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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精神错乱中的复仇与崇高理想的破灭

  但即便是遭受一系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依然倡导我们保持最大的克制,要我们相信党和国家最终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那个时期,我本人在定县第一中学(后改为定州中学)读高中。那是1981年从全县200名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组建的第一个三年制高中。这个时候父母更是企盼我将来成才,为国家多做贡献,以此来扭转杨庄子村曾经对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当我跨进高中的第一天起就立下了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当时的这个崇高的理想首先是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就是只有自己当了记者以后才能有机会把父母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公之于众,到底是谁的过错好让大家有个公正的评判。

  据后来了解,这一届特招的毕业生当年95%以上都升入大学并成就了事业。

  入学的第一年,担认我们班主人的是教化学的任其志老师,他40岁出头的样子,显得健康、有活力的高大身材,长方形的脸庞,浓眉大眼,还有一副眼镜没有见他摘下过,总体印象是一位学者的风度。他常住在学校里,有时回乡下的家看看,有好几次我与任老师在路上相遇,这才知道他的家就在与我们相邻的塔宣村。

  因为我心理上受到过严重创伤,有时精神上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我曾一度提出退学的要求没有获准,后来就干脆呆在家里不到学校去了。事情发生在1982年的夏天,这个时候我母亲正在北京治病,我专程去北京看望了母亲,她已经骨瘦如柴,说话也吃力。母亲告诉我,她的病是胃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我不要挂念。我只在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了家里,把情况告诉了我的大姐,随后大姐和大姐夫决定择日去北京把母亲接回来。

  此间我也决定不想上学了。

  任老师派了大概有6名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到我家里做我的工作,动员我回学校上课,同学中有后来到上海工作的黄军雄,有到定州市工商局工作并与我保持交往的孙会坡,其他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当时,我父亲在家中一个闲置的院子里养了大量兔子,大大小小估计有50只左右,这些兔子在一个开阔的院落里自由生活,主要食物是父亲弄来的野草和树叶,没有兔舍,它们随处打洞穴居,洞口周边还长了杂草,被兔子吃掉了叶子,同学们都感到很好奇,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除去“文化大革命”被刘德栓没收的9分宅院,我们还有总共约2亩的宅基,同学们见这么大的面积只有我们父子二人,觉得不免有点凄凉的景象。

  经过同学们的开导和劝说,我最终返回学校上课了。

  像执政党拨乱反正、有错必纠原则下没有给我们平反的问题,还有张志新“反革命”一案的历史真相暴光后,联想到我们一家的遭遇,甚至让我感到恐怖的震撼。我的同桌同学叫黄军雄,来自行邑镇,他家庭出身也是曾经是富农,我们时常探讨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我母亲病情危重之时,他来过我家,所以对这位同学印象很深。后来他转学到李亲古中学后就失去了联系,在我离开学校多年以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的班主任刘老教我们历史课,他曾经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

  刘老师当初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离婚后他的爱人回了北京,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带着2个与我岁数稍小一些的孩子生活,为了安抚我受到伤害的心灵,有一段时间,他曾让我搬到他的家里与他们一起吃住。

  有一天,班干部交给我10块钱,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10块钱对一个学生不是小数目,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收取9块钱。看到我疑惑的样子,这位班干部忙解释说:“这是刘老师给你办的助学金,每月5块,这是2个月的一起给你。”实际上我并没有申请过要助学金的事,完全是老师自己决定发给我的,这让我心里特别感动。尽管每月只有5块,但那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多的钱了,因为那时候花五块八就可买到如今需要好五十块钱才能买到的《现代汉词词典》,我还用助学金中的钱花两块四买下了一本近800页厚的《世界近代史》等很多书籍。

  后来老师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经过思考还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一片好意。高中刚入学的时候,我信仰了共产主义,但通过观察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又让我成为一个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加入相关的组织。

  当时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我把三姐夫给我的一本1949年至“文革”时期发行的信销邮票送给了老师喜欢集邮的儿子。当时我姐夫说那些邮票最多才值50块钱,但不管怎样礼轻情谊重,我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来报答老师给我的关怀和恩情。

  直到1989年在我失魂落魄的生活状态稍有改善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定州中学看望我的恩师。但是没有找到,经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刘老师已在几年前搬回了北京,在大兴师范学校教书。我随即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当天夜里就首先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在多年不见的二舅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二舅在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后,再一次塞给我500块钱并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好好生活。随后表妹帮我买了一些礼品并在她的指点下,我迫不急待地辗转登上了开往大兴县的班车。

