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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还是维新派——“五·八”事件的再思考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轰炸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轮强劲的反美浪潮。在北京、成都等地,都出现了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事件。此时此刻,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一百年前的严峻选择: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

  在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三角地,反美大字报的张贴持续了近半个月。其中,有很大份量的一类是关于“抵制美货”的。有的大字报表示要“接收麦当劳,砸乱肯德鸡”;有的大字报甚至有板有眼地开出了需要抵制的美国产品的清单,从可口可乐到摩托罗拉应有尽有。感情全面地压倒了理性,他们在发泄愤怒的同时,没有经过严肃认真地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抵制美货究竟可不可能?中国再度闭关锁国可不可能?抵制美货,究竟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大,还是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大?北京的大学生围攻麦当劳,使得在麦当劳就餐的顾客不得不离开。固然这一行为会让美国老板腰包里的收入减少一些,但是更加直接的影响却是:在麦当劳餐厅中工作的大量员工——他们都是中国同胞——冒失业的危险。对于抵制美货的观点,有一位北大学生嘲讽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电脑的主板都拆下来,当作砖头扔向美国大使馆。”假如真的抵制美货,中国所有的电脑都要停止工作。因为没有哪一台电脑里,没有由美国生产的重要零件。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外交部派到南联盟接殉难的三位记者的骨灰的飞机,依然是美国生产的波音飞机。我们有自己生产的大型客机吗?

  “五?八”事件,充分暴露出一九年“六?四”镇压以来的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大陆知识分子放弃启蒙使命所造成的恶果。在八十年代曾经被热切呼唤的、代表着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基本隔绝了。尽管新一代青年津津有味地观赏美国进口的“大片”以及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但他们对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吸收甚少。他们在受了小学、中学、大学漫长的愚化教育之后,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一遇到突发事件,便无法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他们很容易被民族主义的狂热冲昏头脑,他们思维方式与一百年以前的义和团极其相似。

  一百年以前,以最愚昧落后的底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被慈禧为首的专制统治者所利用,不仅反对列强的瓜分,而且更把矛头对准代表中国最先进力量的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攻击维新派是“二毛子”、“洋人走狗”。迫害维新派大大延缓了中国的进步。一百年后,这次以反美情绪为主流的“准义和团运动”,参与者居然是受过中国最好的教育、也对西方了解最多的大学生,这一吊诡让人深思。一百年前义和团的农民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而一百年后的号称中国精英阶层的北大学生也写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见鬼去”的大字报。

  有人认为,这次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是对八十年前“五四”运动的回应。殊不知,它恰恰走到了“五四”运动的反面。“五四”运动由巴黎和会触发,以拒签和约、罢免卖国贼为切实的目的。但在这些实际操作的背后,是对“德先生”和“赛学生”热切的呼唤。陈独秀曾经说过,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然而,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一系列的抗议浪潮中,出现了泼脏水连带把婴儿也泼掉的现象——有的人认为,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对西方国家让步”。这是奴才的思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当公民看待。

  真正的爱国,是维新派的爱国,不是义和团的爱国。维新派积极吸取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一切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而义和团则主张关上国门,仇视所有与传统不一样的思想观念和物质,竭力维护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维新派走的是一条强国之路,而义和团走的则是一条害国之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强国,就必须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内生活的民主化,而不是抱残守缺、盲目排外。因此,爱国必须遵从于爱民主、爱人权、爱自由的前提。

  今天的我们,是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何去何从,并不是一件难于选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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