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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地方上的腐败官员与黑恶势力沆靡一气

  回到家里后,我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那个我认为已经被我杀死的女鬼张玉春依然悠闲自得地坐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上,而那个狰狞的男鬼“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继续沉浸在复辟的美梦中。而我却不得不带着精神病的名声跟着相依为命的父亲干农活。因为在以往被村干部强加“富农”之后的20多年间,这个家庭已经留下了任人欺凌的传统,况且历史冤案又没能得到平反和解决,我们在村里依然抬不起头来,某些人照样用阶级斗争时期的思维模式对待我们。

  发生在1986年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在责任田里正常浇地时,机井上的电机烧了,原因是某个做生意的外来户在水泵电机的闸下边接了一条线到其面粉机房,结果他磨面时因电流大导致浇地的水泵电机两相供电而烧毁了。本应该是承包机井的电工自负其责的事情,况且烧毁电机也不是我的责任,完全是因为电工黄耀全给那个外来户违章接线造成的后果,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电工黄耀全让我赔偿,我理所当然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在那以后我每次浇地时电工黄耀全就给拉闸,不赔钱就别想浇地,我又一次无奈地向邪恶低下了头,如数给了他修电机的30块钱才算了事。生活还要继续,可我又真的惹不起他们啊,因为电工黄耀全的弟媳妇正是那个曾经用1斤棉花换我线母亲1斤布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春。

  时代跨入到1991年的时候,政治歧视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我四堂哥谢国民家已有一个女儿的情况下违背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怀了二胎,而那个时候杨庄子权力阶层的“皇亲国戚”家庭里没有一家不是生二胎的,有的还生了三胎,在涉及到超生罚款问题上出现了双重标准。据说权力阶层中的家庭根本就没有交罚款,有的只象征性的交了一点,而其他所有生二胎的一律罚款1000元,双重标准招来大多数人的抵制,当然也包括我四堂哥。后来党支部书记张玉春出面了,首先拿我的四堂哥开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15年之后,竟然还在拿“富农”说事儿,她以威胁的语调口出狂言道,“你这个富农子弟到现在还没有改造好,是不是还想翻天啊!”

  这个女党支部书记从“文革”结束后上台到2001年因年事已高才将权力交给她的亲家胡庆山,就是她二女儿的公爹,前后长达20多年,跨越了两个世纪,在当代民主政治风行全世界的基层政权交替历史上可以堪称是“世纪书记”,能否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还不太清楚相关的规则。

  事情虽然不大,但足以看到还没有肃清的“文革”留毒继续在这类人的内心世界里发挥着作用,指挥着他们已经麻木和扭曲的灵魂。

  而时间到了1998年,几次更大的政治伤害让我几乎再度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

  1998年修建朔黄铁路引线工程,在我们居住区域的京广铁路西侧并行修建通往朔黄铁路的原料供应线,这样就涉及到位于我们十几个住户前边最靠近铁路的4户人家拆迁问题。即便是这样一个看起极其简单的问题依然让定州市各级政府的腐败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也跟着渗透进来了。

  国家修建朔黄铁路是投了巨资的,为了安抚拆迁户进行了按实际损失3至5倍的高额赔偿,这其中就已经包括了他们另找地方的安置费用。但后来的结果是当铁路引线工程竣工后拆迁户们全都在已获得高额赔偿的拆除线以外大肆侵占公共道路用地。更有甚者是赵彦某家本来他两个儿子的两处房产和院落全都得以保全下来,他还照样侵占公共用地又盖起了两间小房住了进去并把公共道路当作了他自已的院子,随意在门前摆放自行车等杂物,如今来往汽车就小心谨慎地在他们房门外通过,如果他们一出屋门就和汽车碰了头被撞死或撞伤,试想那到底应该算谁的责任!!!

