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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北 京的“靖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

  靖国神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症结。二零零五年清明节前夕,台联党主席苏进强和多名台联党成员,前往东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活动,成为首位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台湾政党党魁。台联党中央随后发布新闻稿指出,这是台湾唯一以政党主席身份进入靖国神社的台湾人政治领袖,“意义非凡”。苏进强一行十多人抵达靖国神社的时候,靖国神社最高负责人南部宫司亲自出来迎接。苏进强称,台联除了对过去为日本国“牺牲”的日本国民表示钦仰之意外,也要对奉祀在靖国神社的二万八千多个台湾人“英灵”表达追思之意。

  苏进强昔日曾在国军中服役,并写过多篇爱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如今摇身一变以日本国之“二等公民”自居,堪称无耻之尤。闻讯之后,台湾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前往台湾团结联盟总部表达严重抗议,痛批台湾团结联盟口口声声说爱台湾、说自己是台湾人,而苏进强竟然特意选在清明节去参拜代表日本军国主义残杀原住民和台湾人民的靖国神社。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对原住民实施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对原住民以及台湾人非常残忍,而苏进强竟然说那些军国主义战犯是”忠义精神“,不知道他到底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高金素梅质问说:“如果犹太人去祭拜纳粹统治者,那是什么样的画面?”

  任何一个有民族情怀和基本良知的国人,当然应该愤怒地谴责苏进强“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靖国神社是日本本土神道教的重要建筑,是日本国民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之后,神道教不再是日本的“国家宗教”,靖国神社不再属于“国有”,天皇也由“神”回归为“人”。但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朝野各界仍然利用“宗教信仰自由”的遮掩,将甲级战犯也放入其中祭祀,营建出一整套“战争有理”的历史表述和逻辑推理。可以说,靖国神社乃是日本“耻感文化”的象征,也是阻挠日本国民正确认识战争罪行的“鸡肋”。

  中共的官方媒体也加入讨伐苏进强的声浪之中。然而,苏进强所做的这一切,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早已做过,甚至做得比之更过分、更不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苏联派遣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到延安担任塔斯社随军记者。塔斯社与新华社一样,不仅是新闻机构,还负担搜集情报的使命。弗氏在延安享受极高待遇,在长达三年多时间里,他与毛泽东、康生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朝夕相处,有诸多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在《延安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虽然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中共方面消极抗日甚至破坏抗日的卑鄙行径仍然让他无比厌恶。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弗氏写道:“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同年九月,他又写道:“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而八路军部队就在附近晃晃悠悠。”

  经过中共宣传机构的大肆渲染,当时的延安成为抗日的灯塔,其实它是乌烟瘴气的鸦片生产基地和汉奸中心。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到了这样的场景:“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处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在次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弗氏又写道:“解放区出现一片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是非法的鸦片贸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一百二十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经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行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他还有惊人的发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说:“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

  台联党主席苏进强参拜日本靖国神社,所袒露的只是一个小人的卑鄙之心,所伤害的也只是两岸民众的感情;而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与日寇合作,则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事业中的一颗大毒瘤,以一党、一人之私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了如下的比较,认为他们“都为权欲迷住了心窍”,但两人仍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一个是在重庆公开这样干,但至少他还在抗拒外国侵略;而另一个却忘记了自己国家的荣誉和苦难,欺骗了党,毁了受到爱戴的党的领导人。”弗氏对毛泽东极度恶劣的个人品质洞若观火,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一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他发现,毛泽东平时从来不阅读马列著作,只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书和小说中的权术斗争。他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延安,这个喜欢说粗话和随地吐痰的狡诈的农民,俨然就是掌握了所有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但是,毛泽东也有懦弱的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的日军,弗拉基米洛夫发现毛泽东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中共中央主席却完全不知所措,几乎吓昏了。这几天,毛的懦夫本性暴露得特别清楚。他往常那种皇帝的威风早已不知去向了。我看到了一个意志薄弱的渺小人物。从一切的表现来看,他简直都要吓瘫了。”

