尽管我曾经幻想着与这个女孩比翼双飞并在朝夕相处中成就一番事业,尽管我曾经对这个女孩付出了巨大的真情实感,而且至少在那以后最初的3天的时间里痛苦的心境让我茶饭不思,但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失恋的打击,因为我似乎意识到从某些方面而言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我只不过是在无能为力之中还在尽力挽救那个败局而已。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从邮局寄来的女孩写给我的一封长达7页的分手信,那真不愧是出自学习中文专业的手笔,字里行间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文采和那些甚至让人感动的字眼,但是,我分明看得出来,她对我未来成功的希望还是那么的没有把握,有谁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做赌注啊,所以,这对于每一个正常人做出这样的思维和抉择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让人伤心的是她在信中提出与我分手的另一个理由竟然是歌词中的一句话“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而且直截了当的说我不潇洒是让她无法真正喜欢我的重要原因。试想我处在那样的逆境中,就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我还能潇洒的起来吗。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给我爱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爱的奉献》,当然她也就更不愿意等到我将来《潇洒走一回》的那一天。当然,她所作出的抉择都是她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也没有义务要为我做出任何牺牲,所以,我同样不会、也没有理由责备她。

  虽然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人类社会是生存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金钱照样也是万万不能的。金钱不仅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潇洒,也可以让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金钱也同样可以让一个上进的人变得堕落而走向毁灭。

  从那以后一直再到16年后的今天,从印像中只是在最初的三年里共与那个姓石的女孩邂逅相遇过两次,而且每次我都实践了我不再与她搭话的诺言:有一次她在家门口附近的街口上站着,我骑着自行车无意中从她的身边 走过时感觉是她,在我走出很远的时候回头发现她的眼神还在注视着我远去的背影;另一次看到她在一个路口与一位潇洒的青年谈笑风生的情景,她的眼神与我的目光又不期而遇,我只给她送去了一丝祝福的眼神之后,便迅速躲开了她的视线,以避免给两位新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如何,我无无从所知,真希望她如果能看到我写东西后,还能做为普通的朋友再次探讨16年前的人生话题,应该会有一种别样的现实意义,而那些更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题,也只能唤起我更多对往事不堪回首的记忆。

  

  1991年的初冬时节,我离开了西关南街,通过前文提到的那个当家子姑姑的儿子王国辉介绍到西关西街的一个车床加工作坊打工。这里有五台车床和相关辅助设备日夜不停地为定州市外贸加工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体育器材杠铃杆。那个老板姓李与我同岁,他有个未婚的妹妹在棉纺厂工作,工余时间和晚上常常做我的下手,因为我只管车床的操作和保证工件的精度,另外有个人需要配合般运原料和成品。有时这个妹妹与我聊得还挺投机,巧合的是她与我刚分手的石姑娘在同一个车间工作,就这样时间久了做为单身汉的我也免不了对这个新来的漂亮妹妹产生一点想法,但是有了前车之鉴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我只能默默地干我的工作。

  那段时间里我跟王国辉是最好的朋友,两人无话不说甚至有时吃住在一起,后来我就把这事告诉了王国辉,他说人没有贵贱之分,做为单身追求爱情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并鼓动我一定向她表白。但我心里有自知之明,始终也没有向她表白什么,而是把工作之余的精力继续用在艰苦的自学上边。那个时候我订阅了一份英文周刊《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从中了解国内外的时政新闻以及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走向问题,用自己的观点去评价每个事件背后的是是非非,直到后来回想起来我当初所做出的那些评价都经得住了历史的考验,所以我的想法与时代的发展是同步的。所有这些,依然鼓舞着我将来的复仇计划,因为真理在我的心中时刻都在提醒我不能容忍邪恶的东西永远压在我们的头上,我依然有信心等待翻案的那一天。我甚至想到了如果将来在国内最终也无法给我们平反的话,我也要把我们几十年的冤屈提交到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让世界来做出一个公正的评判。有了这个决心,我也就具有了忍辱负重的勇气和承受任何打击的能力。

