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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共政权建立和新中国建设有我们的一份贡献

  我的母亲不光是自身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就连她的直系亲属因我家“富农”的关系而在参军、入党、提干等多方面受到很大影响和牵连。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对一个人的政治审核是极其严格的,亲属那边的相关单位来团结村调查的时候,村干部们每次都会昧着良心开出我家是富农的证明信,就这样我母亲的直系亲属因为这个“富农”的背景而受到牵连,不光贻误了他们的政治前途还从经济上给他们造成损失。

  我母亲王彦国祖籍在孟家庄村,我的外公、外婆家共有他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是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做出一定贡献的革命者或知识分子家庭。

  大姨夫曹兵安是中共党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抗美援朝的时候是营教导员。不幸的是大姨夫在1950年入朝作战的当年冬天就战死在朝鲜,尸骨没能找到。当时部队有关部门将曹兵安列入了失踪人员名单,这又使大姨一家人对失踪的大姨夫渴望他生还的奇迹能够出现,希望他能做为被俘人员在交换战俘的时候平安归来。人民政府对大姨一家作为烈属进行优抚,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安置二表哥曹占斗入伍,到他父亲生前的部队服役10年。转业后分配到唐山工作,后因受我家“富农”的牵连使得政治前途没有进展,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二表哥才得以但任某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大姨王彦香守寡54年,于2004年去世,享年86岁。

  这里提到了朝鲜战争,不得不说一下本人的想法和看法,但总体上我同意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评论。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历史文献的开放,许多历史事件也还原了其本来的真实面目。朝鲜战争的性质纯属朝鲜内战,但因为美国和苏联的插手,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局部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用分析家的话说:中国参加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主观上中国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世界,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但客观上使中国与美国为敌,而使中国的敌人日本和苏联从中渔利。朝鲜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自己,帮助和壮大了敌人。几十万子弟兵死在朝鲜,而由此造成的长达几十年的中美对抗可以说,朝鲜战争给中国造成无穷的祸害 。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才真正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在这里也可以做几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中国不参加朝鲜战争,可能就不会欠下苏联巨额的军火债;美国可能不会派第七舰队长期保护台湾,当时靠蒋介石的海空军阻挡不了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台湾也可能像像海南岛一样被解放了;美国不会在经济和军事上扶植日本,日本就是靠朝鲜战争得到发展和壮大;中国可能在五十年代就和美国建交了,中国可能会更早的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可能比现在更文明、更发达、更强大;如果金日成政权被消灭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并不是什么坏事,现在和中国接壤的是大韩民国而不是那个所谓民主主义的朝鲜,韩国显然不会挑衅中国,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就看不到当今朝鲜人民的痛苦了。

  三姨王爱国的丈夫张金锁在上世纪50年代初留学苏联,回国后在井陉煤矿先后任工程师、矿长兼党委书记,他在为新中国的矿山开发和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三姨同样因受我家“富农”的牵连而无法入党,工作上没有什么进展,最后只落得当家庭主妇的份儿上。

  大舅王彦忠早年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从沈阳赴台湾搞情报工作,因时局的变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杳无音信,直到1982年春天才从加拿大辗转来信报平安,并于分离43年后的1989年首次来大陆于家人团聚。但是我的母亲早在得到她大哥消息的当年冬天就含冤离世了。长达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可以想像当时处于疾病煎熬中的母亲想见她大哥一面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啊。

  二舅王国忠早年在解放军的兵工厂从事炸药的研究和生产,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军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爆破炸药,为扫除挡在人民解放军面前的一座座碉堡提供了后勤保障。当年在我军攻克的一座座城市中,同样也包含着我二舅所做出的那份贡献,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业学院(前身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 )从事民用炸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因受我大舅这个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证实身份的海外关系的牵连,直到1987年才得以入党,之后任职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系某实验室主任。

  在他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的母亲王彦国嫁到了一个在中国社会里即传统又朴实的农民家庭里。因受我母亲家族中多为革命家庭的影响,父亲谢金更在解放战争处于战略反攻时期的1947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了一名工兵。历史的巧合是那么的具有戏剧性,在当年秋天围攻徐水等地的战斗中,担任爆破手的父亲所使用的炸药正是来自我二舅所在的兵工厂,那时我军的兵工厂主要设在革命老区阜平一带的山里。1948年冬天,在解放张家口的战役中,父亲所在的工兵营担任架桥任务,在刺骨的冰水中父亲一人顶几个人用,就是凭着对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对解放全中国的迫切憧憬,他不让战友们替换他,在冰水中默默地坚持到最后。事后我的父亲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但是一条腿的膝关节落下不能弯曲的毛病一直伴随到现在。

  因父亲对土地怀有特殊的感情,解放后他选择了回乡务农,直到现在已是81岁高龄了依然拖着残腿开荒种地。我父亲似乎忘记了半个世纪前因种下了几百棵树而给整个家庭所带来的灾难,近10年来他又一次在当年和其它荒僻地带植下了足有150棵杨树,这些树如今已有碗口粗了。每当我们看到这些浸透着父亲汗水的树林,伤感之情便油然而生,不得不让我们暗暗地祈祷历史的悲剧别再重演。

  我母亲那种好强、坚毅和耿直的性格以及那种“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道德理念从她的家族那里带到了杨庄子村。

  “文革”时期,我们每年在生产队的劳动所得被全部扣除偿还那个600块钱的罚款,如此以来维持日常生活的钱从哪里来啊?母亲是个吃苦耐劳的农家妇女,起早贪黑地纺线、织布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除了用以解决一家人穿衣、被褥等问题,还可以用多余的粗布换取更多的棉花而获得那点微薄收入贴补家用。

  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半夜里醒来听到母亲纺线时那纺车发出的嗡嗡声。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凌晨时分,我起来小解,发现母亲用棉花擦拭脸颊,定睛一看是在擦流血的伤口。原来是电灯泡突然坏了,她摸黑换灯泡的时候从桌子上摔下来受了伤,但她手里的活依然没有停下来。那个情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让我终生难以忘怀,那一时刻真如同无数把尖刀扎在我的心坎上,我擦干眼泪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后来听说村里有个女干部家里需要一匹粗布,要用1斤棉花换母亲的1斤布的方法折算,尽管不是白拿还是被刚毅的母亲拒绝了,从重量上看1比1似乎是件很公平的交易,但从道义上看不免有点残酷和仗势欺人的味道,因为母亲把1斤棉花变成1斤布的过程中除了自然损耗,还要付出流血、流汗的代价才能实现。得罪了这位女干部,父亲为此跟母亲闹了好几天,因为父亲知道,母亲给家里惹的祸已经很多了。在那个年代诸如落井下石、雪上加霜之类的事件对我这个家庭是很平常的事情。恰恰在“文革”结束2年之后,这位女干部成了杨庄村最大的官儿,那才真是屋漏偏逢连绵雨啊,父亲得罪了刘德栓遭到经济上的报复,母亲得罪了那位女干部所遭受的是一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而这种报复的高明之处在于暗无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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