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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我们经历了一段这样的历史,无论是屠杀者,还是牺牲者,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指示”的空洞无物和毫无意义都同样地心知肚明:正是这种认知,导致了这种以该意识形态为名义所实施的恐怖行径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卑贱;正是这种认知,造成了整个社会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根本堕落。杀人者虽然枪弹齐射,但更多的还是仅仅使用拳头,“杀人的棍棒”每落下一次,就会同时响起杀人者丧失理智的嚎叫——这不仅证实了最能够带给人最为放纵的权力感,并且借助于对理性的奸污,会与杀人的快感一起迸发出何等强烈的狂放,这种狂放——朝向人类生存的、无论何样未来的——启示录般的真实视野。

  ——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


  “反右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的事件。它几乎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累积形成的几代至为宝贵的知识分子连根拔起、一网打尽,将中国社会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和没有公共空间的极权社会。它使得中共当局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并催生出一整套更加严密的劳教制度和劳改制度,将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敌对分子”关进遍布中国大地的现代奴隶集中营。“反右运动”彻底暴露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政权的反文明、反民主的本质,与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天安门屠杀”等政治运动和事件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甚至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

  迄今为止,“反右运动”依然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和文化评论的禁区。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们未能写出一部类似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史诗般巨著来。正是由于当局对历史的扭曲和对真相的掩盖,导致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某种“后反右时代”和“后文革时代”,受害者的赔偿和社会公义的实现亦无从谈起。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疏理“反右运动”与中共劳教制度及现代奴隶集中营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多个层面比较纳粹德国、苏联与中共的集中营之异同,并以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夹边沟集中营为个案,剖析其管理制度和死亡比例。以此,作为对“反右运动”发生五十周年的纪念,以及对每一位死难者和幸存者的迟到的敬意。


  “反右运动”的起源与劳教制度的确立

  长期以来,史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反右运动”究竟是毛泽东一开始便策划好的“阳谋”,还是其中途变卦、杀机渐生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思路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毛泽东一开始想利用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运动”,打击党内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职业官僚体系”,从而恢复他在中共八大上失去的权力。挑动群众斗官僚、挑动官僚斗群众、挑动官僚斗官员、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四种组合是毛泽东在其漫长的掌权生涯中惯用的伎俩。他超然地置身事外,在每一次斗争之中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每一次血雨腥风的斗争都成为其巩固权力的手段。

  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上,党内高层利用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国际态势,成功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删去,并将毛泽东的权力部分架空。几个月之后,毛精心策划,掀起了“双百运动”,以对抗党内高层的“抑毛运动”。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不会有人敢于批评自己。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的最原始的构想。毛所制定的指标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三个“主义”不会与自己沾边,最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会伤及“皇上”。这是中国传统帝王政治的特色。

  殊不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阶层对党的批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当然,大部分人只是出于善意,向中共提出一些温和的意见与建议。但也有少数思想超前的人物,不仅尖锐批评各级党组织的官僚制度,而且将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的独裁统治方式,甚至提出中共应当还政于民、实施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触动中共体制本质的呼吁。有人将中共的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有人指出“现在的政府不保障公民权利的情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有人希望“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还有人揭示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制度的毛病,在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这一结果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经过中共建政之初的批判胡适、高校院系调整、反胡风等整肃知识界的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未完全成为依附于中共这张“皮”上的“毛”。毛泽东更没有料到,党和他本人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威望竟然如此之低,只要知识分子们还能保持独立性,他本人就无法成为指鹿为马的“红太阳”。毛的心胸极其狭隘,报复心极强,他立即决定改弦易辙,发起反扑,宁愿暂时放过党内干部,也要先拿知识分子开刀。他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这段话将其残忍的本性表露得淋漓尽致。

  于是,毛泽东公然宣称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此前宣布的“言者无罪”的承诺统统收回,其无耻程度让历代独裁者望尘莫及。正是由于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使得党内当权派甘当“反右运动”中的“马前卒”。在“双百运动”前期,遭到尖锐批评的第一线人物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职业官僚”。面对这一轮新的“整风”,他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毛泽东转而赦免其“罪状”,并转而迫害那些批评者时,他们便怀着深切的报复之心,积极主动地成为毛的工具。“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邓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一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者,亦每至二十年、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 在此次运动不仅没有受到触动、反而巩固了其地位的“党内当权派”。此后,刘邓等人继续掌权长达九年,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中才被毛打入深渊。