  因为在一年前我已经通过了英语四级的自学考试,在打算将来考英语六级的同时,还想学另外一门外语,恰好大连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学日语》节目在电视上要开始重播了,我赶紧买了教材,但到后来只学会了日语五十音图以及日语平假名、片假名的区别和用法之后我就放弃了撑握日语的想法。因为一方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实在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投入到正规日语的学习中了,另一方面与日本人还有其它方式的交流手段。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不懂日语照样可以用笔谈的方式解决了语言问题,这种作法在我走上集邮生涯后与日本人的交往中也切身得到了验证。就是直接用繁体汉字与日本人交流,他们也用简明扼要的汉字来与我交流,基本上可以准确地弄明白各自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但这其中也包含着各自的智慧和判断能力,否则也可能会弄出笑话来。比如日语中的“手纸”是写信用的信纸,而不是我们卫生间里的东西,“切手”是邮票的意思,“邮便番号”就是邮政编码等等。

  因为10多年前的集邮经历,还有我跟老师互赠邮票的举动,让我也想到了将来做邮商的打算,况且我也从报章上了解到国际计算机行业巨头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在中学时代还曾经是一名出色的邮商,而且通过兜售集邮品而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不但解决了他的学费问题还为后来上大学后成为计算机行业领头人发挥了不小的启蒙作用。万事开头难,我得先学会购买邮票,于是跟国内很多邮商开始联系,购买他们的各类邮票,后来还通过一家邮票社与荷兰一位名叫迪克•德• 博依的集邮者建立起通信联系。除此这外,我还从旧书摊上买来大量过时的集邮报刊在工余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

  就这样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中转眼又一年过去了。

  1992年的春天,在我家的一次聚会中,我与我的老板李某还有王国辉一起都喝酒,王国辉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我曾对他说过的那些话,这让我的老板非常不高兴,因为老板也说出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让我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感到无地自容。在当时环境下,我只能用古人说过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来从心里上给了自已一个安慰。

  随后在王国辉的鼓动下,我辞掉了那份工作,并在他的建议下打算搞点自己的实业。

  我打算先搞一个流动照相服务,为人们拍外景照片赚钱,于是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向王国辉借了几百块钱购买了摄影器材,后来还向一个邻居借了100块钱买遮阳伞。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就别说赚钱,连饭碗都难以维持了,只好把照相机束之高阁而另想它路。王国辉也是搞机械加工的个体户,这个时候他在家里扩建车间的工程完工了,我临时给他帮了几天忙,还做为一名电工给他把所有的供电线路、配电盘和仪表安装到位直到试车成功。在先前我借他的钱还上的前提下,他又给了我100块钱做为这几天的报酬,让我心里挺感动,因为我本想是为报答他而无偿给他帮忙的。当时这100块钱是我身上仅有的钱了,先前家里的钱除了日常花销和购买邮票都花光了。这100块钱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很长时间我也不敢动用它。

  我父亲当年的那块5亩多开荒地因铁路修建货场占了一部分,这个时候也不到3亩的面积了。这段时间我帮着父亲到地里修整棉花,又不得不从那100块钱当中拿出10块去购买农药。

  再后来有人给我提亲了,两个媒人领着女方还有女方的一个堂弟到我家来了,听媒人说女方的老家是陕西安康的,嫁到东留春村后被丈夫抛弃了,还带着一个1岁的小女孩。听了女方的遭遇让我感到挺同情,于是我又从余下的90块钱中花掉了十几块钱买来酒菜招待媒人一行人。但后来这门婚事也没了踪影。

  在此期间荷兰的朋友迪克•德•博依寄来了100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是870多块钱,这对我当时而言是一笔很大的钱了。但是,这钱是朋友委托我购买中国邮票年册、小工艺品、音乐盒带还有光盘什么的。有些东西在我们定州是买不到的,我只好跑到石家庄进行采购,然后分批从邮局寄走,重量较大的中国工艺品邮寄费用高达100多块钱。做人首先要讲求诚信,即然人家寄钱来,就是对自己怀有充分的信认,那些钱自己一分都不能动,我如实把包括我搭车在内的费用以及购买物品花掉的钱列出详单告诉荷兰的朋友,当然花费的时间就算我自己的了,做为酬谢他寄给我精美的荷兰邮票。