  延安不仅与日寇暗通款曲,其腐败程度也大大超过重庆。作为名义上的基督徒,蒋介石的生活相当简朴;毛泽东却以窑洞为伪装,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泽东的一次宴请:“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丰富。有沙拉,卷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海参,站着就吃。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这就是在抗战最艰苦阶段毛泽东的真实生活情景。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整风运动,它比当年斯大林的清洗还要彻底和残酷。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弗拉基米洛夫评论说,所谓的整风运动,其实“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他对从苏联回国、将克格勃的一套手法玩弄得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康生尤其厌恶:“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禁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康生不过是毛泽东用来打人的棍子罢了,其作用与此后的江青相似。毛泽东本人是一个流氓头子,自然会重用一群流氓:“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欲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任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知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

  延安时期,中共已然丧失了现代政党的所有特点,完全沦落为血雨腥风的水泊梁山。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弗氏写道:“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这类事情,专业知识、贡献和经验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对此大肆叫嚷,同时诽谤自己的同志。党的原则为个人钻营、毫不掩饰的献媚和自我贬损所取代。”这些“坏蛋”中就有刘少奇和彭真等人,他们后来又都被毛无情抛弃了。

  人们在谴责苏进强的叛卖行为时,很容易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很容易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但是,在“忘却”、“愚昧”和“无耻”这些方面,大部分中国人跟苏进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有多少人敢于直面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政党的罪恶呢?作为大陆公民,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中央,矗立着一幢与靖国神社同样可恶的建筑,那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它就是中国人为杀戮自己同胞的屠夫修建的“靖国神社”。

  从江西时代的肃反、延安时代的整风、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到中共建政之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政党杀戮了四五千万国人,再加上大跃进中饿死的三四千万冤魂,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国人的数量三倍于死于日寇手下的国人。毛泽东不仅杀死人的肉体,还杀死人的灵魂,他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也斩断了中国与西方近代文明的联系,造成了贻害无穷的国人信仰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毛泽东不仅杀人,还荼毒中国的天空与土地、森林与河流,对中国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毁灭性的破坏。然而,这个人民公敌的头像,仍然被印制在各种面额的人民币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得面对之。既然我们理直气壮地谴责异族对本民族的杀戮,那么为何要忘却本民族的独裁者对同胞的杀戮?当我们谴责日本政要、日本国民以及某些台湾政治人物参拜东京的靖国神社时,有没有想过应当拆除“毛主席纪念堂”这座位于北京心脏的“靖国神社”呢?当我们谴责日本学者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抹杀南京大屠杀、化学战和慰安妇等滔天罪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上仍然在歌颂毛泽东这个比东条英机和日本天皇还要凶残的刽子手呢?

  近日,据说大陆网络上有上千万人签名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然而,在两年前由我和友人发起“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签名时,却只有数十人签名。呼吁书发表之后,有一个毛派网站刊登文章,公布了他们调查出来的每个签名者的简历,号称要将这些“亵渎伟大领袖”的签名者统统绞死。十多年前,曾经出现过挑战北京的“靖国神社”的勇士: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三位英雄——湖南省浏阳县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东岳和长途汽车司机鲁德成,用充满了颜料的鸡蛋成功地涂抹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他们还在天安门城楼主门洞两侧张贴出横幅“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随后,他们被学生纠察队拿获,由高自联决定将其送交广场的国家安全部门。一个多月后,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俞东岳有期徒刑二十年,鲁德成有期徒刑十六年。在被关押了十多年之后,余志坚和鲁德成先后出狱,俞东岳由于备受虐待已精神失常。据说俞东岳在监狱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崇拜毛的狱卒往地上吐痰,强迫其趴在地上舔干净。这就是一个不觉悟的民族对待自己的英雄的方法,其卑劣程度超过了“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国人”的鲁迅的想像,比当年吃夏瑜的人血馒头和炒徐锡麟的心肝还要残酷。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大部分国人都知道,批判东京的靖国神社不必付出什么代价,还会给自己带来“爱国”的名声;而反对北京的“靖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则需要发出相当的代价,需要直面法西斯分子的恐吓以及中共当局的迫害。因此,前一个签名会有上千万人,后一个签名只有几十个人。然而,一个在自己的首都修建“靖国神社”的国族,有什么资格去谴责别的国族参拜他们的“靖国神社”呢?一个参拜撒旦的国族,有什么资格批评别的国族供奉小鬼呢?

  只有到了我们拆除北京的“靖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们从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币上去掉毛泽东的头像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们从每一个国民的心中根除毛泽东崇拜的那一天,我们这个国族才得以恢复基本的尊严与自信,才有资格去谴责那个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二零零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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