  当初铁路和有关部门划定拆除范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社会不断发展的前景才预留出较大的公共道路用地,由其是在两个交叉路口划定的拆除范围更大一些。当初我的一个当家姑姑谢秀芸家带头多占了拆除线以外5米,其它几户也跟着多占2至3米的公共道路。试想当初有一户人家全部的旧房院落和附着物售9000块钱没人接手,而在这次拆迁中,仅拆除了侧面的厨房、门垛和院外的厕所,正面4间大房距离拆除线还有1米得以保全下来,仍得到国家1.35万元的赔偿,但他们依然合起伙来侵占公共用地,这样就损害到后边15个住户的公共道路。

  首先我们谢家一个族人找我牵头制止侵占公共道路的行为,杨庄子村指定几个小队长解决问题,经过多次艰苦的协商和谈判,我当家姑姑谢秀芸家同意在多占5米的基础上让出2米,大家也就都同意了。因为不管让出多少,其它几个想多占的住户都在看着谢秀芸家的一举一动,在大家眼里这是一家社会面上颇具实力的家庭,那个姑夫王海山是国有企业领导还是定州市人大代表。

  但是在施工的时候先前说好让出2米的协议竟成一纸空文。做为市人大代表的王海山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国敏、王国辉、王国军亲自出面依仗其势力强行在多占5米的地方施工,局面一下子便不可收拾,其它几个住户也都效仿着大肆侵占公共用地进行施工。

  当天晚上我们来到王海山的家里想与他们理论一下,他们的给我回答是一致的,“我们占的又不是你家的地方,少管闲事,否则对你不利,况且好呆咱们还是亲戚,你就好字为之吧。”我给他们的答复也很直截了当,“我真为有你们这样的亲戚而感到脸上无光、更感到羞愧。”

  而那个姑姑更是以亵渎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把当年对付帝国主义的那句话用到了我身上,只见她咬牙切齿地威胁道,“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但是她的话对别人并没有应验,倒是她自己在第二年就是1999年便率先灭亡了。因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断绝了来往,他们家又一直封锁消息,至于这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一时还成为人们猜测的一个迷团。尽管王家那边给我们发出了邀请,当时我们谢家的族人一致商量不去参加谢秀芸的葬礼,以此再给他们弄个难看。但我从人道和血缘方面考虑还是说服大家买上花圈什么的去参加王家那个还算隆重的葬礼。

  话到这里再说回来,我们找过王家人的第二天,就到定州市西城区政府反映王家侵占公共用地的问题。还好,政府方面当即派人跟随我们来到现场,但是当那个官员老远就认出那是王家人地盘的时候,就别说解决问题,什么话都没说就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扭头原路返回了事。先前我与王家的二儿子王国辉是好朋友,现在我才真正看清了王家人的能量在这件事上已经初露锋芒。

  我认定自己肯定斗不过他们,心里已经敲起了退堂鼓,况且家里人为了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极力阻止我不能再惹是生非了。因为我在当地人们的眼里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形象,当天晚上影响到我们15户人家的族人代表又找到了我,让我弄一份材料到市政府去告状。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便又硬着头皮入伙了,我随即从电脑上弄好了材料,并打印了好几份并在当天晚上让相关的住户都签了名、按了手印儿。第二天上午一大早我和族人代表就来到了定州市人民政府,分别在信访局和政府办公室说明了有关情况并提交了那份材料,他们都说的很轻松,“这么点小事儿,我们分头研究一下,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不就多占的地盘让他们拆除退到红线以内不就完事了,先回家等着吧。”

  我们满怀着希望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等着市政府给我们做主的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但是让谁也想不到的那种因腐败政治而出炉的极端糟糕和龌龊的一幕还是在当天下午就出现了:王家二儿子手里竟然拿着我上午刚交到市政府的材料找上门来了。

  看到我以后大老远他就气不成声地开始对我一番数落,甚至还带有一些语重心长的口吻说道,“小强阿,咱弟兄俩那么不错,你怎么就狠心把我告到政府那里了?你一定是受了坏人的蒙蔽,哥哥也不怪你,你现在悔改还来的急,再说你根本也斗不过我们啊,你睁大眼睛看看你鼓捣出来的这破玩艺儿怎么就会落到我的手上呢,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吧。”

