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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人的觉醒和受难

  两千零一年四月,我从网络上看到四个年轻人受难的消息:三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杨子立、北京广播学院的张宏海、北京师范大学的徐伟和中国地质大学的靳海科被国家安全部秘密逮捕。我在电脑屏幕前惊呆了。

  这四个青年都是我的同龄人,其中,杨子立和张宏海还是我的朋友,他们年轻而富于朝气,他们善良而充满希望,他们的人生道路显示了大陆七十年代人的觉醒和受难。这是一个让人既哀痛又欣慰的信号。

  杨子立是我的北大校友,我们几乎同时在北大求学。我是在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会上认识他的。他衣着简朴,性格腼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出身农家的子弟。第一次见面,他发言很少,但是一旦开口,就很情绪化——谈到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时,他很激动,甚至说了几句诸如痛打贪官污吏之类的比较偏激的话。我理解他的怒发冲冠和慷慨陈辞,但我认为要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进步,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民主的理念和法治的思想。中国的未来,绝对不能再次陷入“暴力革命——王朝建立——王朝腐败——暴力革命”的怪圈之中了。因此,我对杨子立的观点颇有保留意见。

  此后,我们经常在校园里碰面。各自都来去匆匆,最多停下来寒暄几句,问候对方在做些什么。他还是那一身朴素的夹克、球鞋、乱蓬蓬的头发和憔悴的面容。他在物理系念研究生,物理系学习压力当然比我们中文系大。听别人说,他的专业成绩很不错。有时,我也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对我微笑了一下,算是表示感激。

  两千年初,我因为参与主编《审视中学语文》一书,受到《中国教育报》、《文艺报》、《中流》等报刊的“围剿”、并给我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大得吓人的帽子。中央某主管文教的官员直接下令调查处理此事,教育部向北大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北大又向中文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幸亏中文系的老师们坚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将压力顶了回去,将我保护了下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据说杨子立也遇到了比我还要严重的麻烦:他因为组织民间沙龙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并建立一个个人的网站发表许多观点尖锐的文章,引起了上面的关注。有人要求北大物理系将其开除。物理系与中文系一样,是北大少数还保存了蔡元培保护学生的传统的系科。他们没有屈服于压力,让品学兼优的杨子立安然地从北大毕业了。

  后来,我偶然上了杨子立主办的网站“羊子的精神家园”,读到了他的《农民与农奴》等文章。我觉得他的思想比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开始尝试在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框架之内讨论问题。他的文字既有现实生活的切肤之痛,也有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既有批评的锐气,又有可以付诸于实施的建设性。虽然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地长谈,但在网络上却多次心灵交通、思想撞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温和、善良、学业有成、勇于思考的青年,却突然在参加完亲人的葬礼之后回北京的列车上被秘密绑架了。他的温柔的妻子,也遭到了短暂的拘留。没有任何的手续、没有任何的理由,一个优秀的公民就在他自己的国土上失踪了。

  同一批失去自由的张宏海,跟我有更多的交往。张宏海在广播学院念书的时候,有感于广播学院的学生不读书、不思考、追星成风、享乐成风,便与志同道合的几名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社。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策划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邀请了一批有思想锋芒的学者到广播学院演讲。这些学者中,有茅于轼、钱理群、曹思源等人。这个不定期的讲座,我也参加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九九年我去主讲《重走五四路》,另一次是我陪同钱理群先生前去。

  尽管这些讲座都是没有报酬的,但是学者们都为张宏海他们的诚意和求知欲望所感动,无偿地前去讲学。而张宏海这些组织者,则四处筹集经费,一点一点的积攒下,作为给学者们的最基本的“车马费”。这些学术报告,每一次都在广播学院引起轰动,给九十年代末期人心浮动、商潮汹涌的广播学院带来了一股清新而刚健的学术空气。我去讲演的那一次,是在广播学院能够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里,那次几乎是座无虚席。张宏海作为组织者之一,跑前跑后,简直比我还要辛苦。

  后来,这个讲座被校方中止了。据说有一次经济学家曹思源来广播学院讲演,观点十分尖锐,在场的一名校方领导吓出了一生冷汗。此后,这个活动便被勒令停止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我过二十六岁的生日,邀请了几个朋友到我在北大旁边租的小屋里聚会。我自己做了好几道川菜,受到在座朋友的称赞。那天,张宏海从北京东边的广播学院赶到西北角的北大,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他还给我带来了一瓶威士忌。