  终于在当天见到了恩师,寒暄过后,当老师问及我的生活状况时,我感觉无言以对,我真得不能把我那些曾经生不如死的经历告诉老师,那同样会让老师感到更大的失落和伤心,况且当初刘老师曾对我升入一所好的大学报有那么高的期望。我只能唯心给老师说自己混的还不错,在家里开办养殖场收入挺丰厚,已经在几年前结婚,儿子也好几岁了。

  临别的时候老师同样送给我了一些邮票做纪念,其中有几枚邮票是我当年送给他儿子的。

  就这样几枚小小的邮票同样见证了我们当年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在多少年之前就已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在我复读初中和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心理问题相当严重,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但这些并没有引起父母足够的认识,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有看心理医生这一说。在我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静养随意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在这种精神状况反复无常的背景下,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进入高中后心理问题进一步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很多作文都是以偏激的语言写成的,在我的记忆里高中阶段的作文从未得过好成绩,为此老师还曾多次找我谈话。另外在高中阶段政治思想上也不求上进了,我甚至拒绝了学校要我加入共青团的一片好意。到高中的最后阶段,那个女书记张玉春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魔鬼般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到最后尽管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但是在心灵深处埋藏已久的仇恨的岩浆最终还是喷发了。

  那个时候似乎总是有一种幻觉在不断地告诉我:有仇不报非君子,报仇的时机到了,并有一种声音在敦促我,等到将来当记者的那一天再也就没有机会了。

  在1984年的春节前夕,期末考试完以后还没等到放假我就不去学校了,打算上演一幕现代版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想当年革命前辈贺龙用的那两把菜刀还是向别人借的呢,而我有本钱啊,于是就用学校给的助学金买下了两把大厨刀,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同时还用英文写了一份遗书贴在墙上。我准备首先杀掉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然后再找机会杀掉那个泯灭人性的女书记张玉春,早就听村里的人们讲当年张玉春就是靠给上边某领导投怀送抱才得以提拔混入党内的。但警钟一直也在告诫我只杀掉这两个人就足够了,绝对不能滥杀无辜。

  就在我紧锣密鼓筹备我的计划并打算找机会实施的时候,我父亲发现我不怎么用心学习了,终于在察觉到我的异常行为后赶紧打发我四堂哥谢国民找来了新兴庄的大姐他们,那个时候通信还不发达,随后父亲又找三堂哥谢国柱去邮局发电报,好让外地的两个姐姐也赶紧回来。

  一家人生怕我弄出人命来闯下大祸同时也担心我的安全。于是全家人24小时轮班看管着我。有一天深夜里趁家里人熟睡的时候我终找机会翻墙逃出了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摸索着穿过京广铁路来到母亲的坟前,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小时候妈妈说过的那句话,“鬼魂都是在半夜里才出来活动的”,我知道母亲在天之灵在这个时刻一定能与我沟通的。在我与妈妈对着话并哭的死去活来的时候,手也不断地在挖着坟上的泥土,我多么再想看妈妈一眼啊,这个时候我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人是鬼了,就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深夜里出来替天行道的好鬼,正在我准备折回京广铁路的时候,一列火车开了过来,刺眼的灯光和由远而近隆隆的车轮声又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于是赶紧跑在火车前头,越过京广铁路后来到位于我家西边几百米处刘德栓家的院门外。这时候才发现由于跑出来的匆忙手里没拿上家伙,不过那两把大厨刀是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家里早就给藏起来了。于是就盘算着进院后是否能在他们厨房里找到菜刀,然后找准熟睡中的刘德栓的脖子砍下去,提着他的人头再去砍“破鞋”书记张玉春的人头,之后再把两个人头放到母亲坟前祭典,就在我正想办法临时先找个什么管用的家伙的时候,家里的人们已经分两路找了过来……

  家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我砸了个精光,尽管又是24个年头过去了,旧房的墙壁上至今还有我用菜刀砍过的痕迹是那么清晰……但是,即便是在我的精神状态达到极端疯狂的时候,我依然清楚地知道善恶之分,更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心中的积怨促使着我宁可把东西砸坏,也决不能伤到我身边的任何亲人和那些帮助我的街坊邻居们,我宁可一刀一刀地把自家的房子砍得不像样子了,也不会做出滥杀无辜的事情来。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最后的道德底线。

