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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2 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原题《祝记者节》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闻记者,其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原也不只是垂诸竹帛,留诸后代作为殷鉴,对当时的行政当轴亦发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觉得,在今天纪念记者节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风格,来作为我们中国史上新闻记者的优良传统,是颇为适当的。

  “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以自负的。然而,要真能负得起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就得象董狐那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作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

  过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为抗战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最艰苦的一年。反躬自问,一年来我们对抗战确也尽了不少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既忠既勇的言行,不问其出自前线或后方,都曾为之报道消息、发扬光辉;对于抗战不利的事实和言论,也曾予以揭发,予以斥责。然而,讲到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颜(遵检一段)。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在客观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这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肩上;诚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报》“先得纠正空气”一文所指出,“在一切问题之先,是‘说话’这一件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有确定界限以内的把握”。故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还有一种‘空气’,似乎先须纠正。”但是,显然的,不能说记者本身对这种风气就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应当纠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轻内的风气,怕还有较此更甚而更为新闻记者自己引以内疚的。间尝省察,养成此种于记者风格尚多未合之处的,除客观“空气”外,在记者本身,要有一种应予纠正的观念,即对于宣传一词的了解是也。

  新闻记者应当为抗战建国的国策努力宣传,向国外宣传、向民众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但今天宣传一词已在广大的读者之间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听到象“这是宣传,尽可不去理它”这一类对报章杂志的批评。而记者自身,对这种批评也竟习以为常,毫不怪异。这是说明一般社会都已把宣传一词,当做说话不真、记事不实来了解,而记者本身呢,也常常会明知此话不真,此事不实,但为宣传计,就觉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记之似的。这是记者风格的一个绝大污点、新闻事业的一个绝大危机。

  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许妄诞不真,在宣传上又何能容许虚夸不实。要知道,“墨写的诳语,敌不过血写的事实。”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徒然辱没了董狐的那枝直笔,污损了记者应有的风格。以为人或可欺者,只表现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们愿意在今天纪念自己节日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来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同仁共勉而互励。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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