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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0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三个不同的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其一、县政府和县参议会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二、议会议员、政府委员会中,党外人士都在半数以下;其三、真正实行了三三制。这三种县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风上,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锻炼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么不同呢?

  先让我们看第一种。

  议会、县府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党员的第一个任务是服从组织决定,因此当一个任务到来时,他们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这一个任务?”关于这一任务本身的政治意义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个根本问题,却不会发生争论。对于党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这一问题也很少考虑,因此对于政策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甚至对于政策的研究与把握失掉兴趣。大家统都以“完成任务”为满足,逐渐发展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迟钝,以至麻痹。

  在工作制度上,极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方面议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的机能,在人民面前减低了它们的威信,同时也使党委纷忙于日常的政务,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做的是一件事情,讨论的是一个题目,又何必挪移三个地方(县党委、县议会、县政府)开三次同样的会?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为对于党外少了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对于领导群众也常应用党内的领导方式,强迫命令偏偏多于解释说服;而党员或干部在群众间起的“模范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强或过于突出。

  结果是:党的政策不能变为广大人民的主张,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负担;县委、参议会、县政府、以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人民眼里多变成了“公家人”,不再是与他们血肉相关的“自家人”。

  第二种怎样呢?

  因为县议会、县政府都只有少数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来时勉强,进门不敢讲话,或少讲话,办事则敷衍表面。因而我们也就容易不把党外人士当数,或误以党外人士当真没有跟我们不同的意见,于是多数人已经讨论决定了的东西,回头来再特为少数人开一次会,把原案照样通过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烦。党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懒得参加这种党政不分的会议了。于是一切事情仍旧习惯的进行起来:照样地不研究政策,照样地没有解论,照样的“完成任务”……。我们主观上也许当真想跟党外人士合作,但是实际上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也许当真打算到议会里来发抒他们的意见,到政府里来施展他的抱负,但实际上却做了“不愉快的客人”。

  这种情形,对于共产党员毫无好处;对于县党委的工作,依旧是个累赘,而县议会则容易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甚至连形式也很难得保持。

  在第三种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党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讲话,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们的办法,或者同意主张办法,而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下面,共产党员——首先是被选到议会里和政府里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不细心的、深入的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如果依旧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接受人家意见的好处。如果依旧是自高自大,目无旁人,他们就会被孤立、受打击,以至一事无成了。同时,他们也就不能不时时刻刻记忆自己是共产党员,牢固的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打先锋、做模范。如果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连群众都会公开指责你不配做共产党员了。

  于是党的政策当更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党员行动当更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了。党已经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张与办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以实现党的主张的办法,关于实际政务上的琐细项目,它就只好放弃、也不能不放弃了。议会里既然有了不同意见的辩驳和斗争,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即使我们每一项主张能够在议会上毫无异议的全体通过,这些主张本质上和以前也已经根本上有了差异,因为它们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府再根据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步骤,县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责任和独立的工作。

  只有党与政在工作上的明确分开,才适合于民主制度的体例;也只有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泼辣、更有生气的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领导。

  最后,在新的情况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个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

  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式,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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