  对右派的残酷迫害,由毛泽东发号施令,由刘、周、邓等人具体执行。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如何处理数量庞大的右派分子,成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当时的知识分子约为五百万人,后来官方的说法是划了五十万右派,即按照毛泽东该标准的上限来划定的。其实,右派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五十万,甚至有许多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德国学者乌利?弗朗茨认为,右派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丁抒则认为,右派接近一百八十万人,而邓小平一九五二年五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称,“反右运动”实际上影响了一千万人,还有更多所谓“漏网右派”,以及被“反右运动”波及的“地富反坏分子”。

  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他要设计出一套制度将右派彻底铲除,确保他们无法继续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这既是对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手段,也是让其愚民政策此后畅通无阻的保障。当时,对于右派的处理办法,第一类叫“法办”,即通过原有的法律程序逮捕、判刑,从几年徒刑到十几年,到枪毙,都有。这类人在百万右派中是少数。而大部分右派的“罪证”,只是提出的一些温和的意见和建议,很难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定罪。

  第二类处置办法叫“劳动教养”,这是将右派迅速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去的“便宜之计”。“反右运动”对中共劳教制度发展意义重大。虽然此前劳动教养已经在各省市开始实际运作,如时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的黄琪翔便在“鸣放”中说:“人民失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联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没有听闻过。” 这说明集中营早已是中共惩戒不服从者的重要手段。但全国性的劳教机制还未正式确立,劳动教养尚待进一步制度化。 “反右运动”因而成为劳教制度化、现代奴隶集中营大规模扩展的重要契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发出指示:“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搞个劳动教养条例。”于是,总理周恩来赶紧行动,先由国务院起草,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具有法律的地位,规定凡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的,都可以送去“劳动教养”。此外,“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也可送劳教。虽然该《决定》只字未提“右派分子”之类的话语,但从以上对劳教适用对象的表述来看,显然是针对右派的。 一个明显的证据便是:在发布该《决定》的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 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赤裸裸地宣告:劳动教养就是收拾右派的法宝。

  可以说,劳教制度完全是为右派们量身定做的。对一个公民施加劳教的手段,不必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由其所在的单位、党委即可决定,然后由公安机关立即执行。毛泽东说:“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这种说法虽然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杀一百万”自相矛盾,但从劳教这一角度来看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捉”是逮捕,“办”是判刑。当时,绝大多数的右派,的确既未被“捉”,亦未被“办”,就是被“劳教”。百万右派中大多数属于该《决定》所说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的命运一般都是被送去“劳教”。“反右运动”之后,劳教制度固定下来,以劳改农场等形式存在的现代奴隶集中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准监狱”(许多“准监狱”的条件和待遇甚至比正规监狱还要严酷)。

  在右派分子当中,有人被送入新开设的、专门关押右派或以右派为主的劳改营,更多人则与一般囚犯一起关押在普通的劳改营。这两种情况各占多少比例,尚无人能作出准确的评估。 劳改与劳教的区别主要在于:劳改有刑期,劳教的不算被逮捕,未经审判,没有刑期。由于不知道何时“解除劳教”,所以几乎与无期徒刑一样可怕。 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在劳改营被关押了长达二十多年时间(“强制留场就业”制度使得许多人迟迟不能获得自由),比刑法中规定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最长年限还要长。更有相当数量的右派在劳改营被折磨至死,“右派分子”的死亡情况和数据,至今被当局秘而不宣。“后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刽子手之一,他只承认“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而不承认该运动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当然更不会向受害者道歉。而此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都是邓小平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他们必然忠心耿耿地执行邓的政治路线。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触及“反右”问题,甚至比触及“文革”问题更为敏感。只有少数稍有良心的中共官员会谈及这场运动,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高级干部李维汉承认:“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相当多数(右派)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但是,“反右运动”的若干真相远未揭开,即便是右派的真实人数、右派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关押右派为主的劳改营的数量等等最基本的情况,仍然暧昧不明。


