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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值几何?

  一九九七年底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美国公民科尼特驾驶小船在准备驶入查尔斯顿码头时失事。船上还有他十六岁和十三岁的两个儿子以及十四岁的侄子。当时,科尼特曾发出求救信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呼叫后没有回音。大约九个小时后,两个孩子的尸体被冲上岸边,海岸警卫队才出动自己的船只进行搜索。遇难者家属状告海岸警卫队没有及时出动救援,要求联邦政府给予巨额赔偿。两千零一年三月八日,法庭裁决,痛失爱子的两个家庭从联邦政府获得了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赔偿。

  就在美国法庭宣判政府赔偿的前三天,中国江西省万载县芳林村芳林小学发生了一起惊天爆炸事件。一声巨响,五十多名小学生顿时血肉模糊,五十多条花季的生命瞬间化作缕缕冤魂。原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开办鞭炮厂,长期强迫小学生们在休息时间为其工作,并不给任何报酬。小学生们在没有起码的安全设施的教室和地下室中,为残酷冷血的官僚们打工。这类官僚比之夏衍《包身工》中的刻薄的资本家来,更加邪恶、更加贪婪、也更加无耻。

  惨案发生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然而,地方政府对芳林村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政策,派出大批警察堵住村子的每一个出口,并对死难者家属实施“人盯人”的战术,威胁他们不得向记者透露任何情况。这种封锁,比之当年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封锁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调查小组迅速编造出一套谎言,找到一个精神病人作为事故的替罪羊,并否认存在着官僚逼迫学生制作鞭炮的情况。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面对世界媒体时,也毫不脸红地、斩钉截铁地发布了这一漏洞百出的说法。

  五十多条鲜活的生命,大都还不满十岁。据说,政府决定给与每个失去孩子的家庭以三万元人民币的补偿。这就是中国人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一个政权对其子民的“关爱”。某地方官员甚至说:“中国人多,死几个等于给计划生育作贡献。”这是一个漠视人的生命的国家——即使如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所说,“人权在中国就是生存权”,那么,对于那些莫名其妙地惨死的孩子来说,他们何尝又拥有基本的生存权?他们死后,连真相也不能披露、连冤屈也无法申诉,他们遭到的是一个卑劣的权力集团的第二次的谋杀。

  美国的孩子,我真羡慕你们,你们的生命价值近千万美元;中国的孩子,我与你们一样卑贱,我们的生命就值区区三万人民币。这不仅是经济差异,更是文明的差异。在美国的海难事件中,海岸警卫队只是承担“援救不力”的责任;而纳税人却有权利提起控诉,并获得政府的巨额赔偿。在中国的爆炸事件中,草芥人命的官僚分明是罪魁祸首,却能够逍遥法外;而作为受害者的家属,虽然他们也是依法纳税的农民,但他们不仅无权要国家给予赔偿,而且还被严密监控,在已经失去儿女之后,再次遭受残忍的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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