  看来这定州市人民政府是不是就成了王海山家为所欲为的工具了?反正就是这么大事儿了,我也没有吃他那一套,仍然以义正严词的姿态回答他,“过去咱们的确是不错,是兄弟般的好朋友,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你还给过我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我的心里一直怀有感激之情,等我成为强者的时候,我还会以适当的方式报答你的恩情。但对于大是大非问题,我心里也有一杆秤,也没有什么坏人来蒙蔽我,我心里清楚得很。你们的做法虽说只是沾了国家的光,但你们伤害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户家庭的根本利益,再说你们那种仗势欺人的做法我从骨子里看不惯,虽说你们是最后才搬来的住户,大家谁也没有欺负过你们,但你们却总想在别人面前显示威风,应该不大合适吧。再说我那个姑夫做为人大代表,本应该带头为人民、为弱势群体多做点好事才对,但你们却反行其道,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用在欺压人民上边来,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也好好想想吧。”

  我的这番话还没有让王国辉达到恼羞成怒的地步,临走之前他丢下最后一句话,“我没有你文化高,我说不过你,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眼看着他们几户侵占地盘的住户们得到市政府某些人的纵容而得意的神态,真理遭到这些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我再一次难过的不知所措,狠下心来决定再与王海山这个市人大代表斗一斗,毕竟真理还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于是我又不顾白天奔波和工作上的疲劳,连夜整理出一份揭露地方政府在拆迁问题上存在的腐败方面的新闻稿件并郑重签上我的名字,第二天就用挂号信寄到河北电视台新闻广角栏目组。

  没过几天就发现了王海山家的异常举动,一天上午下着蒙蒙细雨,我出门查看他们违章建起的院墙和房屋的时候,发现王海山的三个儿子打着伞弄个红漆桶在墙上刷标语,我感到非常奇怪,但拆除的那个红线标记被红漆盖住了倒是个事实,最后完整的标语是“节约用电,利国利家。”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那行红色的标语依然摆在那里,每次看到都会勾起我不堪回首的往事。很显然他们是在毁灭证据,但凭借他们平常高傲的心态,是应该不会做出这种让别人看上去有点奴颜婢膝的举动。是不是河北电视台来人采访了,我心里这样想着,但前后左右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电视台的人影,但后来发现有政府方面的人在那里走动还与王家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之后当天再没有发现其它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到第三天的时候,与先前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如出一辙。王国辉拿着我寄给河北电视台的稿件再一次找上门来了。这一次他倒是没有象上回那种恼怒和气不成声的样子,而是嬉皮笑脸的又带着点无赖的神情开始数落我,“好家伙啊!小强你真能耐啊,你本事见长啊,竟然把我给告到省里去了,你可看清楚了,结果又怎么样?赶紧停手吧,告到哪里你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那一时刻,我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真想拿出菜刀把这帮泯灭人性的家伙们全都一个个劈死,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不由得冲苍天发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真理怎么总是要败倒在邪恶面前啊,是人有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随后我明确地告诉王国辉,“你个人蹦多高,跳多远谁不知道,还不是全仗凭你那个所谓人大代表的爹和你们那些黑恶关系网,至于你们一直说你爹是人大代表,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就是,我也不管那么多,我还会继续往外边寄新闻稿,我要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那一天。回家给你们主事儿的人说去吧,大不了弄个鱼死网破,反正我已经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生死对我已经无所谓了。”

  这一次王国辉是以气急败坏的表情离开我家的,远远的我跟着他走了一程,在院门外的路上他碰见刚从地里干农活回来的我父亲,只见他又装出一付好心人的样子对我父亲说,“二舅阿,你可好好劝劝小强吧,别让他再接着闹下去了,想当年是我借钱给他,别人有谁能借给他钱啊……”