  纳粹德国、苏联与中国的集中营之比较

  法国思想家福柯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是《监禁与惩罚》,这本书是对监禁的历史的研究,也是一部“现时的历史”。福柯认为,以监狱为中心的斗争涉及对人体实施权力的全部技术,是现代性最为“幽暗”的一面,“监视、训练、操纵、评判、等级和地位、分类、检查。记录,这一整套蹂躏人体、控制人类数量并操纵他们能力的方法,经过几个世纪的古典时代,逐渐在医院、军队、学校、大学或工厂里发展起来:这就是纪律。无疑,十八世纪创造了自由,但它却为自由筑起一个阴森、坚固的地下室——我们永远隶属的纪律社会”。 在此意义上,现代人比古代人更不自由。《监禁与惩罚》是福柯在七十年代组织“监狱情报组”并为之长期服务的结晶,他表示:“我们要弄清何谓监狱:什么人进去,怎样和为什么进去,监狱里发生的事情,犯人的生活和看守人员的生活如何,牢房、食物、卫生状况如何,内部规章制度、医疗检查、劳动车间如何运转;如何从监狱出来,以及作为我们社会中的一名出狱人员意味着什么。” 虽然福柯在其著作中并未涉及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但其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这三个“帝国”的大型集中营——这三个国家的集中营,均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服役型社会”)里军队结构式的单位。

  什么是集中营?纳粹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共的劳改营是否为同一概念?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集中营是类似监狱的大型拘留中心,用于统一关押或隔离持不同政见者、敌侨、以及属于某一特定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团体的成员于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它与监狱最大的区别在于,集中营中关押的人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往往不经过法律判决即遭拘留,而且没有确定的拘留期限。有些被关押者虽有法律判决,而且有确定的关押期限,但这些判决大多是不经司法程序的,这些被关押者也往往不被关在监狱而是关在集中营中。通常人们很难清楚的界定集中营的各种形式,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中的被关押者的人权都被忽视、被损害。 按照这一定义,以上三者都属同一类别。

  集中营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日本、共产党时代的东欧国家、红色高棉、越南、北韩、古巴、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军政权的某些拉美国家及非洲国家等,也存在各种形式的集中营。但毫无疑问的是,德、苏、中三国集中营规模之庞大、人数之众多、制度之严密,可以居此排行榜之三甲位置。对它们的异同作比较,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其本质。

  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大屠杀,主要是基于种族主义思想。纳粹的种族政策,并非希特勒一个人的极端想法和做法,它深深地根植于长达五十多年的、从科学上反对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二十世纪以来,德国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开始接受“人类是不平等的”这一源于达尔文的思想。遗传学家、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发展出了一套人类遗传的理论,该理论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理论相融合,形成了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他们于一九三三年上台后,纳粹分子便制定了一个政治框架,使得该不平等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排斥政策变成可能。同时,德国的政界、知识界和科学界的精英分子为纳粹当局提供了顺利实施这一政策所需的合法性。 因此,纳粹的集中营制度,主要针对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劣等民族”,以及战争中的俘虏。对于本国本民族的国民,被送入集中营的一般是残疾人、精神病人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士。纳粹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来,相对要宽松一些。纳粹德国并没有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送进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主要目的是对犹太人进行“生物意义上的灭绝”。党卫队领导阶层决定在偏僻的灭绝营用毒气执行死刑,并认为这是最为有效和“人道的”方法。当然,他们也强迫集中营中的囚犯从事劳役,但他们不会因为囚犯能够完成劳役、具有劳动价值而放弃对他们的屠杀。在此意义上,纳粹的屠杀行为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功利价值。另一方面,集中营里大部分的囚徒最终都将被杀戮,所以管理当局很少对他们实施“洗脑”式的教育和思想改造。这也使得纳粹集中营的管理相对要简单一些。对于集中营,德国的社会大众一直保持沉默。德国社会更广阔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动机和制度上的机制,使得通过国家命令监禁并杀害数百万民众成为可能。在此,有四种形态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恶毒的、具有强烈的生物学和宗教成分的反犹主义;第二,在家庭、学校、每日生活当中强有力的制度化集权主义的倾向;第三,建立在缺乏身份、不安全感和战败创伤基础上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第四,被一个罪恶的领导阶层统治。

  如果说纳粹集中营是以种族灭绝为目的,那么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则以阶级灭绝为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即是新时代的敌对阶级,他们应当被消灭。他们是资本家、地主、富农等。而知识分子在此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十分暧昧:他们可以被确定为劳动者的一部分,也可以被划入敌对者的行列。这完全取决于领袖的一念之差。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一个共同点:两人都未受过完整的教育,在夺权之前属于仅仅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社会边缘人,因而对高级知识分子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同时,俄国和中国的历史上都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反智主义传统,知识分子要么被统治者“娼优蓄之”,要么被关进文字狱。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该传统最极端的继承者。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中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有庞大的文化精英群体。

