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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最近两年,是大陆新闻出版界面临的从“六四”事件之后最严峻的时刻。数十家出版社遭到整肃,业内全然是一派风声鹤唳的气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公民理应享有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断遭到粗暴的剥夺和践踏。前几天,我在《作家文摘》上读到一则新华社记者李春林与光明日报记者秦晋联合采写的报道,题目是《作家出版社坚持正确导向大力推进改革,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生力军》。这则报道赤裸裸地界定了目前大陆的新闻出版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其可悲之处也恰恰是其可笑之处。它将成为一份供后人研究的历史材料。

  报道指出,作家出版社“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强化阵地意识和守土有责的思想,变被动为主动,严把政治关、导向关”。在官方的宣传术语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战争术语的泛用。将和平时期当作战争时期来看待,将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当作军事领域来管理,整个国家也就成为一个大军营、大监狱。“阵地意识”与“守土有责的思想”,在每年抗洪救灾的宣传中常常出现,没有想到,一家文学性的出版社居然也拉出这张大旗来。将文化出版当作战争、将文化出版部门当作“阵地”,由此可见,有关方面是何等恐惧、何等心虚!

  报道还举例说:“在作家出版社图书三审过程中,每一审都是过滤器,每一审都是筛选机制。三年前,有人拿着《天怒》的书稿找到了作家出版社,社领导一看这是一本可能发行上百万,经济效益可观,但政治上可能出现偏差的书稿,马上挡了回去。”《天怒》是一本描写陈希同及前北京市委腐败的小说,作家出版社的领导一看书稿,就知道会发行百万册,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对腐败忍无可忍、恨之入骨,对腐败题材的图书当然是先睹为快。老百姓无权无势,唯一的乐趣就是通过阅读腐败题材的作品获得心理上的释放。但是,出版社最害怕政治风险,因为冒风险可能丢饭碗。在避免政治风险与获取经济利益、满足民众阅读需求这两者之间,不得不选择前者。这是一种无奈也无耻的自我阉割。所谓“三审”,枪毙的往往是最优秀的稿件,而通过的大多是垃圾书稿。近年来,作家出版社越来越与“作家”疏远,专门出版影视明星、主持人、歌星的“自传” ,变成了“明星”出版社。这些文句不通的自传,无非是讲述名人们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是既“无害”又能赚钱的畅销书。

  土地是老百姓的,不是某一党派的,无需军队与警察来“守卫”;同样,文化生活也是自足的,不是由谁来灌输的,那些扼住民众喉咙的黑手,总有一天将被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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