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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阳光(代跋)

  《拒绝谎言——余杰海外政论选》一书中收入的,全部都是“漂泊在本土之外”的文字。在此之前,我虽然在香港出版过《火与冰》、《老鼠爱大米》、《爱与痛的边缘》等三本文集,但都是先在大陆出版,然后才诞生香港的版本。在香港的版本中,我将某些在大陆的版本中被删节的文字重新添补上,使之恢复了原貌。与前三本文集相比,《拒绝谎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其中绝大多数的文字都不能够在大陆的传统媒体上得以公开发表。

  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曾经发表于香港的《明报》、《明报月刊》、《亚洲周刊》、《苹果日报》、《开放杂志》,台湾的《中国时报》、《民主论坛》(网络杂志)以及美国的《议报》(网络杂志)、《大参考》(网络杂志)、《中国之春》、《当代中国研究》等媒体上。在此,向曾经编发过它们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大陆的某些比较边缘性的网站,如“思想的境界”、“问题与主义”、“不寐之夜”、“北大新青年”、“世纪论坛”、“关天茶舍”等也曾张贴过其中的一些文字,不过它们很快就被网络管理者删去了,有的网站甚至自己也夭折了,所以我估计读到它们的国内读者不会很多。其实,我最希望的还是国内的读者能够读到这些文章,因为它们针对的是生活在“优孟王国”中的我们、针对的是我们受到伤害的、“正在时”的生活状态。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文章的大部分读者依然还只能是生活在海外的人士。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明确地知道:它们是不可能在国内发表乃至结集出版的,它们都是为大陆之外的媒体而写作的。因此,我不再有任何的禁忌和顾虑,我不再担心编辑的“火眼金睛”识破我“欲说还休”、“微言大义”的伎俩,也不再有让编辑丢掉饭碗的心理负担(近几年来,我的文章确实让好几个善良的编辑失去了发稿的权力、晋升的机会甚至工作的岗位,这些事件至今让我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因此,我也获得了一种完全的自由,就好像突然从黑暗的屋子里来到灿烂的阳光下一样。我成了一只挣脱了绳索的风筝,奋力飞向遥远的天际,飞向自由的王国。这种写作的体验,固然有痛苦的因子,但更多的却是幸福的成分。这种幸福是那些御用文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就好像被一个被去势的太监无法体验正常人做爱的快乐一样。

  这些文字大概都可以归入“政论”的行列。曾经有不少的师长和朋友劝说我,要我变得“更加学术一些”或者“更加文学一些”。我何尝不热爱学术和文学、何尝不知道与政论相比学术和文学具有更为恒久的价值、何尝不想在“自己的园地”里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然而,在北大求学七年之后,我逐渐认识到: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最迫切需要的也许并不是神圣的学术和崇高的文学,而是对常识的传播、对专制的批判、对民众对启蒙和对历史真相的恢复。从表面上看,这些东西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言说它们却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和付出相当的代价。换言之,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也许并不需要太费力,但捅破之后却必须面对主人们狰狞的面孔和凶恶的棍棒。因此,没有多少知识分子愿意去做“捅窗户纸”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考量后,他们选择了更加安全、同时“投资回报”也更高的学术和文学,象牙塔内的生活死水没有微澜。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强迫别人做出某种选择,但在我看来,在政治专制、文化僵化、道德沦丧和信仰缺乏的社会大氛围下,即便是百年一遇的天才,也不可能写出第一流的学术著作和第一流的文学作品来。用我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盐碱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来”。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算得上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而,坦率地说,真正有价值的究竟占了几成呢?能够进入全球视野、被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读者所接纳、并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作品又有几部?我们的学术,多半是侏儒学术;我们的文学,多半是太监文学。我们的教授,多半是知识的贩子;我们的作家,多半是技巧的奴隶。

  于是,我更倾向于从事“改造盐碱地”的工作。这种工作,“投入”与“产出”难以成正比,甚至会不被视为做无用功,但我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我便写下了这一篇篇在阳光下言说自由的文字。这是一种“正常”的写作,尽管它让某些人大惊失色,视为异端。这些文字虽然还没有直刺龙骨的力量,但至少批下了几片闪闪的龙鳞,让不可一世的恶龙感到了几丝痛楚。

  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催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政论家——梁启超;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又催生了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一位政论家——陈独秀。在我看来,梁启超和陈独秀的政论文字丝毫不比他们同代人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价值要低。我自己以为,即使梁启超和陈独秀没有从事学术著述和政治活动,梁启超单单以一篇《少年中国说》、陈独秀单单以一篇《敬告青年》,就足以奠定各自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他们的文字是照向溃烂的传统文化和腐朽的社会现实的阳光,他们的文字是对一个青春的中国和自由的个体生命的呼唤。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蒋介石到毛泽东,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个悲剧性的下降的过程,也就是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从“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除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类以吞噬同类为乐的独裁者之外,在普通民众当中,肆无忌惮地毒化这片已经盐碱化的土地的人很多,而义无反顾地抢救这片被苦难浸透的土地的人很少。在梁启超和陈独秀之后,堪称“民族的脊梁”的,有鲁迅、胡适、殷海光,有储安平、遇罗克、林昭。他们当中,有的在与风车的大战中精疲力竭而死:鲁迅死于肺病,去世时体重不足四十公斤;胡适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缓缓地倒在台阶上;殷海光死于癌症,最后连住院的钱都差点缴纳不出来。也有的是以更加惨烈的方式死在与罪恶的公牛作战的斗牛场上,他们惨死的时候,周围全是兴高采烈的看客:储安平在被侮辱和殴打之后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遇罗克在一片狂热的“打倒”声中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枪杀之后,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政权居然强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钱的“子弹费”!经过几次浩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之后,魂飞魄散的知识分子们沉默了,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传统断裂了。

  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重新阅读梁启超和陈独秀的文字,我依然感到元气淋漓、入木三分。然而,他们所诅咒的“黑屋子”、他们所谴责的“奴隶性”照样岿然不动;他们所梦想的“新中国”、他们所呼唤的“新青年”也还是没有浮出历史地表。罪恶依然罪恶着,黑暗依然黑暗着。所谓“三讲”,无非是“讲权力”、“讲金钱”、“讲女人”;所谓“三个代表”,无非是“代表着政权腐败的极致”、“代表着民众苦难的顶峰”、“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反方向”。马基雅维弗利在《谈话录》中说过:“有人谈到,现在有许多人从事抢劫等犯罪活动,他们会发现这些犯罪活动都源于这样的事实:那些统治者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犯罪团体就是权力阶层。贪婪已经变得无法制止,掠夺已经变得明目张胆。从江西芳林小学那些手里捏着鞭炮引线的孩子的尸体到广西南丹煤矿中惊天动地的爆炸,从陕西烽火村武芳那被硫酸腐蚀得千疮百孔的面容到山西那被警察割掉舌头的检举者李绿松……正义在哪里?良知在哪里?同情在哪里?悲悯又在哪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流氓人格和犬儒精神泛滥成灾,人类公认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和陈独秀没有过时,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声音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拒绝谎言——余杰海外政论选》这本书,远远算不上对梁启超和陈独秀以及鲁迅、胡适、殷海光、储安平、遇罗克、林昭们的呼应。我只能说:它表达了我对他们的仰慕和尊敬。这是我的选择,终生不悔的选择。这是我的道路,一条刚刚开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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