  其次,纳粹政权的寿命较为短暂,其集中营存在的时间相应也较为短暂,而且其实际控制的区域和人口也有限。纳粹集中营大约存在了十年左右,其高峰期是在战争期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最残酷的集中营一般都设立在东部占领区。相比之下,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当漫长(苏联为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共七十四年;中国为一九四九至今),其集中营存在的时间与之同步也相当漫长。苏联集中营的高峰时期为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斯大林时代,中国集中营的高峰时期为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时代。而且,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均远远大于纳粹德国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就集中营存在时间之长、区域之广、波及人员之多、制度之严酷而言,中国更是“名列榜首”。

  苏联的集中营被作家索尔仁尼琴命名为“古拉格群岛”,他在其巨著中指出:“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过分满的。” 苏联的政权体制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者自居,具有僵硬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苏联的集中营将经济功能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集中营成为苏联国民经济中的一条“隐蔽的战线”,成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源泉。“人民公敌”的家属、他们的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构成了变为囚犯的人的源源不断的链条。发展到军队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把成千上万身强力壮的人弄到了劳改营。托洛茨基曾经幻想过的免费劳动力落入了斯大林之手。

  苏俄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指出,恐怖行动不仅解决了政治任务,而且也在解决经济任务。由于古拉格群岛的扩张,斯大林已有可能廉价地实施最艰难的工程项目。他的囚犯建成了白海——波罗的海大运河和莫斯科——伏尔加大运河,在难以通行的地方修筑了道路,在极圈内建起了工厂……在三十年代末,很大一部分铜矿石、黄金、煤、木材等是劳改营的人开采出来的。在他的工业动脉中,这种秘密的免费劳动力流动地越来越强劲了。此时,在重大工程开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机关便会得到需要逮捕多少人的公开指示。 苏联的集中营将驱使囚犯从事艰苦劳动并创造社会财富为最高目的,强体力劳动让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丧命,如杰出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便死于苦役。

  但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集中营的管理者通常不干涉囚徒的思想与灵魂,他们把囚犯看作是创造劳动价值的一个个的“数字”和“编号”。研究者指出,前苏联的古拉格只拥有很少的一些值得称赞美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虽然它强制犯人身体劳动,但它差不多总是不理睬犯人的心灵,也就是说,它让犯人的心灵自由地遨游。苏联的古拉格很少强迫它的犯人去说教、去听政治宣传、或写交代、自我批评。索尔仁尼琴在描述苏联的古拉格时,很少有好的回忆。但这一点是其中之一。他当劳改犯时,很高兴地发现犯人不会被强迫去参加政治会议。

  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比,中共对社会的统治更加严密,军事化程度也更高。唐德刚指出:“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的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中国社会的控制程度高于德国和苏联,中国集中营的控制程度也相应地高于德国和苏联。与苏联的古拉格仅仅将囚犯看成“免费劳动力”不同,在中国的劳改营里,囚犯不单单是劳动力,还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灌输政治教条的会议被视为极端重要,尤其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

  对此,有学者分析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巨大的野心,使他比苏联前辈更顽强地要推行那种把人类看成是历史和物质力量造成的、全然可塑之物的马列主义乌托邦式的看法。当毛在全国各个乡镇灌输教条时,他其实就是依照他那种毫无根据或实证的乌托邦式的假设来行事。 这种看法并不十分准确。我认为,与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只关心个人权力和国家力量的独裁者不同,毛泽东对个人迷信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更为着迷。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并未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获得多少思想资源。毛泽东不仅要当皇帝(天子),还要攫取国师(导师)的角色,换言之,他企图身兼秦始皇与孔子这两种至高无上的身份。毛不仅使用暴力(军队)控制整个国家,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对国民进行完全的“洗脑”。

  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中的“洗脑术”,往往与酷刑、挑动囚徒之间互相残杀、鼓励告密、故意制造的食物匮乏等恶毒方法配合起来实施,从而让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无限地泛滥——表面上看那些似乎最“高尚”的教条,却以最下流的方式来强制灌输给每一个人。研究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汉纳?阿伦特在谈到纳粹的死亡营时,曾借用康德的“根本恶”概念来分析纳粹极权的性质,她把纳粹的暴行界定为一种使所有的人都变成“多余的人”的制度。人一旦被定义为废物,则用毒气室杀人,再通过焚尸炉扬灰,就不再负种族灭绝的罪责,残杀的整个过程因此而显得像一道工业生产的处理程序。学者康正果论述说,中共的极权之恶则与这种机械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瘪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同样是不把人当人,前者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后者则把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一脚踏扁。 当年的右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在集中营中不可能得到人道的对待。

