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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评“井冈山干部学院”等中共干部培训基地的开学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井冈山干部学院开学暨竣工典礼隆重举行,该学院首批研修班也随之拉开帷幕。至此,前后相隔不到一周时间,三大新建成的“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浦东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和井冈山干部学院——相继开学,来自全国的五百余名官员分散在这三所学院接受培训。兼任三所学院院长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亲赴三地参加三所学院的开学典礼,并带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贺信。贺信中写道:“切实把学院建设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的基地、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本领的熔炉以及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

  中共中央一贯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计划从二零零三年起,利用五年时间将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每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省部级干部五百人左右、地厅级干部八千八百人左右、县处级干部十万人左右。而原有的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不足以承担此重负。在此背景下,建设浦东、延安和井冈山三大培训基地的设想应运而生。这三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系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央组织部管理、本地省(市)委负责日常事务。三所学院均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学院院长由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兼任,学院第一副院长由本地省(市)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兼任。

  这三个“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的建立,成为时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运动的重要环节。“保先”运动将持续一年半时间,而这三所中共御用学院也许将会存在到中共溃败的那一天。尽管民间乃至某些中共官员自己都将“保先”运动讥讽为“保鲜”运动,还有笑话说所谓“保持先进性”无非就是保持共产党官僚到色情场所时比普通民众能“先尽兴”的权力,但从中央到地方,这种自欺欺人的宣传教育工程仍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在这个谎言帝国内,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假戏真做”。

  这种以“革命传统”来教育和拯救全党的奇妙思路,在高层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有两人,即胡锦涛和曾庆红。作为文革时期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的胡锦涛,在意识形态方面比江泽民更加保守,有着强烈的毛式原教旨主义倾向。刚一掌权,胡便亲赴西柏坡“朝圣”,西柏坡是中共进入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中共在此召开了建政前最后一次“分赃大会”。因此,该地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是不可缺少的“圣地”之一。尽管该地的农民至今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央却不惜耗费巨资重新修建领袖们当年的住宅,将此区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胡锦涛在西柏坡发表了号召党员干部“艰苦奋斗”的讲话,后来被总结为“两个务必”。此后,胡一手操办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一系列隆重活动,并亲率全部政治局常委前去拜谒毛泽东的干尸。此种“怪现状”,在邓小平时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以及江泽民时代均未曾出现过。胡锦涛显然对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情有独钟。此次在井冈山和延安创建两大干部培训学院,显然延续了他企图以“革命传统教育”来挽救已然腐败透顶的党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曾庆红同样对“革命传统教育”的功用寄予厚望。作为太子党的一员,曾庆红对父亲曾山在井冈山和延安辅助毛泽东的“革命经历”引以为自豪,并认为这些历史资源可以用来捍卫“全国山河一片红”。据新华社报道,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至十五日,曾率团对延安、井冈山和浦东三地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和调研。消息引述曾庆红在调研中的讲话称:“中央批准在延安、井冈山和上海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是一项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决策。这三个地方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我们党的历史的闪光点,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拥有得天独厚的干部培训资源。在这三个基地培训干部,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使现代承接传统、使现代继往开来的作用。”随后在上海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上,曾首次提出将三个基地命名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并确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实践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的办学方针。

  按中央组织部的设想,井冈山、延安两所学院的定位是:充分利用自己不可替代的宝贵历史资源,把基地建设成为配合中央级和省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安排,面向全国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激发党员干部燃烧革命激情的“加油站”。至于浦东干部学院,根据上海的特点,其定位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中央组织部的官员介绍,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已将“党性分析”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教学课程放到延安、井冈山两个学院进行;而“世界眼光”、“战略思维”等课程的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则由浦东学院来完成。

  从胡锦涛到中组部的官员们,都毫不吝啬地将“教育基地”、“熔炉”、“国际交流的窗口”、“加油站”等美好的名词赋予三大学院。以“国际交流”而论,面前全球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实施独裁统治的国家寥寥无几,也就是北韩、越南、老挝、古巴等三五个垃圾国家而已,与之进行交流,如何能达到“国际交流”的水准?以“熔炉”而论,短期集训无非让官僚们扩大人脉和关系网络,为其进一步贪污腐败创造良机。以“加油站”而论,据若干落马高官供认,即便在被选拔去中央党校深造期间,他们也不忘携带情妇“陪读”,并大肆贿赂和受贿,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加油”的方式吧?贪官们对在胡锦涛和曾庆红眼里似乎无比辉煌的“革命传统”毫无兴趣。就在大陆报章大肆宣扬三大学院开学的同一天,媒体亦报道了黑龙江“新中国第一大卖官案”中的两大案件在北京审理的消息。这两大案件,一个是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涉嫌受贿案(韩被传与黑龙江宝马撞人案有关),另一个是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和原书记马德受贿案。