  在随后的几天里,王海山一家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个坐卧不安,不断地派人到我家当说客传达他们那些软硬兼施的种种伎俩以阻止我继续揭发他们与政府相勾结的腐败黑幕。因那个时候我的集邮事业已经步入正轨并与世界各地的集邮者建立起联系而且先前还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有过通信来住,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以此来给我捏造罪名,威胁说我要是再找他们麻烦的话,他们就举报我“里通外国”、“搞间谍活动”还有什么“出卖国家机密”,还说政府随便给我弄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给抓起来……

  而这个时候,王国辉更是用尽浑身解数想办法兴风作浪。王国辉知道拨乱反正时期的现任生产队长陈国堂紧跟在那个女书记后边听从人家的摆布才导致没有给我们落实政策,再加上他是当年害的我母亲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的那个瞎眼生产队长陈国峪的亲弟弟,于是就跑到队长陈国堂面前说我一直在说他的坏话,那个借着酒劲的陈国堂一听便火冒三丈,跳着脚狂吼道,“谢强算个蛋啊!谢强算个球啊!我要想弄他还不跟提个死小鸡子一样那么容易……”路人听到后马上跑到我家说陈国堂正在路上耍威风要找我打架并把他与王国辉的一举一动全盘告诉了我,我一听也来了气,立马找出了当年那把大厨刀提在手上,另一把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去向了,但是陈国堂始终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

  与此同时不同语调的恐吓电话也不断地打到家里来:有的说是派出所的要查我是否从国外弄来了黄色光盘什么的,有的说是黑社会的要给我好看,更有甚者说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接到举报要查我向某国政府提供情报的间谍活动……那时候这里的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功能,也闹不准这些电话都是从什么污七八糟的地方打来的,也没准儿正是从王家的电话上打来的,但我肯定这些东西都是王海山一家泡制出来挽救他们自己命运的一根根稻草。

  但无论如何我心里最明白: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随便他们怎么胡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我的所做所为都可以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而他们卑鄙的伎俩与他们种种恶劣行径永远会做为邪恶的东西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妻子、我父亲、我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真可谓上有老下有小,我的生命没有了就等于其他四条人命也同样断了生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一次无奈地听从了妻子和我父亲的忠告,就此罢手,放弃了对王海山一家的继续讨伐。因为父亲和我妻子最担心的是狗急了还会跳墙,如果让我把他们逼的无路可走的时候,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对我做出什么伤害的举动。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急迫地阻止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正在这个时候,知情人终于告诉了我整个事件的真相。当然这个真相也是出自王海山一家的自述,因为他们不断的再向他们自己最可靠的人们炫耀他们的能量和对付突发事件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从而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几个知情人在良心的驱使下把真相又全部讲给了我。

  当河北电视台新闻广角的两位记者带着摄像机等采访设备来到定州市政府以后首先要采访信访局等部门把举报材料交给当事人的问题,然后再实地采访群众以及提供新闻稿的我本人。很快有线人就给王家打电话报了信,王家人马上就进行了毁灭证据的首要工作。之后王海山和他在工商局工作的小儿子王国军在政府人员的陪同下出面与两位记者接触,他们与定州市政府官员们竟然共同丧尽天良地说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发病期,鼓捣出这些材料完全是一场恶作剧。再加上王海山信誓旦旦的说我是他的妻侄,对我最了解,就这样电视台的两位记者竟然信以为真,连向当事人证实一下真伪的工作都没有做就打道回府了,也有人说是王海山用钱把记者打发回去的。但不论怎么说那两个丧失职业道德的记者最终还是把我写的那份郑重签着谢强名字的新闻稿件交到了王海山的手里。

  精神病的字眼他们选用的真可谓是恰到好处、恰到时机,他们又一次把刀锋插在了我的心坎儿上,历史不会弄错,正是在14年前因为女书记张玉春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已经死掉还依然狰狞的灵魂把我逼疯了,最后把我逼到了河北省精神病医院。难道他们真想让我再一次重蹈覆辙吗?他们的如意算盘这次打错了,因为我的精神世界一天天在变的强大起来,我相信只要是邪恶的东西迟早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

