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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拨乱反正时期没有给我们平反

  “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那道曙光。满以为冬去春来,好日子就可以开始了。然而,我们所企盼的公正仅仅是一 个虚无缥缈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直到快3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没有能够实现。

  我们最早找到了“文革”后官复原职的党支部书记黄立虎,要求平反。他依旧说“富农”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下来肯定得有个说法,解决历史问题。但是他始终不肯亲手给我们解决问题,而是不断推脱,说他已经不管事了很快就要退下来,让新上任的给我们解决问题,一直就这样拖着,不久新上任的女书记张玉春果然接替了黄立虎的职务。

  到了1979年我们又向原定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诉历史问题,以求讨回公道。县里的答复是:各村都要成立落实政策小组, 要我们回家等着。

  的确,杨庄子村成立了以高中海为组长的落实政策小组。在处理我们的冤案方面依然没有进展,但做为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我们当时并没有搞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在当时条件下,我们所要求的各项主张并不高,远远低于当时国家所制定的落实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于政治上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以及人身损害方面,我们甚至没有提出平反的主张,我们只想让生产队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还给我们。

  我们全家也没有报怨“文革”时期的当事人刘德栓。我们心平气和的找到刘德栓,只是希望他协助我们把属于我们家的东西从生产队要回来。

  但是刘德栓的做法真的让人匪夷所思,他在这个问题上俨然就是一个“文革”英雄的化身,他面对我们依然是一种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且用一种蔑视和极端傲慢的口气说他“文革”时期针对我们家所做的那些事儿是在“维护集体的利益”,让我们随便到哪里去告他都行,打官司的话,村里给他报销一切费用……

  “文革”当事人的倒行逆施,还有那个当年给我们制造“富农”原治保主任胡栏树的儿子胡庆山也已经在村基层政府里头做事了,只是个名气还不太大的村官儿,加上母亲曾得罪了现任书记张玉春所造成的后果,落实政策无望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党和国家制定的有错必纠、光明磊落的原则在这些人的眼里竟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我父亲向来健康的身体还为此大病了一场,丧失劳动能力达半年,还花去了大笔医药费。就在父亲的病情刚有好转的时候,我母亲也随 之病魔缠身,就在这个时候,村里的落实政策小组在没有实质性工作成果的情况下,做出总计赔偿我家240块钱之后,便草草收场。后来才知道这240块钱仅是从我家里刨走的那12棵树苗的赔款,而恰恰是这12颗由我父亲自己培育的树苗让刘德栓罚了我家600块钱,一家人白白为生产队付出了长达10年的劳动以及无端没收宅基地和那个被毁的50%林地所有权等关键性问题,均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即使这区区240块钱,在我母亲病情加重之时,村里也依然赖着不给。因为在过去的20几年间,一家人都是在母亲那边的直系亲属接济下活过来的,况且当初盖房等工程还欠下了人家大笔的钱款,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好再向亲戚借钱,母亲的病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只能保守的治疗。后来是在夏庄子村的张氏朋友资助路费的情况下才得以把我母亲送到北京,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接受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但随后医院宣布母亲的病为绝症。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二舅替我们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之后,我们带着病重的母亲无奈地离开了北京回到家里。

  一场大雪过后的1982 年农历11月初3,我饱经磨难的母亲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这时在村里好心人的协助下,经杨庄子第五生产队队长陈国堂同意,终于给了我们那240块钱,正是用这点钱以极其简单和低调的方式在村里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安葬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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