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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让所有参观者都难以忘怀的大屠杀博物馆。这个由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韦塞尔倡导成立的博物馆,向全世界公众揭露了纳粹集中营地狱般的残暴、邪恶与黑暗。在此意义上,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的韦塞尔堪称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的骄傲,作为那段悲惨历史定格的大屠杀博物馆则堪称受难者们的一座活的纪念碑。

  就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所承受的种种血腥与苦难而言,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仅仅是其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横断面,而绝非全部。同样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匈牙利作家、二零零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在《船夫日记》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仅将惟一的一个国家——执政短暂的希特勒政府——送上了审判台。假若能够听到真正的指控!——假若整个世纪所有被无辜处死的人们能从骨灰盒里站起来的话,假若他们的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话,假若数以亿计的骷髅的指骨指向所有负罪累累的国家,并指出在那些国家里将国家视为己有的统治者们、那些毫无胆战之心地猖狂犯罪的罪犯们、那些毫无良心可言地进行屠杀的杀人犯们以及那些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的富人们的话!——那才是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不仅经受过纳粹集中营中的死亡威胁,还在实行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统治的匈牙利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更为痛苦的生活——那是一种“日常生活无所事事的悲剧”,一种时刻都在等待秘密警察敲门的恐惧,一种更加深入每个人骨髓的监控与自我监控。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全部作品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纳粹的集中营和共产制度下的匈牙利,如何活下来并保持尊严?

  还有更多的罪行未被揭露,还有更多的罪行未被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廖亦武所面临的问题——用曾经调查过“文革”期间广西吃人事件的中国作家郑义的话来说:“对于生活在共产国度的诗人作家而言,我们所经历所目睹的大规模灭绝、饥饿、酷刑、残忍、铁石心肠、不义、堕落,与奥斯维辛极为类似。而且,这个红色奥斯维辛曾占据半个世界,所蔓延的时间已将近一个世纪,仅‘非正常死亡’一项,就是纳粹奥斯维辛的十几二十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早已垮台,越来越多的罪行正得到揭露和审判;而依然“健在”的中共政权俨然以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摇滚歌手何勇之名曲《垃圾场》)自居,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有的罪恶依然是“现在时”。那么,在当代中国的作家当中,有没有人立志于成为“中国的韦塞尔”或“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呢?

  廖亦武不是法官、不是审判者,他是受难者中的一员,是受难者中发出声音的一员,是记录者和见证者。他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尸骸的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工作,他的文学与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背景比巴金所呼吁和梦想的“文革博物馆”更为广阔,它将包括这个政权“过去的罪行”和“正在发生的罪行”。为此,廖亦武与一切官方的御用作家和以市场为取向的作家决裂,成为生活在伦理道德底线崩溃的中国却坚守良心的“异端”;为此,他成为秘密警察和公开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一名全球罕见的、大部分作品的“第一读者”都是警察的作家;为此,他以富于独创性的诗歌、音乐、散文、小说和传记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这座“大屠杀博物馆”中的奠基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廖亦武在中国当代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是以一名先锋诗人的面目出现的。七十年代末期,作为偶像的毛泽东崇拜和作为“伪信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像肥皂泡一样不可抑止地破灭了。如同美国“垮掉的一代”一样,许多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诗人以叛逆、反讽、绝望和玩世不恭的姿态开始其写作,这样的“诗歌江湖”延续了不到十年时间。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终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此后中国迅速进入商品经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时期。与此同时,僵硬的政治体制对文学创作和新闻传播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当年喧嚣一时的先锋诗人们,要么“下海”成为成功的商人,要么进入学院、期刊及出版机构成为循规蹈矩的“学院派诗人”。在这一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廖亦武可能是惟一的例外——他因写作并朗诵长诗《大屠杀》被捕入狱长达四年之久,此后更是彻底被抛入社会最底层。

  用中国先贤孟子的说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廖亦武在其长篇自传《证词》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四年可怕的牢狱生活,读者似乎可以用此种残酷的逻辑来完成以下推论:正是这四年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完成了廖亦武从“旁观者”到“见证者”、从“游戏者”到“控诉者”的根本性转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中,四次高考落榜的廖亦武以诗歌作为叩门砖,从川藏公路上的卡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为四川某地文化馆馆员。那时,对“诗歌”的狂热既来自于青春时期原始的生命激情,也有某种功利性目的。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全国性的镇压和搜捕之中,廖亦武因诗歌获罪,“诗歌”成为起诉书上无可推卸的“罪证”、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如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的追问,奥斯维辛或古拉格之后,写诗是否可能?廖亦武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活着,并且写下去;活着,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在非人化的监牢乃至差不多会将人逼成疯子的禁闭之中,廖亦武重新获得了艺术灵感:他在几张巴掌大的废纸上写下了数万字的《古拉格情歌》。他用自己制作的“笔”写作,每一个汉字都比那体积最小的蚂蚁还要小,不用放大镜一般人根本无法辨认。这份手稿是中国当代文学“囚徒困境”最为真实的写照,它昭示了一个生活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的作家捍卫文学独立价值的令人感佩的努力。这部迄今为止依然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作品,挽回了中国当代文学日益声名狼藉的声誉。从昔日名噪一时的诗歌《死城》等“三城”到如今依然只能在地下悄悄流传的《古拉格情歌》,廖亦武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蜕变,他变成一名真正具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的诗人。近十余年来,他一直是警察重点监控的对象,多次遭到抄家、传唤和囚禁,与警察的周旋成为他无法摆脱的“业余爱好”。他的作品偶尔能突破官方的封锁而以笔名发表,但都很快遭到中宣部的查禁并导致编辑和出版商受到株连。他的更加完整的作品陆续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得以出版,震惊海外华人世界,却很难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所接触到——“长城”依旧在起着严密封锁的作用。

