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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耿耿的党员之死

  ——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凌晨五时五十分,随着最后一名失踪工人周绪湘的遗体被挖出,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至此,“西西工程” (西单北大街西侧综合改造建设工程)四号地整个坍塌事故共有八名工人遇难。

  有关媒体报道,九日凌晨三时许,正在宿舍熟睡的八名周绪湘的工友突然被叫醒,“老周的尸体被发现了!”他们马上起床,直奔坍塌现场。现场西南角柱子周围堆积着扭曲的钢筋和混凝土碎块,几十名工人忙着拆解搬运。“锤子!老周的锤子!”一名工友指着废墟中一把锤子喊。搜救工人放慢了挖掘速度。五时三十分,一条腿从钢筋混凝土堆里伸出来,身上压着一米多高的钢管。二十分钟后,工人用手将钢管、碎块等清理干净后,老周的尸体被抬出来,上身铁灰衬衫,下身蓝色裤子,额头有约两寸的伤口。“抬着老周,我手脚都发抖。”一名工友称,老周的尸体已有些腐烂发臭。经过简单辨认后,尸体很快被拉走,坍塌现场立即用水和酒精冲洗消毒。至此,所有被掩埋的失踪者遗体均被挖出,现场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七时许,坍塌现场拆解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持续了七十多个小时。

  《新京报》在“特别报道”的版面上开设了一个名为“逝者”的小栏目,先后简要介绍了八名死者的情况。对每一位平凡的遇难民工进行介绍,这在国内的相关报道中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篇介绍周绪湘的报道题为《相机来了,他却走了》,报道是这样写的:

  补了又补的裤子,叠好放在枕头下,褥子下压得满是报纸。一双旧皮鞋摆在床底,大盆儿小盆儿都洗得干干净净,全部晾好热水。五十八岁的湖北木工周绪湘,留下这些东西走了。一元钱的皮鞋
  周绪湘床底的旧皮鞋,是他在路边花一元钱买的,为此,他被工友嘲笑了好一阵,“人家要卖两块,他砍价到一块”,老乡郑师傅说。

  得知父亲的消息,大儿子从广东东莞赶来,看着一块钱的旧皮鞋,哭着说:“家里给他买的新鞋、新衣服,他都放在柜子里,非等到过节或有事才穿。”节俭的周绪湘衣服缝了又缝,工友们很少见他在食堂打菜,食堂里的菜要三块钱,而他每次都在工地外边吃饭,一块五的菜就够了。

  听到周绪湘出事,十岁的小孙子坐在地上要爷爷。小孙子贪吃,每次都缠着爷爷要钱,虽然爷爷没什么钱,但五毛的零花钱从来没断过。

  十元钱的“生日”

  周绪湘是个老党员,在外打工,半年就给村支书打电话,委托替他交党费。“党员证天天带在身上。”一位湖北老乡说,今年七月一日,节俭的老周突然拿出十块钱买了小菜和啤酒请大家。喝酒时老周才说,“党的生日,高兴请客。”老周不干活时,就爱看报纸,褥子下压得满是报纸。他总唠叨工友和老乡,要多看报纸,了解党的政策。

  “没人给我们讲故事了。”一位二十多岁的湖北小老乡低着头说,老周晚上最爱讲自己当“红卫兵”的故事,他当时走着从湖北来北京见毛主席。

  后年想到澳门打工

  “周师傅是个有想法的老头。”同屋的工友一致评价。以前周绪湘都在老家打工,今年才到北京,挺喜欢北京。他跟工友说,自己有个想法,“今年在北京打工,明年去上海,后年到澳门。”老周说,在北京打工一年能挣老家三年的钱,干三年就能花十年,以后就回家放牛。

  周绪湘一直想在天安门照张相,却舍不得花钱,总说要等下次拿老乡的相机。“相机拿来了,他却走了。”他的工友说。

  如果这则报道属实的话,周绪湘就是我平生听说过的惟一一名真心实意的“共产党员”。这则相当煽情的报道也成为对中国现实冷峻的写照——它的悲剧性和荒谬性远远超过了卡夫卡的小说。故事的底色本来是红色的,人们读来却比墨还要黑。周绪湘舍不得照像,穿的是一元钱一双的废旧皮鞋,虽然年逾五十八岁,已经有了孙儿,却还得漂泊在外与年轻人拼着干体力活。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苦难的根源其实就在于那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反而舍得花十元钱“巨款”来“给党过生日”——可以确认的是,即便在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的“九大巨头”中,也找不出一个像老周这样对党忠心耿耿的人。然而,龟缩在中南海中的“党”,却从来不会觉得有愧于老周们,直到老周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走向死亡。

  我不知道老周在九泉之下还会不会如此热爱他所从属的党,还会不会珍藏他口袋里的党证。这位曾当过红卫兵、“瞻仰”过毛主席天颜的老党员,自然有选择加入某党派的自由,我不会因为他的信仰而将他划入“愚民”的行列并嘲笑之。我关心的问题是:谁是杀害老周的凶手?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他念念不忘交党费的党。这个党是那些黑心的包工头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总后台——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大陆,十有八九的房地产大亨都是由党的高级干部及其家人摇身一变而来。同样是党员,为什么有些党员可以脚踩数万元一双的意大利皮鞋,有的党员却只能穿从废品中淘来的一元钱一双的皮鞋呢?那少数“特权党员”脚下之所以能够踏着价值数万元的豪华皮鞋,恰恰是来自于对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党员和非党员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像老周这样的民工,惟一的出路便是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家乡就是昔日红军的“革命根据”——湖北洪湖。然而,这里的人民虽然帮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五十多年后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绪湘和他的工友们到首都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可以拿到比在家乡种田多几倍的收入,但他们既没有任何生命保险,也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宪法和劳动法如同一纸空文,堂而皇之的“党章”更不会关心像老周这样的普通党员的权利。

  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就这样死去了——他的尸体整整三天被凝固在混凝土中,并已出现了腐烂的状况。老周再也不能去天安门照像了,再也不能与伟大领袖的巨大头颅合影了。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他的死亡“轻如鸿毛”,不会败坏党国轰轰烈烈的庆典以及大腹便便的党魁们在国宴上的胃口。然而,老周的死亡,凸现了一个纯朴善良、微不足道的党员与一个冷酷暴虐、荒淫无耻的党之间的巨大裂隙。老周死去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老周向党献上他们满腔的赤诚吗?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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