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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3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象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哈里森·福尔曼著《西行漫记》第二十一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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