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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同室操戈与内忧外患

  我的爷爷和奶奶共有两个儿子,除了我父亲谢金更,还有个会木匠手艺的大伯叫谢金锁。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但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只能凭着做人的良心而在此客观公正地讲述我父亲兄弟两家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6年我们举家从西关北街般回杨庄子村原址,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与大伯这两家人的关系一直就处在一种微妙有时甚至是一种敌对的状态中。而那种不正常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母亲离世前后一段时间里,两家人的关系才真正在血浓于水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改善。

  父亲与大伯之间性格上存在差异。大伯虽说也是个老实人,还有个“老蔫儿”的绰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村里还算得上吃得开的人,他很会利用人迹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且还会讲出一连串的什么道理来;而我父亲完全是一种傻老实的精神面貌,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前途或是什么较高层次的追求,战争年代他只会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而不想谋求发展,只想着打完了仗好早点回家种地,而回家务农以后依然没有军人曾有的气概,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别人把他给卖掉的话,他还会帮人家数钱呢,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伯母在村里的外号叫“大白脸”,从那张长方形大脸上就真得能够表露出她的性格具有奸诈和冷酷的一面,有些事儿上为达到目的,她会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实现,乃至丢掉亲情甚至是丢掉良心都行,在社会面上她会见风使舵,有时不惜丢掉人的尊严而奴颜婢膝以保全利益;我母亲的性格在为人处事上与伯母就完全不同了,她只会坚持一种做人的基本信念,那就是“舍生取义”。

  鉴于两家人的思想或者说信仰方面大相径庭,不论他们兄弟之间还是妯娌之间的矛盾时常会表现出来,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

  1956年搬回杨庄子村以后不久,我的爷爷找了一个老伴,那时候我爷爷是由我父亲和大伯轮流赡养,而伯母就是不同意爷爷找老伴,并以不再赡养相要挟。无奈之下兄弟俩商量在一块空地上另给我爷爷和他的老伴盖两间房,让他们单独生活。但是伯母拒绝出人出资,就这样我父亲一个人全承担了下来而且还亲自动手给爷爷建房。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母依然跳出来进行捣乱,我父亲在前边砌砖,伯母就跟在后边拆墙,父亲一气之下打了嫂子几下。这一下子可惹了祸,伯母耍起了泼妇的把戏来,她自己在脑门上抓了几把弄出了几道血口子,硬说是我父亲打的,不依不饶。

  房也盖不成了先弄着嫂子去医院疗伤吧,第二天伯母又把事情告到了村支书那里要求赔偿。后来在村干部调解下,给了她一定数额的医疗费和营养费才算告一段落。眼看着房子就要建起来了,伯母又不依不饶了,扬言要找她娘家的人来打架,而大伯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听之任之。后来,伯母还真得把她娘家的兄弟几个人找来了,我母亲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赶紧到西关北街把我姑姑找来当说客。后来在我姑姑以讲事实、摆道理的耐心说服下才把事端平息下去。从此,亲兄弟两家也就成了仇人,不再有什么来往。

  爷爷去世后那个院子里的房屋在1963年的洪水中被冲毁了,那块地方就由父亲一直占用下来并栽种了树木。到1985年以后我养猪的时候,也在爷爷留下的那个院子里建满了猪舍,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伯一家从未对那个院子提出过分割的要求。从我的父亲和生前的母亲以及后来从知情人那里得到的说法是因为当年给爷爷建房和赡养的问题,大伯一家后来觉得没有脸面也没有理由再争取对那个院子的所有权,尽管是爷爷留下的财产。1993年父亲打算出卖那个院落的时候,老实本分父亲主动找到了大伯提出平分爷爷留下的财产。1994年院落及附着物出手后,我们分得6000块钱,这些钱除了偿还部分债务,余下的也全都花费在我刚刚开始的集邮事业中。