  王国辉告诉我婚姻上接连失败的原因是我寒酸的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先前那台被我弄坏的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年修好后一直又看了很多年,到后来彻底不能工作了我才拿到街上电器维修部卖了25块钱。在这种情况下,王国辉一下子给我拿来3000块钱让我改善居家环境,我心想当初他借给我买摄影器材的几百块钱还没有着落呢,这么多的钱我拿什么还啊,就谢绝了他的一片好意。而王国辉执意要我收下这笔钱并承诺说将来有能力了就还,没有能力还的话就算弟兄的一片情意送给我了。就这样在王国辉的操办下,花2600元买了一台21英寸的北京牌彩色电视机,余下的钱还在回民街的天工家具店订做了一个衣柜,另外买了一件长沙发。

  到了秋天,王国辉又给我在城内苍门口街找到了一个做车工的地方,在那里前后干了有半年的时间。第一个月我挣到了400多块钱后就赶忙把很久以前借邻居买伞的100块钱还上了,再后来还清了王国辉借我买摄影器材的几百块钱,并承诺以后条件好了还他那个3000块钱,除了日常开销我又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金钱了,尽管数额是那么的少。

  入冬的时候,一个做批发瓜子生意的村民找到我家提亲来了。他说,“西关东街有个叫王荣伍的老头开个小卖部,老两口经常到我这里批发瓜子,时间长了就混熟了,说他有个离婚的女儿,让我给张罗一下,所以就找到你这里来了,也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我的父亲常说我是志比天高,命比纸薄,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择日见面。第二天媒人就带着女方并在她嫂子的陪同下来我家了。这次比先前好多了,至少有沙发可以坐了,还有个放杯子的茶几,另外最显眼的是那台当时还不十分流行的21寸平面直角彩电。寒暄过后直切正题,女方离婚后带一个5岁的小女孩,而我这边带一个6岁的男孩,至于各自离婚的原因也都大致描述了一番。女方以往的生活上也确实有点坎坷,先前的丈夫嗜赌成命,不顾家不算还对媳妇非打即骂,在无法忍受其丈夫虐待的情况下才选择了离婚。这些让人听后不免会有一种同情心油然而生,但我感觉到在我面前的不是我希望中的女人,因为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传统而且没有文化。

  过了几天媒人说女方那边没有意见,让我表态,而我的内心正处于极端的矛盾甚至是相当痛苦的境地而一时难以做出决择。我就借口说这段时间老板的活特别多,忙不过来,我也得需要有个考虑的时间。就这样婚事暂搁置下来,我每天照常上班干我的活,而且来回都经过西关东街的那个小卖部,有时还看到女方带着小孩在她父母开的这个小卖前逗留的身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邻居赵颜某的女儿找上门来了,说同在兽药厂工作的一个22岁的姑娘,想找一个有文化、思想成熟的男子为伴,就正好想到了我,并把她带来了,要我到她家里会面。见面后的印象一时也不好说,感觉女孩有点轻浮,结果如何我也很难预料,因为已经看出了她对我的儿子存在某种看法。头一次见面不便多说,我也就借故提前告辞了。

  这个时候大伯也开始规劝我,要我在婚姻问题上现实一点,不要好高骛远,并明确地要求我接纳西关东街那个带小孩的对象,儿女双全也是一件完美的婚事,并提醒我要是与这个年轻女孩发展下去不会给我生活上带来什么好的局面。

  时节已进了腊月,眼看年关将至,我抓紧时间做工,每天干活不少于12小时以上,这样好多挣点钱过年用,另外儿子入幼儿园的钱已经欠了人家好几个月了,我已承诺年前一定还上的。

  一天晚上兽药厂的女友约我去看电影,在路上我们又做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谈论的焦点还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对我父亲的赡养,然后是我儿子的前途,她说婚后短时间接受不了我的儿子,是否可以先把他寄养在哪个亲戚家。我明确地告诉她,对我儿子的任何歧视都是不能容忍的,孩子是无辜的,在以往他已经受到了伤害,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再让他受到伤害。我还告诉她,做人的行为准则就在于讲求本分厚道,而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讲理,不管为人处事,只有从道理、情理和法理上说地过去才能算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我们谈到最后,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我也不得不提前跟她说再见了,就这样电影也没有看成,弄了个不欢而散,而实际上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跟她一起看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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