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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

  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五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
  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新民报(六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

  商务日报简捷的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

  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

  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

  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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