  就在1984年春节的除夕夜,即便是在这种精神极度崩溃的前提下、在不安分的思维和混乱的意识中我还断断续续地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香港艺人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深深触动我的心灵,我满含热泪的双眼透过模糊的视线认真地看完了张明敏的演唱。

  因为2年前二舅送给我们的那台12英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已在几天前被我砸坏了,才在好多亲人的陪伴下来到我家房后的二堂哥谢互柱家里看电视,随后我来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上的星空,想看到是哪 一颗混在其中的卫星把中央电视台的信号传送到了这个院子里的。之后我又从屋子里叫出大姐夫贾玉才帮我查找那颗卫星,他随手指着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对我说,“就是那一颗卫星把北京的信号传到这里的。”那一时刻由于已经混乱的思维,我真的相信了大姐夫说的话。我随口又自信地回应道,“通信卫星是与地球同步的,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明亮了的,那它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卫星了。”

  接下来我就要求家里人赶紧去找地方给我买“洋装”,我不 仅要穿得像张明敏一样体面,而且还要在电视上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家里人看到我又在胡言乱语了,一时不知所措,就假意告诉我在定县买不到,已经派人到石家庄买“洋装”去了。我似乎意识到他们在骗我,于是我就不断歇斯底里的用国语和英语高呼“我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我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总统!……I am the successor of the great Dr. Sun Yat-sen ! I am the truthful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全是大清帝国的腐败才毁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袁世凯不是总统,他除了是卖国贼,还是中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孙先生的二次革命虽说没能战胜袁世凯,但已经从精神上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中国社会不公平的事情全是大清帝国留下腐败的传统才造成了人民依然没有讲理的地方……”

  电视里的晚会还在继续,先前晚饭时分的鞭炮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嘎然而止的,我的狂喊再一次划破宁静的夜空。

  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说的只有将来当了大官才能洗刷父母的冤屈,同样也在不断地触动我全身的神经。众多的亲人们已经不再阻拦我了,他们只是陪伴着我、跟随着我,任凭我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在他们看来当我心中的怨气发泄完了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好起来。夜幕下我再一次穿过京广铁路跑到妈妈的坟前,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喊,“妈妈呀,你儿子有出息了,你儿子当了中国最大的官儿,你儿子现在是大总统了,你就安息吧。”

  随后我又跑到了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就是现在的中山西路,我母亲的坟距离这条路不足50米,而距离京广铁路不足200米),只能听到身后家里人追赶我的脚步声。

  “杨庄子的全体村民们,你们都听好了,我才是中国的大总统!”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啊!我要以大总统的权力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让所有残暴和邪恶的人们受到惩罚,让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发扬光大……”

  就在我慷慨陈词的同时,那两只攥的吱吱响的拳头不停地击打着路旁一棵粗大的泡桐树,好像那棵树就是我发表演说的一个讲坛,以至于后来两只手变得血肉模糊了我依然没能感觉到疼痛。亲人们劝我回家包扎伤口,几个堂哥硬要拖拽我,结果给他们弄了满身血迹。大过年的又是半夜里,到哪里去上药啊,我看到了亲人们满是愁容的脸。就在这时三堂哥的一个举动又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解开棉衣的扣子,不由分说就从年前刚买的白衬衣上撕下好宽的一个布条给我包伤口。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新年的鞭炮声再次响起,远处天空中不时还炸开一个礼花弹划破并短时照亮黑暗的夜空。

  家里人继续跟着我朝城内方向走着,这个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变得沙哑了。一路上我依然用尽全身的力气继续宣读着我的“总统就职演说”,直到最后实在说不出话来了……

  不知道在定县城内转了多少个街道,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折返来到了西关北街姑姑的家里……

  我无法想像我本人以及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是在什么样的凄凉和无奈中度过的那个1984年的春节……

  正月里家里人看到我整天胡言乱语并在发泄完以后的精神状态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又认为我是中了邪,于是乎各种脸色的半仙们被陆续请到家里做法,钱虽然花出去不少,但是这种封建迷信倒使我更加感到空前的恐惧。我眼睛里时常看到有两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就放在我家院子的南头,我认定那就是自己杀掉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和那个女书记张玉春,他们已经死掉了怎么还会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我的事儿?