  我父亲和大伯是在1947年定县解放后土改的时候分家另过的,两个家庭的户籍成分都是中农。上世纪60年代,当两家人发现在杨庄子村都成了“富农”的时候才又临时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我家原有的土改时的户口薄在1963年的洪水中丢失了,而大伯家还保留着当年的户口薄,上面清楚地显示家庭成分是中农。但是,村干部在铁的证据面前依然硬说是“富农”,一口咬定就是西关北街介绍来的,这种简直让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对村干部来说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按知情人的说法就是村干部嘴里了吃了大粪,随口胡说谁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归根结蒂还是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幕幕人间悲剧,也恰恰是专制赋予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如同奴隶主对奴隶才拥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为洗脱被强加的“富农”,经过一连串的申诉而到处碰壁之后,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合”到来了,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再奢望公道无疑就是痴心妄想。善于审时度势的大伯一家提前找到了自己免遭“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保护伞和派系争斗中某些可以利用的靠山,继而依然把他的亲弟弟一家当做仇人。就这样,大伯一家在整个“文革”时期政治上没有遭到揪斗,经济上没有任何损失。只是两个堂哥在婚姻和上高中的问题上因为“富农”的原因遇到一点小麻烦,仅此而已。

  在我们一家人大祸临头的时候,大伯和伯母竟然站在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立场上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幸灾乐祸。明哲保身的做法可以放弃人性和亲情,这一点在整个文革时期并不会让人们感到奇怪。

  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经济上要置我们于死地完全是出于报复目的,因为同为“富农”的大伯家的闲宅院比我们的还要大,人家的财产可以毫发未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最近几年里,在我走访知情人的过程中,都证实了原革委会主任对我们进行疯狂报复的事实真相。当年曾经保护我大伯家免遭批斗厄运的人正是大伯最好的好朋友陈铁山。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个陈铁山来自另一个陈氏家族,与前面提到“队长世家”中的三个陈姓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当时条件下,这个陈铁山虽然没有保护我们,但也从来没有害过我们,况且他还告诉了我很多历史的真相,同样是我们的恩人。他是这样给我说的,“当时我也想过帮助你们,只因为你父亲与你大伯的关系很糟糕,再加上你父亲从来没有找过我,我也并不是缺事儿管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不能责备人家见死不救,只怪我父亲在当时条件下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们进行交住。

  那个时候陈铁山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是一个派系的,刘德栓还是他们的领导者和重大事件的策划者。在派系斗争中的一起枪击杀人案中,狡猾的刘德栓给自己留了一手,在前往杀人现场的路上他借口说回家拿个饼子吃而逃过了“文革”结束后的刑事处罚。而其他包括陈铁山在内到过杀人现场的五个人在1980年被逮捕,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至8年不等。

  至于那个瞎眼队长是如何与我母亲结怨的,陈铁山也同样把真相告诉了我。事情最早发生在1960年最困难的吃食堂时期,做为生产队长的陈国峪也管理着食堂,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几个妇女轮流在那里做饭,好几个妇女都被陈国峪占有了,就只有我母亲死活不依他。我母亲只在食堂干了三天就再也不去了,当时人们还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那个年份正赶上还苏联债务和自然灾害时期,人们已经到了吃树叶、啃树皮的地步,在食堂里做饭是可以得到饱餐的好差事。正是我母亲当年拒绝了陈国峪的流氓行径才导致后来他陷害我母亲偷麦子的事,从而有了现代版的窦娥冤。

