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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六·四”以后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前言:军训结束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他们的世界》的文章来回忆那段岁月,那是一篇感性的文字。再后来,我读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著作,福柯是为数不多的让我产生“战栗”感的思想家。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好像专门针对我刚刚经历过的军训而写的。于是,我明白了那些掌握权柄的人士为什么要对我们实施军训;于是,我写下了这篇长文。可惜的是,在收入文集《铁屋中的呐喊》的时候,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只剩下开头的两千字了——其他部分是“不适合”在大陆公开发表的。在这里,我让这篇文章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的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它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一九七五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发出这样一段警世之言。谁在行使权力?如何行使权力?对谁行使权力?谁替个人拿主意?谁禁止个人干这件事又不让个人干那件事?谁安排个人的行动和时间?谁强迫个人住在这个地方而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解开这一系列谜团,是福柯后半生的主要工作。

  如果说前期的福柯,人生取向倾向于“普遍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以启蒙为已任;那么中后期的福柯则将自己限定为“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发现真理与权力的纠结之后,彻底的虔诚破灭了,沮丧之余,他所做的便是对假说的探求。“我从未阔步在历史的大道上,而总是在沟壑里踟躅”,他不愿充当宗教徒、教师或认知的主体,而愿充当一无所知的禅师。他的理论是“灰色”的,但背后有“伟大思想”的“蓝天”。他的著作中充满了问号,行文不停地被“也许”、“大概”、“可能”、“仿佛”这类字眼所打断。“一个人怎能在身体政治史的基础上建构现代道德谱系呢?”这是他在《规训与惩罚》的护封上的题辞。这是福柯后期最重要的权力学著作,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赤裸裸地揭示权力问题的著作。

  翻开《规训与惩罚》,首先看到的是一段详细描述封建时代肉刑场面的文字。当时,路易十五对行刺者波?达米安处以惨不忍睹的肉刑。“他的胸脯、胳膊、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将被烧红的铁钳撕裂,他那曾持刀弑君的右手将用硫磺焚炙,那些被撕去肌肉的部位将浇以熔化的铅水、沸腾的热油、滚烫的树脂、蜂蜡和硫黄的熔融物,尔后将四马分尸,他的四肢和躯体将在烈火中烧为灰烬……”君主制度认为,公开的,残酷的肉刑将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然而,效果恰恰相反,以野蛮手段惩罚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重复犯罪。

  法国大革命取消肉刑后,却祭起了新式的断头台。断头台安放在城市的广场中心地带,以吸引最大多数的目击者。但是,断头台的发明者却把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平民的愤怒从罪犯移到惩罚执行者身上,杀戮成为诱发民众骚动的催化剂。以血止血的思路,换来的却是更大的流血,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之一。

  时至今日,中国的中小城镇仍然可以见到对罪犯的“游街”情形,。一般是几辆警车开道,警笛长鸣,后面是庞大的解放牌军车。车篷去掉,左右两边面向外排着两行罪犯。罪犯头发已剃光,着囚服,胸前是标明其身分的木牌或纸牌,用毛笔大字写着“抢劫杀人犯×××”、“强奸犯×××”等字样。若是死刑犯,则在其名字上用红笔画上一个巨大的“×”,以示除名。我在小城曾无数次见到这样壮观的场面,观看这些场面曾经是我和同龄人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执行死刑一般在城外数里的森林或者荒地里进行,涌到那里去围观的群众如潮水一般,对此场面的津津有味的讲述则是小城人发泄过剩精力的手段。

  学者迈克尔?瓦尔泽在《米歇尔?福柯的政治观点》中指出:“自由国家保留了它对纪律各种要素及监禁机构的限定,而这种保留就等于加强了这些要素和机构的内在规则。相比之下,独裁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藐视这些限定,把教育变成说教,惩罚变成压制,教管所变成监狱,监狱变成集中营。”在前两年所谓的“严打”(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嘲弄)期间,我还见过一次盛大的游街活动。其中,一名杀人犯是我童年的伙伴,他是个无业青年,一天喝醉了酒,在卡拉OK厅门前闹事,与老板发生争执,一位好心人上前来劝阻,他猛然拔刀把对方给杀了。这天,在他执行死刑前,被拉到闹市区最后一次巡游,远远地,我看见囚车上昂着头的他,目光呆滞,一脸茫然。他眼角的余光扫过人群,不知是否看见了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敞开的壮观场面跟罪犯,跟惩罚已经无关,它成了一次盛大的节日。这从一个侧而说明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就“规训制度”而言,某些方面我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某些方面我们却还停留在前农业化时代。遗憾的是好学深思的福柯没有机会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

