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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越来越遥远的声音

  “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四天,因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北约轰炸而引发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表面上,激情澎湃的学生们让人联想起八十年前那场伟大的“文艺复兴”,但是实际上他们却走到了“五四”的反面。

  这些天来,我旁观着身发生的一切,外部世界的火热与我内心的冰冷形成巨大的反差。北京大学三角地的大字报,几乎每一张都带着“文革”的味道。“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重新浮出历史表面,让人在莫名惊诧之余,又凉入骨髓。新一代中国青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惨烈,加之在“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以后,当局依然把“文革”作为谈论的禁区,连正常的学术研究也受到压制,大量的历史档案不允许解密,这样自然造成了新一代国民对“文革”乃至整个毛泽东时代的血腥和罪恶缺乏起码的体认。由于不了解历史,就很容易将历史美化。在许多青年心目中,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对西方态度强硬,能够让国民充分体验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强硬的态度是以闭关锁国、牺牲中国的发展进步、牺牲中国人民基本的生存权为代价换取来的。那种“自豪”是一种虚幻的自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自豪,而不是人民大众的自豪。

  三角地的大字报,充满了独断、蛮横的语气,笼罩在毛思维、毛语言之下。毛虽然去世二十多年了,但他的阴影至今仍然游荡在中国大地上。这些大字报的背后找不到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理念,很难让人相信出自成长在开放的中国的新一代大学生之手。例如,有一张丑化克林顿的漫画,上面标注说“谁撕谁就是汉奸”。这背后是专制时代对语言的顶礼膜拜,把语言“符咒化”。作者企图赋予语言一种“神启”的力量,然后借这一力量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压制和打击。在一百年以前,义和团的拳民们就使用过这种法子。袁昶在《乱中日记残稿》中对拳民有这样的描述:“其人或红巾扎头,内藏符咒,则红兜肚,红腿带,红巾裹两手,腕内俱有白纸符咒。”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言行和思考几乎没有前进几步。还有一张大字报说:“打倒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分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台独分子”。 这张大字报杀气腾腾,隐藏在后面的话是:爱国与民主是对立的。因为民主是美国人、西方人的专利,而北约此次的行为,已经证明他们的民主破产了。所以,我们还要民主干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凡是洋人接受的东西,我们就全力反对。美国人欺负我们,美国人喊民主、自由、人权,因此谁在国内主张民主、自由、人权,谁就是“美国的走狗”。似乎中国推进国内的民主,是为美国人服务;似乎中国公民的人权进步了,就是向美国人献媚。这一逻辑再往前面推一步就是:美国人使用电脑,所以我们不用;美国人吃饭,所以我们不吃!

  青年学生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原因在于启蒙的断裂。一九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弃守”。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曾经承接过“五四”的启蒙旗帜,王元化先生称之为“新启蒙”。但是,“六?四”屠杀以后,短暂的“新启蒙”被打断了,恐惧导致了责任感的丧失。不仅放弃了对青年的启蒙,知识阶层自己也逐步陷入到蒙昧的状态中。在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与日益强大的商品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大部分知识分子无所适从,走投无路。

  启蒙,首先是启蒙者的自我启蒙,启蒙者第一步要完成对自己的启蒙,才谈得上启他人、启青年、启大众之“蒙”。学者殷海光在《从整五四精神》一文中指出:“五四是中国现代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日子,这个日子所表征的,是当时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创导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洗刷不适于中国人生存的保守文化,提倡进步的新文化。因此,在政治上要实行民主,在学术上要研究科学。”然而,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背弃了“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背弃了“五四”所彰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学术立场和思想立场的背后不再有价值观来支撑,而是纯粹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作家“玩”文字,学者“玩学术”。这样就造成了“国学”与“后学”(后现代主义)两花齐放,“新左派”猖獗一时,让青年学生的思想更加混乱。“后学”以“启蒙”为解构目标,将中国这个“前现代”国家所面对的问题,错误地(或者是故意地)理解成与西方相同的“后现代”的问题,真可谓“直把杭州作汴州”。于是,当民族主义这张“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打出来的时候,无人站出来进行有力的抵制,同时也缺乏丰富的思想资源对其进行有力的抵制。

  反对国际强权,关键不在于几张感情压倒理智的大字报和几次组织严密的游行。在这样的势态下,学生们表现自己的“爱国”,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不但没有任何危险,反倒会因为积极的言行获取若干的利益。走在最前面的,往往是被长期豢养的、平时规规矩矩的“学生干部”。这种“爱国”,看起来声势浩大,却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肥皂泡,一吹就破了。抗日战争当中,当日本人还没有打过来的时候,人人都在高喊“爱国”,因为喊几声“爱国”不会有性命不保之虞;但是当日本人开进北京城的时候,当把“爱国”落实到行动上会带来巨大危险的时候,立刻就没有几个人爱国了。

  真的爱国,就是大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它的国民的创造力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它的国力是不可能长期强大的;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它在国际上是不可能受他国应有的尊重的。早在“五四”时代,启蒙主义的先驱者们就清醒地认识到,爱国与民主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体现。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指出:“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他认为,要问我们应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在“爱国”之前,要警惕有人拿这两个字来作为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因此,陈独秀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们,明确把爱国与民主、人权、自由结合起来,坚韧而踏实地进行思想和文化启蒙的工作。

  今天,这种工作尤其需要青年知识分子来做。今天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距离,比“五四”时代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所以,今天的启蒙使命,不仅不是比“五四”时代轻松,反而是更加艰巨了。这些天来,我一直没有动笔。在这突发的“失语”之中,我对自己写作的意义作了全面的重估。我究竟为什么写作?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重新对我形成无形的压力。我必须回答它们。

  在质疑启蒙的同时,坚持启蒙,比当年较单纯地进行启蒙还要艰难。我愿意跟随当年先驱者的足音,继续这条漫长的道路。也许,人们会用嘲弄的口吻说,今天已经无“蒙”可“启”。启蒙者在今天的处境,跟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差不多。梁启超当年在“传世”与“觉世”之间游离,他最终还是趋向于“觉世”。而我,义无反顾地选择“觉世”——把一些本来应当是常识的、但在当代中国依然没有成为常识的“常识”告诉每一个公民。比如,什么是你的人权、什么是你的尊严、什么是你的价值,什么是法律、什么民主、什么是宪政……这些道理是很简单的,但在此一语境中,说明它们显得十分艰难。我既然拥有了言说的能力,我就要运用这一能力来实现我自己心目中的“启蒙”。

  面对鲁迅先生当年面对的“无物之阵”,我还是走我的路,走过坟和坟边的野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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