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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与毛泽东

  “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这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一句名言。这位朴实无华的大学者,一生读书、写书、教书,平平淡淡如清风明月,却著作等身高、桃李满天下。谭其骧先生的弟子葛剑雄教授,有感于以老师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的神采风范、音容笑貌,在整理老师日记的基础上,先后写成了谭其骧先生的“前传”与“后传”。以一九六六年为界,前者写传主前半生的求学与治学生涯,后者写传主在文革中的挣扎和文革之后晚年最后的一个学术高峰。我尤其关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关于文革岁月的描述,我想知道: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惊涛骇浪,是如何艰难地在尊严与屈辱之间生存下来的呢?

  文革初期,谭其骧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受到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书中写道:“在一片打倒声中,将一顶高帽子戴在他头上,大瓶墨汁往他身上浇来,汗衫上被写上‘牛鬼蛇神’等字,又被七手八脚撕破。批斗后,学生们逼他脱下鞋子,光着脚在校园里游街。”自尊心极强的谭其骧,回家后失声痛哭。

  到了文革中期,谭其骧的处境有了改善。他是第一流的文史学者,因而被挑选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所谓“大字本”,就是专门为毛泽东印制的、带有注释的古书和古文。谭其骧奉命注释的许多史书和古文,毛泽东都运用于现实政治斗争之中,收到了化钝刀为利器的功效。例如,谭其骧注释的《明史·朱升传》,毛泽东阅读之后,深受其中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口号的启发,向全世界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谭其骧参与注释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可厚非的。他与那些直接参与写作大批判文章的御用文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细节处透露出了有关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的信息。其实,毛泽东不仅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文明毫不了解,而且对中国以五四启蒙思潮为主流的现代文化也持拒绝态度。即使是对中共标榜的意识形态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也是连皮毛都没有摸到。他的成功,还是因为他对古代权谋术游刃有余的运用。他尽管勤奋读书,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依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只知道古书中最阴暗、最残酷的那一部分。毛泽东以秦始皇、朱元璋等暴君为楷模,以获得和保持权力为人生终极目标,因此他敢于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潮流对抗,成为二十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独夫民贼。

  谭其骧与毛泽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遇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时空隧道中。学者得以保全性命,在浩劫之后凭借其夕阳的余晖,完成了煌煌巨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独裁者则读古书如吸鸦片,在丧心病狂地吞噬了亿万老百姓后,在冰冷的宫廷中孤独地死去。读罢《悠悠长水》,我不禁想:在二十世纪灾难深重的中国,任何一个人看似平淡的一生,都比莎士比亚精心构筑的、情节曲折的戏剧,还要让人一咏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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