  法国在革命的帷幕落下之后,公开的对身体的惩罚逐步消失。现代司法体制的建立,使惩罚降低到次要地位, 改造、感化成为目标。“知识”大举进入惩罚领域,以“文明”的名义宣布自己为主宰,福柯指出:“现代灵魂和新型审判权的相关史,现代科学——司法相结合的系谱学,而惩罚权从这种结合里导出了它的基础、理由和规范,扩大了它的影响,并通过这种结合掩饰了它那过分的奇异。”现代社会在对惩罚肉体漫不经心的同时,却对控制灵魂乐此不彼。这一套思路、戴着启蒙运动以来仁慈、博爱、人性的面具,骨子里却是更加阴险毒辣的“战略”转变。

  在描述了惊心动魄的肉刑场面之后,福柯摘引了“为巴黎青年囚犯监狱”制定的规则,例如:“当看守者打开牢门的时候,第一记鼓声响了,犯人必须一声不吭地起床和穿戴。第二记鼓声响起时,他们必须穿戴完毕和收拾床铺。第三记鼓声响起时,他们必须排队到小教堂作早祷。每记鼓声间隔五分钟。”读到这段话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那一年,那不是“鼓声”而是锐利的哨声,哨声划破北国高远的黎明的天空。在哨声响起之后的五分钟之内,所有的学院必须整理好内务,穿戴整齐,来到楼前集合并准备出早操。那时,哨音将我们从美梦中惊醒,无情地催促我们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所有的任务。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教官的面孔,但哨声跟他们的面孔一样严厉。

  代表着某种意义的哨声驱赶着身体,同时也控制了心灵,尽管我们并非囚徒。暴力缺席了,血腥气也消失了,然而,统治者却通过对他人思想的控制而达到其身体的屈从。如同福柯所说,“一种比酷刑有效得多的身体政治学的分析”,像鱼网一样网住了所有的罪犯和“非罪犯”。

  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他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十八世纪以来,深味此道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已经掌权的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陆续建立起“模范”监狱。囚犯在里面不再受严刑拷打,而受严密的监视,服从清规戒律式的活动程序,接受一系列的严格操练:“强制性的运动、有规则活动、独自反省、共同劳动、沉默、用功、尊敬、良好的习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俨然也充当“帮凶”的角色,而且对这一角色沾沾自喜。十八世纪以来欧美文学中,这样的心态昭然若揭,如狄更斯的小说。

  十八世纪末,主雷米?杰瑟姆发表了《圆形监狱》一书,此书一直遭到世人的忽视。福柯却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将它发现出来,他称这部著作为“人类心灵中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称作者为“警察社会的猎犬”。

  “圆形监狱”使权力成为一双眼睛。“通过透明达成权力”,越是私人生活透明的地方,权力越畅通无阻。权力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被了解。福柯揭示出,“注视的目光”比发展军备、增加暴力的作用更大。“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得到具体而细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价值。”路易丝?麦克尼论述说,在十八世纪出现的现代监狱体制中,用于犯人身体的“政治投入”的方法发展起来,并被加以精致化。在这些体制中,通过空间的控制,诸如个人的隔离、肉体的存在和活动的同化以及建立起永久而认真的监视,秩序得到了保证。约束技术也在另外一些新出现的机构体制中发展起来了,诸如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体制形成了一个“监狱群岛”(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时代,则发展成为庞大的“古拉格群岛”)。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兵营、医院,而它们又类似于监狱,这令人惊讶吗?”二十世纪以来,圆形监狱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政体。