  出狱之后,廖亦武即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五卷分别为《汉人》、《魔界》、《黑道》、《证词》和《传与记》。其中,《证词》以《古拉格群岛》般的真实性刷新了“现实主义”这一陈旧概念在当代文学中的内涵,而《汉人》诸卷则如《堂吉诃德》般堪称一个时代深切的寓言。这部不同部分呈现“两极化”的作品显示了廖亦武杰出的文学才华,他在写实性的作品和虚构性的作品之间游刃有余,两者的张力是一般作家望而生畏的,它反倒成为廖亦武写作时巨大的快感和动力。廖亦武发现中共体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戕害人性,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人具备此种洞见,正如任教于耶鲁大学的文学评论家康正果所评论的那样:“中共的极权之恶与纳粹机械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瘪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廖亦武书中的若干小人物均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庞大的暴力机器的压榨之下,迅速退化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如果说纳粹集中营致力于取消人的“人性”,泯灭人的尊严,将人变成“非人”,将活生生的人“物质化”为平面的号码和数字;那么中共的监狱不仅消灭人的正面价值,同时还强加给人以负面价值,竭力将人的高贵置换成卑贱,将肉麻当作有趣,在此种过程中,虐待狂和受虐狂达成了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廖亦武的作品同时具备了极权主义体制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成果的双重价值,他的发现为当代优秀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富于刺激性的思想资源,康正果就是从其作品的若干细节中发现了撒旦统治中国的秘密:“同样是不把人当人,纳粹机械化的恶魔之恶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中共的极权之恶则把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一脚踏扁。而制造凌辱之余,还要在伤害的手段上挖空心思,变出花样,把残忍发展成可以把玩的活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廖亦武还开始了多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和《中国冤案录》的写作。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各自以百万字的庞大篇幅,为世界展示了与“正在迎接奥运会的北京”迥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中国”。在职业分工相当明确的西方世界,“新闻采访”、“社会学调查”和“文学创作”是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写作规范和原则。但是,中国自古便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在当下仍无新闻自由的状况下,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得不同时兼任新闻记者和社会学家的多重角色。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廖亦武本人即身处社会底层,像古希腊诗人荷马一样以音乐说唱维持生活。他漂泊于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民众和各种离奇冤案的当事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死囚犯、小偷、骗子、警察、士兵、民间艺人、车夫、农民、和尚、巫师、上访者以及当代中国最敏感的“不可接触”的群体,如“六四”难属、法轮功修炼者等。廖亦武成功地复活了这些本来只能无声无息地诞生与死亡的无名人物的生命。要完成这两个系列的写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时间和精力,更需要精湛的文学技巧和丰富的语言天赋——廖亦武的写作继承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和笔记小说的传统,同时汲取了现代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的若干方法,从而独创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廖亦武式”的“访谈文学”——这种以原有的文学理论无法归类的“文学体裁”,正随着廖亦武访谈对象的拓展而日渐丰满和成熟。

  在廖亦武笔下,跃动着的是被蔑视、被凌辱、被抛弃的“另一个中国”,它有自己的存在逻辑和生命力。“恶”是其诞生的根源,亦是其生长的动力。廖亦武并没有将底层苦难和冤案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制度之恶,他进而发现了人性之恶——人企图以作恶来抵抗生命的虚无感,却没有料到作恶反倒让人陷入更加虚无和荒谬的处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鲁迅式的“无物之阵”的俘虏。在廖亦武的作品中,不再有伟大而光明的正面人物。包括作为传记主人公的他本人在内,都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流氓性”。正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廖亦武拒绝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他超越了一个单纯的政治抗议者和社会批判者的角色,选择了一种对人性有着悲观而诚实的评估的哲学家的身份,并将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精神信仰危机深刻地凸现出来。

  廖亦武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为法文和英文出版,并引起许多汉学家的研究兴趣。一九九五年和二零零三年,他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其获奖理由是“面对种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二零零二年,他还获得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之“倾向文学奖”。廖亦武以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以其对政治勇锐的批判和对人性深邃的体认,成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令人敬重的异数。他虽然没有王蒙、余华、莫言、贾平凹等在权力与金钱之间玩弄平衡术的作家那样拥有巨大的世俗知名度、社会地位和作品发行量,但他的作品显然具有辽远的理想主义气质和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他笔下的每一个汉字,都是这座“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具有永恒性的砖石——对于长期以来患上严重失忆症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无价之宝。廖亦武的写作乃是饱受摧残的肉体和心灵进行自我疗伤的过程,这位伤痕累累却始终不屈服的作家庄严地向世界宣布:在暴力与自由的较量中,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自由。


  ——二零零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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