  韩桂芝案于二零零四年七月由中纪委移交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经初步调查,韩桂芝在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涉嫌收受马德、曹某某、沈某某、某公司董事长姚某等多人多次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九百五十万元。马德在二零零二年被双规后,供认给韩桂芝送过八十万元。韩桂芝最初不主张任用马德,收到其送上的八十万元人民币后,立即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后来,韩将这笔钱存入银行,存折送给妹妹。目前,韩的妹妹、两个儿子和儿媳均被双规。

  正在审理的王慎义一案,也与马德的揭发有关。王慎义被捕前是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正厅级)。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出示的起诉书显示,王慎义在担任绥化市市长期间,非法收受十三人的十七笔贿赂,共计一百八十八点九万余元。其中最大一笔为五十万元,最小一笔为一万元。王慎义任绥化市市长期间,马德在任绥化市市委书记。虽然同在一个班子里任职,但马、王二人素来不和,利益争夺导致矛盾日渐加深。由于建筑工程发包暗含经济利益,马、王都把权力渗透到工程项目中,甚至各自组成队伍。在绥化人行道瓷面彩砖工程上,二人矛盾凸现。最后,马德和王慎义达成协议,以绥化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承建。这种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跟香港警匪片中黑社会的不同帮派之间的协议惊人相似。此细节可说明,中共已经堕落为世界上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发现,那些追求权力的人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但权力一旦到手,“往往使人向坏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往好处发展。”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也指出:“任何一个阶级——不管是贵族、教士、军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旦大权在握,它很快就会奴役他人。”像韩桂芝、马德、王慎义等与黑帮老大神似的中共高级官员,一般都到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这样的“最高学府”深造,但马列主义老太太们苦口婆心的教育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好官、清官。几句干巴巴的、教条氏的马列术语,根本不可能让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那么,深造场所从纸醉金迷的北京移师到穷乡僻壤的井冈山和延安之后,情况会不会有所改观呢?

  中共企图创建自己的“黄浦党校”,弘扬自己的“革命传统”。其实,所谓的“革命传统”,无非是一班土匪用暴力手段夺取权力的历史。土匪们呼啸而去之后,井冈山和延安等“革命老区”依然贫困不堪,与革命之前的生活状况比起来,不仅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还大大恶化了。如今,在井冈山和延安兴建干部培训学院,胡曾的本意是让那些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的官僚们到艰苦地区去接受“忆苦思甜”的再教育,唤起其“艰苦奋斗”的热情。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自上而下蔓延开来的,垄断性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巨额金钱。实行几个星期、几个月的“革命传统”的教育,难道就能使得官僚阶层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难设想,惟一可能的结果是:随着两所学院的落成和启动,大量腐败官员云集,周边地区的餐饮娱乐、色情、赌博业迅速崛起,“繁荣娼盛”的景象一夜之间“超英赶美”。这倒是带动经济困难的革命圣地的一个好办法,在此意义上,老区人民的生活说不定真的因为这帮财神菩萨的到来而略有改善。所以,创办学院所最终达成的目标,并不是教育好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贪官们,而是实现了对部分老区人民的“扶贫攻坚”。

  三所学院的建立,对数十万计的各级官僚们实施“革命传统”的教育,并不能根治目前中共病入膏肓的腐败现象,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丝毫民主的曙光。这种让人贻笑大方的药方,真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其实,现成的药方早已开出——研究过意大利等国根治腐败、实现民主的历程的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中译本序言中即已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稳定性、国际环境、哲学观、中国领导人的道德素质、技术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的精心设计、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者从中国政治传统中汲取支持性力量的能力等。但是,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因此,与其耗费巨资创办三所装模作样的“贵族学院”,不如像李慎之先生所说的那样,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让十三亿“公奴”真正成为“公民”。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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