  法国人鲍若望一九五七——一九六四年在中国蹲了七年的监狱。他写了一本回忆监狱生活的书《毛泽东的囚徒》,里面的很多细节,可以看作是福柯理论的印证。鲍若望发现:“在中国,思想与行动是同样重要的,而斗争是使思想进入人的脑袋并控制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武器。”有一次,他所在的号子承担了斗争一个偷吃东西的犯人的任务。每个人每天在从田里收工以后的休息时间里斗他,连斗了三天。“从下午五点半到九点熄灯为止,我们又喊又叫,而其他号子里的犯人则自在地休息或打牌。人人都筋疲力尽了。”

  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有一次,同班的一个同学因为触犯了某项规章制度而在中队会上被点了名,区队长感到大丢面子,于是大发雷霆,责令我班全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在训练之后的休息时间里,其他班都在读书、聊天,我班十二个人却不得不正襟危坐,围成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他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时不时地区队长在窗口看几分钟(我们宿舍大门的上部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长官随时可以透过玻璃审视里面的一切。这里没有私密的空间)。当发现有个批评者面上带着笑容时,他冲进来将其训斥了一番。我们提心吊胆,没有比这样的会议更令人痛苦的了。

  大门上透明的窗户是一种精心的设置。后来,我看到著名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不禁感到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与肖申克相似的经历。学者莫里斯?布朗肖在《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一文中突出了福柯对“全景监狱”的论述,全景监狱显示了“完全可见性”所具有的绝对权力(这也是奥威尔小说的主题)。这种可观性(雨果甚至让该隐在墓中也受到这样的惩罚)具有一种可悲的优点,即它将过度的身体暴力施加于人,而身体却不得不屈服。“监视,受监视的状态,指的不仅仅是警觉的监狱看守所执行的工作,还包括一切令人顺从(遵守规章)并且具有生产力(因而有用)的行为。”可以说,石家庄陆军学院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全景监狱,如福柯所说:“在环形监狱式的社会里,禁闭是无处不在的盔甲。”

  鲍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监狱的一大特色就是犯人必须上交“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每月上交一次,每次用两个“学习时间”来写,然后向全体人报告,若不获通过则重写。鲍将其归纳为四条规则:一、思想的坦白应该是自觉自愿,它应该像化学反应那样,在每个公民犯了错误或违反规定的当时就自动地进行。二、如果不是这样,其他人就应立即给犯罪者以“耐心的帮助”。三、如果耐心帮助无结果,接着应进行“由具有良好愿望的人进行善意的批评”。四、再无效的话,则给予各种严厉处分——斗争,单独监禁,等等。这套规则是如此的有效,人的灵魂像被除草机修剪过一样,以致于鲍写道:“当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对其被判的刑期向政府及他们的狱吏表示真诚感谢的人时,我是怀着惊讶和轻蔑来看待他们的。后来,当我在第一监狱进行思想总结时,我也这样做了。不过有一点小小的内心保留。然而当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也写下这些话并且真心相信这些话了。”

  福柯认为,“圆形监狱”最神奇的功效就是让人感到“晕眩”。鲍若望陷入了这种“眩晕”之中,军训中的我也陷入了这种“眩晕”之中。这套机制不放过任何人,这是一项连它的发明者也无法控制的发明。看守的处境其实与囚徒一样,他们都得遵守“纪律”。而纪律是灵魂的天敌,“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在每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由此,权力由人的身体层面进入人的灵魂层面。

  刚被捕时,警察按鲍若望的头部,要他“低着头”;出狱时警察要他把头抬高一点,“你再也不是一个囚犯了,为什么还象犯人一样低着头呢?”

  “习惯了。”鲍若望说。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头已经不是鲍自己的头了,而是监狱里被注视的身体的一部分。头低着,灵魂也就枯萎了。低头,取消了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将人降低到“物”的层次上。这样,对“物”的管理也就省事得多。

  “低头”是一种极富象征意义的身体语言。早在福柯所谓的西方现代“人的科学”诞生之前,“低头”就是人类社会对越轨者的惩罚,这种理论在中国发挥到极致,即“磕头”。胡适之说中国样样比不上西方,其实中国还是有一样比得上西方,那就是“磕头”的本领和技巧。中国人的头不是用来思考的,是用来与土地碰撞的,在碰撞中放弃人格的尊严和个体的独立,以卑琐和鄙下的方式换取生存的权利。

