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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在中国大陆,要想获得某些身边的消息,其途径历来都有“出口转内销”的“中国特色”——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下发正式文件,将焦国标、余杰、李锐、茅于轼、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入禁止报导名单。我看到这则消息并不感到意外,近年来我已多次听到过类似的“封杀令”和“黑名单”。中宣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台一张“黑名单”,严令出版社不得出版在这张“黑名单”上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也不得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有时最高领导还会亲自“点名”,被“金口玉言”殃及的“思想出格人士”只好“销声匿迹”了。

  有趣的是,堂堂一个执掌全国文宣大权的中宣部,从来没有将这样的文件送到过作为当事人的我的手中。即便是二零零零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单方面撕毁劳动合同,剥夺我应有的工作权利,“据说”也是缘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给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一通电话。当我去作协办公厅“讨说法”的时候,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承认他们是在“奉旨办事”,没有一个官员敢于供出命令他们的后台老板来。作为执政党的“喉舌”部门,中宣部做事却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真让人感到既可气又可笑。

  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一直很兴盛。满清王朝的文字狱最多,仅举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公元一七七七年,即乾隆四十二年,书生王锡侯被人告到江西新昌县衙,罪名是他编撰的《字贯》一书中有“狂妄悖逆”之语。

  时年六十三岁的王锡侯多年科举不第,转而发奋著书,《字贯》是他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一本简明字典。他希望这部体例新颖、资料丰富的工具书能成为士人案头的必读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却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在这部字典中,他略略批评了一下《康熙字典》,云:“然而贯穿之难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在字典中还出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的名字,没有按照规定缺笔“避讳”。他之所以在“凡例”中将三位皇帝的名字如实写出,是想提醒士子们不要忘记了避讳。

  接到举报之后,新昌县令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禀报江西巡抚海成。海成命令幕友们仔细检查《字贯》,确实发现了上述问题,但认为该书只是“狂妄不法”,还算不上“悖逆”。于是,海成便拟了奏折,向乾隆皇帝禀明案情,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的功名,以便进一步审理定罪。同时,还将《字贯》原书恭呈御览。

  乾隆一番“御览”之后,大发雷霆。他亲自批示说:“罪不容诛,应造大逆律问拟。”乾隆还痛斥海城“双眼无珠”、“天良尽昧”,居然没有发现连如此可恶的“悖逆”之处。于是,王锡侯迅速被押解到京。几天之内,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便拿出了这桩“大案要案”的处理意见:请旨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家产没收入官,王锡侯所著一切书籍通令各省查缴销毁。乾隆皇帝假惺惺地“法外开恩”,将王锡侯“从宽”改为斩立决,其子孙王霖等七人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王锡侯的全部家产,连同锅碗瓢盆、小猪母鸡通通加在一起,也仅有七十多两银子。一个清贫而迂腐的老夫子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案子还没有了结。江西巡抚海成也难逃其咎。海成本来是乾隆在封疆大吏中树立的收缴禁书的典型,他在江西收缴禁书八千多部,居全国之首。海成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县将地保招集起来,让地保挨家挨户收缴禁书,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则拿州官县官是问;另一方面也给予献书者以丰厚的补偿,由政府发给原来书价一倍的补贴。乾隆曾经命令各地仿造江西的这种做法。这次海成却栽了。乾隆先是“传旨严行审饬”,继而“交部严加议处”,然后“革职交刑部治罪”,直到刑部拟斩立决,他才装模作样地“从宽发落”以示“皇恩浩荡”——从斩立决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海成是乾隆朝文字狱中第一个因为查处不力而被判处死刑的地方大员。乾隆毫不掩饰地宣称,处死海成的意图就是“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

  乾隆朝的文字狱在有清一代数量最多、牵涉最广、惩罚最重。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的兴趣来自于爷爷康熙、父亲雍正的“遗传基因”,而又将其发扬光大。在我看来,这些残忍疯狂的帝王都患上了一种特殊的“文字过敏症”——就像有些人是“花粉过敏症”患者,他们是“文字过敏症”患者。比如,像乾隆这样一位号称“诗人”的皇帝,虽然一辈子都在吟诗作赋,但骨子里却始终有一种“野蛮民族”的自卑感。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时刻都在警惕着别人动摇、挑战、乃至颠覆他的权力,而文字正是一种特殊而危险的武器。乾隆深知,只有垄断了文字,才能垄断思想;只有垄断了思想,才能让臣民都成为顺民,自己的帝国也才能“江山永远不变色”。

  从东方的暴君到西方的法西斯独裁者,无不对宣传工作青睐有加。在纳粹德国,宣传工作一直是法西斯党的重点,而文字狱更是伴随纳粹政权的兴起与灭亡始终。谎话大师戈培尔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达十二年之久,在他的努力下,谎言成了真话,说真话的人统统被送进了监狱。纳粹的宣传部部对文化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均设有专案,其中附有详细的调查材料,包括有关这些人对纳粹制度态度的告密信件。该部的人员从最初的三百五十人迅速膨胀为一千九百人。该部的地方机构为地方宣传办公室,负责搜集本地区民情资料,以“报告”和“行动报告”两种形式上呈国民教育和行动建议。地方宣传办公室的头目经常去柏林,听取戈培尔的宣传指示和纳粹高级头目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式报告,然后迅速在地方上展开行动。