  那天,我们四个朋友聊了一个通宵。张宏海告诉我,他是我的同龄人。大家聊了很多问题,心情沉重。大家都不胜酒力,那瓶威士忌我们只喝了一小半。张宏海就在我的床边铺了几张报纸,草草地躺了片刻。他说,他在社会上漂泊过几年,什么苦都吃过,地上随便一躺就能够睡觉。

  最后一次见到张宏海,是在两千年一月。我的新书《想飞的翅膀》刚刚出版,在北大旁边的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讨论会。他赶来听完了整场讨论会。当时,书店给到会的嘉宾们赠送了一些小礼品:笔记本、书签和九折的购书卡。我与妻子各自领了一份。在出门的时候,张宏海要求我送他一份,说以后可以用九折卡买书,省一点钱。他是一个直率的人。妻子立刻将手中的礼品袋送给了他。他跟我握了一下手,便返回学校了。

  此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聚会。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的一个单纯朴实的学生,也招致了牢狱之灾。他送我的那瓶威士忌还剩一小半,我还等着他什么时候来,跟他一起再喝一点呢。

  一个朋友告诉我,张宏海的父亲多病,家境并不好,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久前,这位朋友给张宏海家中打电话,他的父亲还不知道儿子被捕的消息,以为儿子还在复习功课、准备考研,只是纳闷为什么将近两个月了,儿子一直没有跟家里联系。这个朋友不敢告诉老人真相,害怕老人承受不了打击。这是多么残酷的一幕啊,特权部门将一个无罪的公民非法拘禁,长达一个半月之后,居然不通知其家属。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国家总理号称要“依法治国”的今天。

  我不知道杨子立和张宏海以及徐伟、靳海科犯了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至少,根据我对杨子立、张宏海两人的了解,他们两人不过是关心中国的进步、并愿意为中国的未来贡献一点微薄力量的、真正的“爱国青年”。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来“危害国家安全”。

  这四个青年都是七十年代出生、在“六?四”以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他们是我的同龄人。我为有这样的一些同龄人而感到骄傲。以前,我一直拒绝“七十年代人”的命名,因为这一命名意味着新人类、意味着享乐和消费、意味着网络一代、意味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是,就在大多数的个人化的、消费主义的、玩世不恭的七十年代人之中,终于涌现出了杨子立和张洪海这样的觉醒的、有责任感的、富于牺牲精神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六?四”之后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已经开始悄悄愈合。在九十年代的愚民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潮中,人品优秀、价值立场清晰、关心底层民众、愿意献身社会实践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依然得以产生,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杨子立和张宏海等人的出现,也昭示着“七十年代人”的定义将发生移动和变化。尽管像杨子立和张宏海这样的青年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之中,还少之又少。但决定一种事物发生变化的,有时并非其某一组成部分的数量,乃在于某种微量元素的诞生。有了像杨子立和张宏海这样的七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这五个字顿时有了质量和重量、有了品质和价值。

  我惦记着这四位失去自由的同龄人,我不知道他们被监禁在哪个黑暗的角落,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会受到怎样的折磨。他们“不自由”的状态,使我自己的“自由”也成了一种耻辱——尽管就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我们所有的算不上公民的“公民”,都是没有自由的。

  我怀想着那些跟他们见面和聊天的日子。那些平凡的日子,在此刻却显得无比珍贵。我努力从记忆中搜寻他们的音容笑貌,却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片断。我盼望着,他们早日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绝对不是谁赏赐的。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够与他们一起,在阳光下快乐地思考、写作和歌唱。

  当然,他们代表不了“七十年代人”,正如那些在体制之中分享最后的晚餐、醉生梦死的我的同龄人,也代表不了全部的“七十年代人”一样。但是,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觉醒与受难,终于开始赋予了这代人在历史的坐标系上崭新的位置。

  让我们祝福他们,让我们祝福他们的亲人。

  我,以一个同龄人和朋友的名义,写下这篇短文,也记录下两段不算深厚的友谊。

  我,以一个还残存着几分良知的青年的名义,写下这篇短文,也谨在此表达苟活者对受难者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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