  我们军训时最重要的课程便是队列课。每天约有两个小时的强体力训练,持续半年,仅仅是为第二年七月初的一次“结业阅兵式”。阅兵式时,一个方队走过观礼台只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为此却需要付出半年苦役的代价。当时幼稚的我百思不得其解:阅兵有何意义?队列有何意义?即便是观赏队列的领导,他真的就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快乐吗?殊不知,阅兵和队列训练意义,已然溢出“阅兵式”之外,它在无限地膨胀着,潜入参与者的每个毛孔。

  我们一百四十四人排成十二列,每个头戴大檐帽,细则上要求两眼平视,收下巴,脖子紧绷,使军帽完全保持水平。这样,阅兵的将军看到一个方队时,整个方队的军帽联成一片,宛如宁静的水面,也像一面镜子。演练时,中队长时常站在台上,手拿高音喇叭。当他看见谁的帽子有倾斜时,便高声提醒:“第×排第×列注意了!头部姿式不对!”那个位置所对应的人便胆战心惊,赶紧自我调整,谁被中队长点了名,每天都有值日生专门记录。晚上开总结会时,班上便会拿出记录来,对该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批评。“身体”上的错误被升华到“思想”的层面:出现错误,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引起重视,没有理解阅兵的重要性、缺乏集体荣誉感、个人主义泛滥、懒惰、耍小聪明……罪名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每个罪名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一针见血的。而被批评者必须表现出心悦诚服、痛心疾首的模样来,才可以顺利过关。

  队列的意义恰恰在此,它完成的不仅是对身体的压抑、同化,更重要的是对灵魂的摧残与整合,几个月的队列训练,使人的名字也不存在了,人沦为“第×排第×列”这个简单的符号。这个符号容易识别,被训斥、被苛责、被蔑视、被嘲弄——教官是不会怜悯谁、尊重“符号”的。当教官从队列中剔出“第×排第×列”时,他绝不会考虑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自尊的、敏感的青年人。对于被取消、被遮盖、被侮辱的命运,长时间的队列训练会让队列中的每个人都安之若素。身体的疲惫,心灵的恐惧,这双重压力使人丧失所有的反思能力。

  福柯的论述宛如击穿乌云的闪电:“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权力效应的干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当我在队列中受表扬或受训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与我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反省的思想。我们绝望地行走,直到一百四十四人的脚步声完完全全地融合为一个人的脚步声为止。

  当惩罚由身体向灵魂突进的时候,惩罚便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福柯细致地阐述了规训技术的四个方面:

  首先,封闭的空间标示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保护区。此前,军队是一支流浪犬军;如今,军队却被束缚在固定的场所。公元一七一九年,法王颁布如下命令:“整个兵营应用十英尺高的围墙围住,围墙应从各个角度与兵营内房屋相距三十英尺远。这种布局能使驻军保持秩序和纪律,使军官们能够控制他们。”

  在石家庄陆军学院,要想出校门,得经过门卫检查一系列证件——从学员证到出入证一应供全,才得以放行。整个学院内,什么区域能去, 什么区域不能去,都被划分得清清禁禁。学院内人为地设置了许多“禁区”,其实里面并没有值得保密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感兴趣的只有图书馆,然而,小的可怜的图书馆只有特殊时间才能进去,而且我想借的书永远没有。这样,就只好整天呆在宿舍楼里,对“笼中鸟”的状态习以为常。

  其次,单元定位或分割的原则。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这是一种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规训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路易丝?麦克尼概括出其中的一些关键的约束战略:对一种“圈住”战略的依赖,在这种战略中,一个与所有其它空间都不同的空间被留出来,以使约束的运作变得更为“单调”;在被圈起来的空间之内,对一种“分隔”战略的依赖,在这种战略中,每个人都被标明了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以消除含糊不清的运作和避免可能的消失;对一种“功能性场所的规则”的依赖,在这种规则中,特别的活动被局限于特别的场所;最后,对一种不同活动的加以等级制度化的依赖,这种等级制度确保将身体和个人嵌入约束性关系的具体网络之内。

  陆军学院特别强调整理“内务”,比如在水房里,所有人毛巾、脸盆、牙缸和牙刷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模式摆放,连牙刷在牙缸中统统朝向北方都有明确的规定。某人刷完牙之后如果没有将牙刷按此朝向放好,他将受到斥责。