  有时混乱的思维让我整夜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那张狰狞面孔还有那个书记女鬼伸来魔手掐我的脖子。还有时候在我的床下总是传来咚咚的敲击声,两个死鬼看来是真的不想让我安生了,小时候听妈妈说过“神鬼怕恶人”,我就当一次恶人吧,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从床上跳起来狠狠地对着床板砸了下来,只听“咔嚓”一声,床板断裂了,我的双脚已站到床下的地面上。

  半夜里看管我的亲人们睡得正酣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醒,一个吓得不知所措。这时候我倒反过来安慰他们了,我说一直在骚扰我的那两个恶鬼终于让我给赶跑了,大家都可以安安生生休息了。

  因家里人知道了我受到那两个恶鬼的侵扰,也就没有告诉我刘德栓和张玉春实际上并没有被我杀死的事实。随后他们把我弄到新乐县棉麻公司的三姐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静养,这样好让我躲开那两个死鬼的追杀,但很多时候仍然无法入睡,深夜里远处火车的汽笛声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认为是那两个死鬼正在穿过铁路来寻找我的踪迹。在三姐家里每天都有中医给我做针灸疗法,很多时候需要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三姐还用一个棉麻公司特制的深斗小拉车带我去做烤电治疗,实际上是捆绑在一个椅子上过电,那个所谓的医生手上拿着个手摇式的仪器开始向我问话,当我回答离谱了,那人就摇动手里的仪器,顿时我全身就象散了架一样,感觉就象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胸口上,摇的再快一点甚至就会昏死过去。我看到了三姐难过的样子,看到了三姐在不停地抹眼泪,事后我向三姐哀求回家,再也不能来这个鬼地方了。

  到了1984年春天在我意识稍有好转的情况下,我把家里所有看过的书籍和杂志装了足足一麻袋,用三轮车运到了学校并找到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帮我把这些东西捐给了定县第一中学图书馆。

  之后家里人被迫给我办理了离校手续,随后没多久三堂哥和我姐夫等几个家里人以送我到保定上学的名义把我骗到位于保定市东郊的河北省精神病医院……

  我本人的崇高理想、我的前途和命运从踏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天起也被断送的一干二 净。而那个时候距离我参加高考恰恰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

  半年后,大姐把我从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当得知花费了高达1500多元的医疗费后(其中包括我在精神病给人家毁坏的物品和设备的赔款),我无奈地又哭了好几天,这些钱都是三个并不宽裕的姐姐为给我治病东拼西凑弄来的钱。

  虽然出院了,但我的心里明白:肉体的创伤容易愈合,心理的创伤仅靠精神病院的电刑是永远无法治愈的,只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的时候才能彻底医治我心理上的创伤。况且我在精神病院受到的折磨也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小屋子里憋的让人更加发疯不算,如果再不老实的话,小的电刑可以让人感受到撕心裂肺是什么样子的,大的电休克可以让人在眼冒金光之后安安稳稳的睡2天,人家说那叫电疗。在我最初的记忆深处,对我来说那似乎永远不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倒像是一个恐怖训练营,那种感受比坐牢不知还要难受多少倍。后来才知道医院那边给我定的“罪名”是“精神分裂症”。

  但是无论如何,在精神病院长达6个月的治疗过程中,我的精神状态逐步得到了改善和恢复,所以我依然感谢那几位对我以诚相待的医生和护士的关怀。由其是一位年轻的陈医生,当时28岁左右的样子,对我印象很深。他医科大学毕业后刚分到那家医院不久就做了我的主治医师,后来我们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当时怕病友们看懂我想要写的内容,于是就用英语给他写了我在医院的感受以及我未来的想法,因这位医生喜欢兔子,我承诺在出院以后当自己的家庭冤案得到平反和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要带上父亲饲养的小兔子来看望他。一晃就是24年过去了,因平反无望加上生活所迫以及事业上依然没有明显的成就,我也一直没有兑现带上小兔子去看望人家的那个承诺。

  但是,我将在针对我们那些即不公平又不合理的事情最终变得公平、合理的时候,在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冤屈有一个明确说法的时候,我会对所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逐一地找到他们并以自己最终成为一名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的身份向他们一一致谢。让所有这些好心人也最终看到爱的力量、看到人性光辉的伟大、看到人间真情所创造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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