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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一)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保障一定形态政治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形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论来自娱,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

  从实际上看,我们只能断言说,我们现在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民主。我们处于比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更落后的情况中。

  从经济上看,现在的广大人民毫无私有财产的保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好的命运。他们的产业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权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统制下面,谈不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料被控制,市场被垄断,自由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一个就其本身范围而言是公平的法则,谁能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的质量,谁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中取胜,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竞争,因此它在一定时期能有促成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当腐败的官僚资本挟着国家权力而猖獗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于是正规的民营企业只能破产。自由资产阶级要正当的由企业经营中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积蓄资本是不可能的。结果也就必然造成生产力停滞甚至降低的现象。

  由此可见,经济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于一切小私有财产者(包括农民),同样有害于自由资产阶级,而只是有利于寄生在农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买办和那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由此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关系就是以不民主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不民主的经济关系。

  反映到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样表现着极端落后的不民主的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苦难中,没有过文化生活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们的一切知能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一件事上。特权者不承认劳动人民有独立的人格,以为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个人的个性;而劳动人民在同样的苦难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缚着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发扬其心意和才知。这种个性被压死的状态,决不能产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封建时代很少有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就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给于统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胆的人才会有反对权威的思想。纵至现在,社会上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甚至于教授)很难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发扬自然是受尽摧残。广大的人民凭自己劳力,所得到的一点最卑微的财产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命运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这各方面都极端表现着不民主的落后性的时候,中国要进一步,就必需实现政治民主,又必需实现经济民主,那是断然无疑的事。就整个社会说,实现政治民主,还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以求社会生产力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能加速提高;就广大人民的要求说,假如政治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能够过自由的经济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则政治民主将只是空洞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毕其功于一役”论者不同,我们必须由认真地考察现实而指出现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二)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为什么现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一时的让步,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积极政策。这正是因为现实条件下,广大人民的私产并没有保障。农民没有享受耕种的收获的保障,工人没有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保障,自由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合法的利润的保障。实行种种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财产的保障,那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么?拿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来看,固然在那时代也有私有财产,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全国的一切财富其实都属于专制统治者所有。在国家的名义下,人民的任何产业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剥夺。所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就是侵蚀人民的私有财产权的最通常的办法。只有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以一切手段来吞并人民的财产而过其不事生产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会的条件而前进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问题。不同于独占资本主义时期,在那时期,由于生产力已因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而提高,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独占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就不能够提出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倘若使社会财富(主要是生产手段)分散给众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会生产力。所以这时就必须提出社会财富的社会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但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过程一般地还是私人性的,少数特权者用强制力量来并吞社会财富,所以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行;而使财富分散为多数人所分有,那正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唯一方法。

  所以实行种种措施以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在现实条件下所必须争取实现的经济民主。

  ——必须消灭利用特权势力以侵袭人民财产权利的活动,所以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府”,“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必须切实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必须使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对他们的障碍,所以“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与推销产品的便利。”

  ——也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也就是要“根据情况之不同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工会的权利等”(均引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实行了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范围,但是使得人民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财产横遭摧残和剥夺,使得农人能够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收获,使得工人解脱超经济的剥削,逐渐提高生活水准,使得民营企业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竞争”下被扼杀,这不是经济民主么?

  要彻底实现这样的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须能够认真实施这一切经济民产的做法。假如是单独由自由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也还不可能认真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也将使他们不能够撇开工农力量,单独完成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任务。所以中国的必须实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也就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实现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定能够“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对于这,我们是否害怕呢?一点也不。相反的,保护私有财产,扶植私人资本,正是对中国有利的事。

  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彻底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必然的后果。固然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资本主义,但那是买办性的。并且和封建剥削势力相勾结着的资本主义,是凭借强制权力以掠夺人民大众,损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反对这种资本主义,但不反对在以解除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为前提而生长起来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去除后,就产生了私人资本能够独立自由地生长的可能,解放了并且渐渐富庶了的农村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市场。

  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维持独占资本主义而是鼓励自由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非常薄弱,并无力实行经济上的独占,除非寄托在买办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独占上。在取消了这种政治独占后,资本主义就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发展,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一样。

  更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是既要保障私人资本,又要保障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小私有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不过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不断地牺牲这些小私有者而进行的。在中国,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一时还薄弱,不能在全部国民经济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初步条件后,将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组织起来,提高其生产力。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所将实现的经济民主,虽不超过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和欧美各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将按照民主主义原则逐步地完成彻底的解决——由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剥削的封建残余将彻底消除,不象欧美的许多国家中那样,在这问题上半途而废。劳动人民的小私有制将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便利与在政治上获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象在欧美许多国家中那样被牺牲了作为独占资本主义生长的肥料。这是对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经济民主,和那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民主相辅而行。由此我们也就不必担心,由广大发展私人资本将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形成对人民不利的独占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倒可预见,当人民的私有财产一般的受到保护和自由的资本主义扩大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必能加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完成的时候,就会产生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可能。

  (三)“毕其功于一役”论的真象:

  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在口头上空谈的。能实行社会主义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来决定,而要根据客观现实,根据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来决定。广大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苦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两层束缚,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农民要求减轻负担,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这些要求都没有包含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人民才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毕其功于一役”论不过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话而已。

  但我们要知道,“毕其功于一役”论者其实并不都是认真想在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说这种空话往往不过是掩饰其不肯和不敢认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任务而努力。譬如,为了避免触及最现实不过的减租减息的问题,他们就空谈社会化的集体农场,为了使自由的私人资本不能充分发展,他们就空谈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独占垄断,却自命为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进步,以此为借口来图谋扼杀民营企业。——这就是许多“毕其功于一役”论者的真象。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他们不提出正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害怕遭遇无产阶级的反对。其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那是既对资产阶级有好处也对无产阶级有好处,所以阶级矛盾是可以调节的,要使之调节,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资本主义里加上一点社会主义。只要私人资本保持着他的独立自由,并且使其生产事业适应于人民的需要,更照顾工人的经济权利与自由权利,那么它的广大发展决不会遭受人民的反对。假如怕人民,空谈社会主义为点缀,实际上却投到了封建买办性的独占资本的怀抱中,那说是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194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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