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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2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

―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适合全国人民余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入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个抗日刊物的横遭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节日。

  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

  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士统制”之必要,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

  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针,倒很象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

  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的人民”“少数民族”“三民主以为今日中国所必需”等,都被认为“谬误名词”,都在禁用之列;而颂扬法西斯独裁的谬论反而受到纵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据民国廿六年政府统计,当时全国报馆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大后方报纸获得核准者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后方报章杂志被封闭者竟达五百种之多。尤可痛者,新闻记者的人权人格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务混入新闻界胡作妄为,另方面对现有记者的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一起使他们俯首帖耳,供其驱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后方的新闻事业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这种现象,又正是实行独裁、摧残民主的标志。这样的新闻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

  就民生问题而言,让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河南灾荒,来再次说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是怎样执行的。河南灾况的严重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凡有人心,闻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当局正应督促各报据实披露,向海内外大声呼吁,庶几可以筹集巨款,救济三千万灾黎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气。奈国民当反动派,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其救灾不力的责任,竟令国民党报之拒绝登载舆在的消息,同时却大吹大擂,发表宋美龄宋子文等在美国和英伦不负责任的言论,说“中国没有灾荒”,一直欲盖弥彰,腾笑中外。而国内报纸竟有因发表为豫省难胞呼吁的文字而遭处罚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而被处罚停刊三天)。这样的蔑视难胞痛苦, 丧民族元气的行为,诚不知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积居奇的头子不准揭发,贪赃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还有抗战力量,所以亟亟于恶化民生、摧残民力呢!

  综上以后,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戴上三民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无任何相同之点,这种反动的新闻统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对敌准备妥协、对内厉行独裁的整个政治方针分离不开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这整个反动的政治方针,就必须统制舆论,垄断舆论,是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蓝本。

  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各种报章杂志及其他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报纸和人民大众维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职业的新闻记者深入民间采访以外,还有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经常向报纸投稿;记者们在前线一面工作,一面战斗(如何云同志即为其中英勇牺牲者之一),在后方则于业务之暇,积极参加生产。这样的新闻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闻政策。在大后方,亦应当实行这样的新闻政策,但是这有什么希望呢?

  今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其手段之毒,为害之烈,有过于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袁张等屠杀少数异己记者,已经闹得全国骚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更进一步,企图窒死整个舆论界,拔去全国人民的喉舌,使整个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失去灵魂,成为独裁政治的驯服工具。此种政策,若让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则不特全国新闻事业有毁灭之危险,而且民族正气将被 丧无余,抗战大业亦将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无怪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提出纷纷抗议!在今年纪念九一记者节的时候,全国热心抗日、爱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记者们和同胞们,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停止对任何抗日报纸的无理压迫,取消强迫登载中央社造谣电讯的办法,根绝破坏抗战和宣传法西斯的言论,严格取缔混入新闻界的特务棍徒,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

  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临了!墨索里尼已经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亦在不远。我国以希、墨为师的人们,如仍一意孤行,必难逃避身败名裂的悲惨命运。让我们加倍努力,为抗战和民主而奋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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