  希特勒刚刚染指政权,便祭起了文字狱的法宝。一九三三年五月,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在柏林洪堡大学上演了“焚书日”的闹剧,将两万多册“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付之一炬。紧接着,在其他城市也纷纷开展了类似的焚书活动,被焚烧的对象乃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意志思想、德国家庭和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一切书籍。纳粹当局进而开始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当局先后公布了七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共有五千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还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内心的流亡”。

  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字狱可谓是集满清皇帝和纳粹帝国之大成。表面上,中国似乎已然进入了一个“政治文明”的时代,并在努力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共无所不至的文字狱仍旧悬在每一个文化人头上,那些“文字过敏症”的患者们并没有断子绝孙,他们的后代仍旧高高在上地掌握着权柄。虽然今天的中共政权不会随心所欲地像乾隆那样将某人“凌迟处死”或者像纳粹政权那样将异议分子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但专制政权对文字及其背后的思想的恐惧和仇视是一脉相承的。关闭报刊、封杀作者、警告编辑、关押记者,种种下三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次,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评论某西方学者写的一本遏制腐败问题的著作。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个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数据:中国“光荣”地名列世界四大腐败国家之中。这下可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此污蔑中国的材料岂能使用!即使在《参考消息》上发布过,但只要是被“某些人”所引用,那就是“别有用心”的了。于是,责任编辑遭到处分,我的文章再也不能在该报上发表了。还有一个更加荒诞的故事:《广州日报》的餐饮娱乐版面上发表了一篇谈论佛教素食的文章,其中有一道菜的名字叫“法轮常转”。这下可被“审读组”的老先生们抓住了辫子:这不是在影射法轮功吗?编辑是如何“把关”的?编辑的警惕性哪去了?编辑受到严厉处分,该栏目也被停办了很长时间。

  二零零四年胡锦涛全面掌权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字狱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变本加厉地增加了。《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相继被禁,赵岩和师涛等仗义执言的记者先后被捕,《战略与管理》和《同舟共进》等开明刊物被关闭或清洗。就我个人而言,我今年出版的几本著作无一例外地全部被禁:《光与影——我的美国之旅》(东方出版社)、《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当代世界出版社)、《“暧昧的邻居”——日本笔记》(光明日报出版社)。最迅速的一次,在新书出版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便被下令禁止发行。甚至还出现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到市场上去查抄数千本书籍并立即焚毁的事件——各地新闻出版局对于宣传部向来是惟命是从,难怪有朋友将“新闻出版总署”戏称为“新闻出版警署”。如此禁书和焚书的恶劣行径,再次终结了某些人士所谓“胡温新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与文明为敌的文字狱,与满清帝国和纳粹政权相比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那些实施文字狱的人,从最高领袖到中宣部的小官吏们,无不是严重的“文字过敏症”患者。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病症,它的内因是对自由、民主这些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恐慌和排斥,它的外因是对自己的面子和利益的死命捍卫,因此这种病症一般来说是无药可治的。“文字过敏症患者”像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蝙蝠,只有在黑暗中,他们的统治秩序才能稳稳当当地维系。所以他们从心底里仇视光明,千方百计阻止光明的来临。从古代的帝王、纳粹的走卒到今天中共统治者们,都是严重的“文字过敏症患者”。中共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他们的“笔杆子”制造的乃是愚民和洗脑的谎言和假话,乃是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奉承话。伟大领袖们习惯了享受谎言、假话和奉承话,就再也不敢面对真话、实话和批评的话了。一旦后者出现,他们必然“过敏”,就像艾滋病患者身体的防疫机能出现漏洞一样。他们的身体中缺乏承受真话、实话和批评的话的某种“酶”。于是,他们便把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消灭真话、实话和批评的话上。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文字的监狱。一套没有新闻出版法制约的、隐形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像章鱼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肆无忌惮地伸展着它的魔爪。

  作为一名名字长期在“黑名单”上名列前茅的写作者,我不会放弃对言论自由的追求,我要走出“黑名单”,堂堂正正地生活在光明之中。我不认为文字狱能够长久地维护少数统治者梦想的“稳定”,我也不认为最后胜利属于那些可怜又可恶的“文字过敏症患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像没有办法堵住黄河一样,文字狱没有办法消灭文字,“文字过敏症患者”们也无法阻挡思想的流淌和传播。作为一名立志用文字来揭示真相的写作者,这正是我的信念所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记:就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保卫大队的警察即破门而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对我进行传唤。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宪特以及庞大的核武库的政权,其安全状况居然如此糟糕,轻易就被我一介书生的几篇文章“危害”了,真是天下第一滑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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