  陈铁山还有另外几名知情人详细透露了原定县城关区的区长为什么会把怀着他骨肉的张春玉送给杨庄村的黄耀贵为妻的历史真相。原来当初20多岁的黄耀贵也是一个流氓成性的男人,他在某医院干护理工作的时候,猥亵并强奸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人家丈夫和孩子们不依不饶把黄耀贵打了个半死,后来打人的受到派出所的处理,黄耀贵治疗后被人抬回了家,但在医院的工作因他的流氓行为也给丢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区长才抓住时机就像扔掉一件旧衣服那样把张春玉送给了黄耀贵为妻。张春玉所走过的是依靠她出卖肉体赢得了原定县城关区区长王某的欢心,才得以一步步走入政界进而混入党内的丑恶历史。想当年她仅仅是个在政府里边端茶倒水的女服务员,为了实现她政治上的野心便主动地给那个区长投怀送抱,即便是她做了杨庄子村黄耀贵的妻子以后依然没有中断与那个区长所保持的性关系,直到后来又是在那个区长的关照下才得以入党继而当上了书记。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执政党的党章中虽然明确了党员的纯洁情,但是像张玉春这类痞子掌握领导权的还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论过去和现在,试想有这样的险恶群体把持政权,社会还能有公正存在吗?没有了公平和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同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我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在我们两家关系恶化的时候,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微妙之中。

  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那段时间里,比我大2岁的堂四哥与我的关系也伴随着大环境时好时坏,有时根本就不来往了,甚至有时成了敌对的冤家。但是我母亲对待大伯家的孩子们始终以诚相待,我母亲还成功的为堂二哥做媒,让自己亲戚家的女儿嫁到大伯家里。那时候女方那边嫌弃家庭出身是“富农”会没有前途,是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才成全了堂二哥的婚事。而到了堂三哥结婚年龄的时候,我母亲又通过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乡下很出色的姑娘,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份上,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母亲与伯母妯娌俩关系再度恶化,伯母硬是棒打鸳鸯拆散这门婚事,伯母还对外放出风声说再多么出色的媳妇也不能让我母亲说成。

  为了自身的利益,伯母还是一个具有“高瞻远瞩和组织才能”的人。早在1970年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亲侄女介绍给当时是生产队长的陈国堂为妻,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陈国堂依然是杨庄子社区五队的队长而继续跟在那些恶势力的后边洋洋自得。但是伯母的这个亲戚队长并没有给大伯家带来多大的利益甚至一度还成了仇家。本来大伯一家在“文革”时期没有受到任何的经济损失,但是在1980年前后落实政策时期,伯母依然跟着我们一道瞎跑,还想利用她侄女女婿的亲戚关系好退还我们的财产,然后她也能分得一碗羹。但是她的美梦破灭了,因为陈国堂根本就不买亲戚的帐,为了继续长久地当他的队长,便昧着良心任凭那个女书记张玉春怎么摆布都行,到最后就是那区区240块钱,还是在我母亲去世后,做为队长的陈国堂才给我们。

  到1984年我被严酷社会现实逼到精神崩溃的时候,血浓于水的亲情才真正在两家人身上体现出来。大伯家的人们不分白天黑夜看护着我,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牺牲自身的利益而全力以赴来拯救我的命运。因为我曾经是父母心里唯一的希望,而到这个时候了,我老实本分的父亲已经束手无策了,大伯和伯母以及所有的堂哥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希望之星就此陨落,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使我在经过治疗后最终摆脱了心理疾病的折磨。

  我是于1977年升入初中的,因当时2年制的初中教育还用的是地方教材,总感觉没学到多少东西,从而放弃了1979年升入高中,转而复读了全国统一教材的三年制初中的后2年,到1981年才进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如今大伯家的四个儿子有两个继承了父业,二堂哥和四堂哥做了木工,四堂哥的一个女儿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电子商务英语专业,现在河北省天然气公司任职。大堂哥曾经为人打工,现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他的儿子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博士。在我的印象中尤其三堂哥是个乐于助人,性格开朗的哥哥,不管在什么时候,每当我遇到危险或处于困境的时候,他都会站出来保护我、关心我。但是,这样一个好心的哥哥在1987年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年仅32岁。伯母在卧床多年以后于1996年病世。伯父与我的父亲一样热爱劳动,在2000年秋天已经78岁的时候还依然做木工活,在骑自行车到商店买钉子的路上遇车祸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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