  让那些同样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定州市的腐败政治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以警示各级地方政府不要让历史的腐败再次重演,要时刻牢记执政为民,天下为公的法则。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毕生坚持的执政信念。他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最关心群众。他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当年毛主席的这番话不管到任何时候都将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只有让那些口头上说一套,而行动上却无情亵渎毛泽东思想的腐败政客们真正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惩罚之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才能真正照亮全社会。

  如今定州市人民政府的大楼上方依然矗立着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而这个发展不单单是经济上的发展,同样包含着人类道德水准层面上正义战胜邪恶等诸多领域和诸多方面的不断发展。

  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试想仅仅依靠象王海山这类在社会面上吃的开的所谓本事人儿及其那些来自政府和民间的黑恶关系网,社会怎么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么进行下去?整整10年了而这些黑恶势力依然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任何制裁,当年那些为虎作伥的时代罪人依然悠闲自得地继续各自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时光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杨庄子社区里的某些人针对我们的传统歧视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2003年的时候,位于我家北面的铁路货场建围墙,我父亲的那块开荒地又被铁路部门征用了一部分,涉及到几个家庭的赔偿款共9000元都给了杨庄子五队。针对我们占地的同时还涉及到近一亩地的农作物赔偿,当了一辈子队长的陈国堂竟然告诉我父亲开荒地不赔,在副队长的说和下,只给了我父亲280块钱了事。老实巴交的父亲拿着钱回家后明显带着不满意的表情,在我向父亲问清原委后,我才意识到事情真得不对头。于是我便找到两个队长理论,我这个人凡事要讲理,在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之后,队上才又给了我父亲1100元。

  其实这件事并没有这里描述的这么简单,其中还有好多复杂的情节,甚至定州车站和定州市西城区派出所都为这件小事来到了我的家里。具体细节只是暂且不便透露而已,如果将来本报告文学能升级为小说版的时候,会将整个事件的全景展现给世人。但是读者依照现实社会中的腐败逻辑也可以猜出个七七八八来。实际上我的家庭在进入21世纪之后已经不缺钱花了,我也不是为得到那1100块与队长据理力争,我仅仅是为了挽回一家人在杨庄子社区里做人的尊严,而这个尊严同样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到了2007年另一件事再一次证明了杨庄子社区某些人针对我们家传统的歧视心态依然没有改变。

  现代社会里汽车进入家庭已不是什么奢望和梦想。因我的家门口条件所限,即便是小型车都无法开进来,所以买车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恰好在2007年春天,家门口一个姓帅的邻居要出卖房产,在我们不知情的背景下他们卖给了别人。按当地的习俗,远亲不如近邻,出卖房产应当先给邻居打招呼,如果在邻居不买的前提下才能卖给别人。但这个邻居从个人恩怨出发,在出卖房产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找过我们,况且这个2分地的院落是1986年帅家花1200元从我们手里买走的。时间久了,邻里之间的恩怨免不了会有,但20年的邻里之情还是占主流吧,而在帅家看来,他们在市区买了新居,反正再也不会与我们打交道了,不管卖给谁,他们都会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

  为此我也挺生气,便出面阻止交易的进行,但最后人家还是避开我签了协议。事情的经过是:卖方净收房产款3万元,杨庄子五队的两个队长和一个中介人在收取了买方1500元好处费以后便做主实现了成功交易。

  但最后的结果还算是不错,1500元好处费由我买单的前提下,两个队长和中介人还是以得罪远亲而保护近邻的方式把已经成交的房产从那个买家手里夺了回来。算上两次摆场吃饭及其它花费,总共以近3.3万元才收回了当初因生活窘迫以1200元出手的房产。

  客观上毕竟实现我所预期的目标,我还是对三个当事人充满感激之情,尽管多花了钱,但我并没有怨言,因为钱是身外之物,同样有些东西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这样我对买到手的房产进行了改造,终于有了可以停放汽车的地方,并于2007年6月把自己新买的第一辆汽车开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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