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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抱马列,饮鸩止渴

  ——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自出席该学院的成立大会,大讲特讲该学院将对中共的事业具有“指路明灯”般的重大意义。据有关媒体的报道,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编制将从原马列所的七十五人增加到两百人,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兼任院长,经济学教授程恩富担任常务副院长,原马列所所长李崇富担任“知名学者”。编制的扩大,使得该学院计划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一大批“学者”来充实之。而据该院研究人员周晓英透露,该院的研究内容,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还将研究“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共高层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其实,中共早已拥有了“智库”和“接班人培养机构”,即中央党校。同时,在绝大多数一流大学中,都设立了规模庞大的马列主义学院,由此机构负责全校所有学生的政治课教育。当然,在这些一流大学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这些“马列主义学院”或者低一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中任教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从哲学系、历史系等学科中淘汰下来的、缺乏基本学术能力的教师,以及在学校长期担任党务、行政、后勤等工作的人员。许多供职于马列主义学院的教师,本人都羞于承认自己的这一身份。尽管马列主义早已被中共官方定义为“最高的科学”,但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多少底气宣称自己的研究课题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这种“御用神学”早已声名狼藉。

  在社科院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中共党魁胡锦涛企图挽救中共覆亡命运的又一“高招”。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并奠定其人生观的胡锦涛,除了参拜北京的“靖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除了到西柏坡“取经”,除了高调要求全党学习北韩和古巴之外,能够拿的出手的也就只有这样的招数了。随着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也将启动。中央财政将投入巨额资金实施此“工程”,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重新翻译马恩列斯的文集,此举被誉为又一个“盛世修典”的宏大项目。刚刚被委任为副院长的程恩富对《东方了望周刊》表示,此工程的作用是“带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澄清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错误认识。而在我看来,此举不过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罢了。前苏联的马列主义研究比中共不知先进多少年、精深多少倍,但有没有挽救其政权的覆灭呢?

  英国记者雷切尔?沃克在《震撼世界的六年》一书中分析了苏联体制的覆亡过程,苏联的覆亡,是一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系统的覆亡。每年苏联官方的研究机构都会出版数以千计的马列主义研究著作,其发行量总计数千万册,这类著作在大学和图书馆中汗牛充栋,却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去阅读它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博士课程,各级学校里都开设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课程,但教授者和学习者都从不把它当真——那些教条仅仅是考试时候死记硬背的内容而已,考试结束之后,学生们便将其忘得一干二净了。对马列主义的“研究”,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却没有为高层领导的决策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正如沃克分析的那样:“随着制度逐渐变得复杂化,党的领导人也越来越需要合理准确的情报资料和信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党的高层领导人经常邀请专家们进行关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的有限的公开辩论。但辩论也好,批评也好,它们都是在党的领导人规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党不允许辩论的主题就不能公开辩论。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批评党的政策——‘党的路线’——或者整个制度的实质内容。违反规定的人要遭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折磨:驱逐出国,剥夺工作,关进精神病院,送入劳改营或监狱。这样制度便根本得不到明智的批评建议,而缺少了这种建议,任何社会都将衰败下去。”抱残守缺地沿用一个一百年前的一个异国学者不成熟的理论来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是何等愚昧的行为啊。从来没有到过俄罗斯的马克思,要是知道自己成为苏联东欧诸国的“精神教父”,他将发出怎样的感慨呢?

  前苏联曾经拥有数十万研究和教授马列主义的学者,以及数百份关于马列主义的学术刊物。同时,其党、政、军系统内对学习马列主义也是“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连克格勃也直接介入马列主义的灌输和宣传。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巴京卡在其回忆录《摆脱克格勃》中写道,在苏共覆亡的前夕,它早已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都不肯出来保卫它了。苏共失败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使用暴力的手段强迫人民信仰它:“克格勃里的共产党员,他们好几代人曾徒然地试图强行给人灌输惟一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能强迫人们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当然,参与这一“系统工程”的还有文化、教育、宣传等部门:“教师几十年来让自己的学生牢记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对这些教条,他们自己是相信的,或者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它们;而新闻工作者则设法容忍、迁就现实,言不由衷地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闭眼忽视那些社会制度的缺点。”当时的苏联社会,大部分人都按照领袖、党和“人民”的指示,“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人们生活在虚假的言语之中,整天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人们学会了适应这种生活,形成了一些自卫的机制,其中也包括免受自己良心伤害的机制。因为良心也是可以杀人的。”这样的制度有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吗?谎言才是一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啊。

  今天的中国依然在这条“鬼打墙”的老路上徘徊。中共的高官们拒绝进行任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比如在党内逐渐实现民主化,开放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如在沿海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区开放乡一级的选举等等。这些有限的改革措施,不仅不会使中国出现有些人担心的那种“动乱”,反而会大大地减小社会的矛盾冲突。这些渐进的改革手段,会受到大部分国民的欢迎和支持,并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先声。遗憾的是,以胡锦涛为党魁的中共当局,根本听不进去任何有价值的建议、接受不了任何有活力的思想,他们不是选择向前走,而是雄纠纠气昂昂地往后退。难道退到了马克思的坟墓之中,就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社会难题吗?即便是马克思本人起死回生,他也无能为力了。马克思能治理中共铺天盖地的腐败现象吗?马克思能容许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和东洲向民众开枪吗?马克思能同意中共限制民众的信仰自由,大肆迫害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吗?据说,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负责人程恩富和李崇富两人曾经担任过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主讲”,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进行讲解。不知这两位“南书房行走”是否向诸位政治局委员们讲解过马克思的给普鲁士政府新闻检查官的抗议书?

  共产党员“保鲜(先)”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据说每一个党员都要亲笔抄写上万字的中央文件,以示效忠。大学里政治课的内容也大大增加,除了传统的“马列毛”之外,又增添了“炖(邓小平理论)三(三个代表)鲜(先进性)”。然而,再热闹也只是闹剧而已——胡锦涛先生与僵尸共舞,感到其乐无穷的只是他一个人罢了:与甩手赐予北韩倨傲不逊的独裁者金正日二十亿美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正是此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举措。然而,就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锣鼓喧天地成立的同时,大部分国人却“旁观者清”地看到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马列主义充当不了让中共回春的“伟哥”,胡温已黔驴技穷乎!


  ——二零零六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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