  中共的劳改营堪称是地狱最底下的一层。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固然恐怖,但它充其量只是个工业化的地狱、制造死亡的工厂,而中共的监狱则把地狱百态发展成一种类似杂技演出或竞技比赛的实验,人性在这里消失了,兽性在这里肆虐。在许多右派的回忆录中,他们都记述了劳改营中千奇百怪的精神摧残和洗脑术,而这一切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着——当年右派们的经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类似于廖亦武这样的异议分子身上仍然在重现着。


  对右派集中营的个案分析:夹边沟劳教农场

  近年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右派集中营——夹边沟劳教农场终于浮出水面。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天津作家杨显惠,他的一系列文章以“小说”的形式,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这样一种夹缝中的写作及发表状况,亦生动地说明了当下中国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及新闻出版自由的真实情况。此后,这些文章结集成《夹边沟记事》一书,由于题材的敏感性,书稿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来,由个体书商贺雄飞运作,该书得以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夹边沟记事》问世不久,即被中宣部下令禁止印刷和发行。风头过后,经过作者修订,这些文章又以《告别夹边沟》为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后不久,再度遭到有关部门的查禁。另一本有关夹边沟的著作,为邢同义所著之《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并走访了多名幸存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了解甘肃的反右斗争,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夹边沟。”另外,丈夫王景超丧生于夹边沟、本人也在另一个劳改农场受尽折磨的“右派”幸存者和凤鸣,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有大量涉及夹边沟的内容。由此,夹边沟引起了当下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有学者认为夹边沟的悲惨故事甚至不亚于《扬州十日记》。笔者也曾经撰写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和《夹边沟的罪恶与死亡》两篇文章,介绍杨显惠与和凤鸣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无法在国内发表,只能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

  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城东北三十公里,地理及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整个地形十一带形低地,南北宽一点五公里,东西长十五公里,本场位于带形的东部,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滩”。 夹边沟农场的名字沿用于附件的夹边沟村,而夹边沟作为村名的来源是: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百姓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创建于一九五四年,先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劳改农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营教队。在许多劳改犯刑期服完之后,当时中央政策规定不准回原籍,于是夹边沟农场就改为就业农场。 这一阶段,农场在最多的时候关押了近六百名犯人,另外还有三四十名管理人员。 在“反右运动”之后,大批右派被移送到夹边沟,而原有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转移到他处,该农场蜕变为一个专门关押被判刑或情节比较严重而被劳动教养的所谓“极右分子”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夹边沟是甘肃省诸多集中营中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之所以选择将右派关押至此,与当时甘肃的主政者崇尚“极左”政策有关,甘肃对右派的处理在各地算是比较严重的。对此,和凤鸣指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惩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当时甘肃省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她还记载了一段地方官员关于夹边沟的谈话——

  这年春夏之交,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与水利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张守宽在酒泉谈工作,张守宽听说夹边沟农场劳动很重,在那里的知识分子很苦,就说:“反右派斗争时,一直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夹边沟劳教的右派我听说苦得很啊,这合适吗?”安振说:“你不懂政治,没有读懂《联共党史》,如果在斯大林时代,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枪毙的。我们让他们来劳动改造,就是给他们最好的出路。政治是残酷的、无情的,你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你不懂。”这些话给张守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夹边沟右派们经受的苦难,当时的领导早就定下调,认为是“最好的出路”,右派分子们哪还会有什么指望。

  可见,该官员领会了毛泽东及中央的意图,以残酷无情的方式对待右派。也只有这样泯灭了同情心的官僚,才能够在中共的体制内生存下来。虽然当局告诉选择去夹边沟的右派说,他们有朝一日改造完成仍然有可能回到原单位,其实负责官员早已心知肚明,这些右派们大都是有去无回。

