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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幸福”

  作家刘恒最近飙升为中国身价最高的“黄金编剧”,他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先是被改编成电影《没事偷着乐》,然后又拍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相继走红大江南北。

  刘恒所宣扬的“幸福生活”,其实就是忍耐和等待。他告诉老百姓:不管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如何恶劣,都应当忍耐和等待、都应当保持幽默和乐观,正所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面对不公、凌辱和黑暗,以一张“贫嘴”应付,暂时取得心理的平衡,自然就容易度过难关了。近几年来,好多小说和影视作品传达的都是这样的理念,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拍摄的同名电影也是如此。余华说过:“如果让我给我的小说下个定义,就是忍耐:面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地、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刘恒也说过相同的话:“人的进化慢,国民性等于基因,变化更慢。鲁迅之伟大也无碍于这种'慢’。我的温情不足挂齿,更无碍于这种'慢’。新世纪的科学爆炸,使人真正成了蚂蚁,劣根性既然一时改不了,那么赶紧乞灵于我们的优根性吧!什么优点有利于蚂蚁的生存呢?张大民透露了我的一点消息。”既然把人当作蚂蚁,那么刘恒赋予蚂蚁的“幸福”足够了。但是,在我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是蚂蚁或者其他的动物,就在于人除了要吃饱,还要求有尊严、有自由。

  在刘恒所描绘的“幸福生活”中,尊严和自由是没有位置的——张大民一大家人挤在棚户区的小屋里,空间够蹇迫了,哪里还摆得下这些“奢侈品”。张大民就像是新时代的阿Q,不过当年阿Q还有过革命的愿望,张大民却只剩下耍贫嘴的本领。这不仅是阿Q与张大民的差别,也是刘恒与鲁迅的差别。刘恒观察到了生活的原生态,生动地将其表现出来。但是,刘恒对之没有任何的反思,他自己的思想与作品的主人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相反,鲁迅不仅表现出了阿Q的可悲与可怜,而且对国民性提出了严峻的批判。批判的意义在于批判本身,批判者的觉悟就是全民觉悟的第一步。鲁迅是往前走的、往“光明的地方”走的;刘恒却是往后走的,往黑暗的角落里走的。如果按照刘恒的说法,社会进步的历史就会倒着来写:我们既然做不了现代公民,那么就当封建时代的臣民好了;倘若连封建时代的臣民都做不了,那么就当奴隶时代的奴隶好了;再往后退,还有蚂蚁可当呢。难怪龙应台要追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看看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吧,中国人何必生气!

  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奴隶,哪来真正的幸福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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