  关于夹边沟农场中所关押的右派的人数,目前尚无定论,大致有以下三种比较确实的说法:其一,罗增福是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是邢同义找到的目前在世并愿意接受访问的惟一一位劳教农场管理干部。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罗对邢说:夹边沟农场分农场本部和新添墩作业站两处,本部的劳教人员有一千六百名左右,新添墩作业站有一千二百人左右,两处加在一起,劳教人员的总数应在两千八百人上下。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少数是所谓的各种“坏分子”。 其二,夹边沟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幸存者高吉义,是《夹边沟记事》一书中《逃往》一章的主人公。高曾经透露,他当年听炊事班长刘杰说,全场右派分子为两千九百六十三人。 其三,“文革”结束后,负责处理冤假错案工作的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燕斌,在其《延安生活片断》一书中写道:“对在夹边沟劳动教养的两千三百六十九人,撤销原劳动教养决定,为他们恢复名誉,死亡人员家属给予妥善安置。” 而大部分调查者和幸存者均认为,夹边沟关押的右派,人数最多的时候接近三千人。《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说:“据一九五九年七月统计,全省共定右派分子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二人。”也就是说,甘肃省的右派分子当中有超过五分之一被关押在夹边沟农场。

  众多幸存者在回忆在夹边沟的生活时,均以“不堪回首”一词来形容。那段岁月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一辈子也无法弥合。幸存者虽然大都获得了所谓的“平反”,但“反右”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并未受到法律的惩处,受害者也未能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而更多的右派已经死于千千万万类似于夹边沟这样的劳改营,且死无葬身之地。有研究者指出:“大规模的‘虐杀、饿杀自己同胞’的罪行在中共劳改制度上尤其显著。成千上万无辜人民被逮捕、长期监禁、失去人身自由,挨饿受冻。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被迫长时间强制劳动,并且在‘改造思想’的大盖子下受批斗及肉体、精神上的刑罚。劳改、劳教犯中有无数‘冤、假、错’案,包括因政治运动被卷入、有预谋的迫害、栽赃、屈打成招等等。” 将右派分子送到偏远地区的集中营劳动教养,这一制度不仅残害了无数的当事人,而且对整个社会形成可怕的震慑效果。

  夹边沟之所以在甘肃诸多关押右派的农场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中,夹边沟出现了大批右派被饿死的悲惨状况。夹边沟农场的囚徒,有被刑求和被虐待而死的,也有患上疾病并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而死的,但更多人还是被饿死的。夹边沟农场中的右派分子的非死亡事件,既是当时毛泽东错误的经济政策的恶果的一部分,短短三年间,全国饿死的人数至少有三千万人;同时,又是甘肃省当政者将右派置之于死地的结果。当时,如果当局迅速调配粮食或者转移夹边沟的囚犯,本来可以避免此种惨剧的发生。但是,地方官员和夹边沟的管理干部根本无视右派们的死活,也许他们认为此种结局是右派们“罪有应得”。和凤鸣指出:“反右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身首屈一指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这些掌权者对夹边沟及其他奴隶集中营中右派饿死的惨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官位却相当稳固。夹边沟农场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过,以若干研究者和幸存者的估计,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囚徒的死亡率大约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左右。

  夹边沟的管理阶层漠视大批右派的死亡情况,但他们仍然要采取多种方法掩盖这一事实。比如,编造假病历便是他们的手段之一。杨显惠采访了一名有医生身份的右派,他承认自己曾受命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那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与其他人一起完成了这项相当庞大的工程。“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律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

  这些动作并非为了欺骗上级,按照中共垂直的、严密的管理机制,上级主管部门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发生在基层的真实情况,下级工作人员也不敢瞒天过海地对上级封锁信息。因此,与其说夹边沟的干部们主持编造病历的工作是为了对付上级的查处,不如说他们是为了欺骗死难者的家属以及避免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事后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和农场管理者受到严厉惩罚,只有少数人被调动到其他部门任职或者受到很轻的处分及批评。由此可见,一两千名右派的生命在当局眼中根本就轻如鸿毛。

  以夹边沟为代表的集中营出现大量饿死囚徒的情况,上级党政部门并不是后来才知道,而是长期假装不知道。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直装聋作哑,冷酷无情,他对普通居民大批饿死尚且无动于衷,又怎么会对那些他内心就本来极端仇恨的右派们有半点的怜悯呢?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这样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独裁者,又怎么会在意小小的一个夹边沟中的一两千人呢?李志绥感叹说,毛泽东对右派的“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在这一意义上,死亡对于夹边沟饱受折磨的右派们而言,也许真的是一种迅速的解脱。

  夹边沟只是众多右派集中营中的“沧海一粟”,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肯定还存在着若干比之更加残酷而悲惨的现代奴隶集中营。我期盼着更多的历史被发掘出来,并共同构筑成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至八日


  (本文系提交普林斯顿大学与中国信息中心合办之“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术研讨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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