  我应当忏悔的是,在陆军学院我参与了一件可耻的工作:帮助制订“行为细则”。虽然我仅仅充当“书记官”的角色,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们区队长的一个口头禅是“量化管理”,这名刚刚毕业的军校学生,扛着中尉的两颗星,踌躇满志。他希望把人人都“量化”,把个人的表现纳入表格之中。每天,某人干了什么好事可以加一分,某人干了什么坏事则必须减一分,等到周末再综合排列所有人的得分,得分最少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第三,在规训机构中,关于职能场所的规则将逐渐把建筑学通常认为可以有几种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某些特殊的空间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以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

  在陆军学院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比如,带有电视的教室里,我们所能看到的电视节目只有“新闻联播”。在军校里,“新闻联播”是例行公事,所有学员每日必看,据说这是总政的命令。电视机异化为一种只能播“新闻联播”的机器——在中国,“新闻联播”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则人人都心知肚明。

  再比如,水房的意义不仅是梳洗的地方,更是评比“卫生”的地方。“卫生”在陆军学院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卫生”意味着思想意识、战斗能力和管理水平。在每次大规模的“卫生检查”中,中队都要经历“动员”、“战斗”和“总结”三个阶段。中队长会戴着雪白的手套,从一楼楼梯的扶手一直摸到四楼,如果手套还是雪白的,则通过了他的检查,可以迎接上级的检查了;如果手套上沾染了灰尘,他会命令所有人重新开始劳动。

  第四,各种因素是可以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他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构成一个单位的是“等级”。福柯揭示出,“时间渗透进肉体中,各种精心的权力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人在等级秩序中分布和循环。

  陆军学院中,从学员中选拔的“干部”全部都是临时性的——长官会根据每个人的表现,随时进行黜出和提升。在这种“不安定感”之中,人的反抗动力被无限度地消解了。没有官职的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官职,有官职的人小心翼翼地保持官职。这两种生活态度其实是一种。

  我的同伴中有一位来自河南贫困乡村的孩子。表面上看,他有中原人士固有的憨厚老实,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比其他人更快地适应这套规训制度。显然,他上大学有着传统的“光宗耀祖”的梦想,考上了北大部分地实现了这个梦想。那么,在陆军学院如何继续这个梦想呢?换言之,如何在这群极其聪明的同伴中再次“出人头地”呢?有一次,中队厕所的马桶堵塞了,队长亲自来视察。正在此刻,他走上前去,连工具也不用,直接将双手伸到溢满粪便的马桶中疏通。队长深受感动,对其赞不绝口,不仅在中队例会上点名表扬,还命令负责黑板报的同学(我是其中之一)撰文歌颂,并要求所有同学向他学习。紧接着,这个同学升任班长,并成为任期最长的班长。

  军训的时候没有读到福柯的著作,对我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军训中,绝大多数同学都体验到了痛苦和无聊,而我更多的是困惑。我自己解决不了困惑,只好等待福柯了。“灵魂是政治解剖学的结果和工具,灵魂是身体的樊笼。”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一切。

  把人变为成机器,这是军训的最终目的。在军事体育课上,体重一百多公斤、身高一米九十的巨人般的教官冲着动作不规范的我大骂、甚至把我拎起来的时候,我除了浑身发抖外,哪能像福柯那样沉着地思考呢——人是机器的伟大著作同时具有两种记录:第一种是由笛卡尔第一个落笔,许多内科医生和哲学家继续撰写的解剖学——形而上学的记录;第二种是由一套规则与经验的和可计算的方法(这类方法与军队、学校、医院有关,旨在控制和改造身体的作用)构成的技术——政治的记录。

  当时,我们天天盼望着军训的终结,用两部影片的名字可以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态:《飞越疯人院》与《胜利大逃亡》。我们秘密的举行庆祝活动:庆祝离军训结束还有两百天、一百天、八十天、五十天……每一次庆祝,希望都迫近了我们。我们天真地认为,军训的结束便意味着自由的降临。

  结果,我们错了,而且错的很惨。到了北大之后,我们才发现:北大并非伊甸园。诚然,来到北大后我们享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可以睡懒觉,可以不叠被子,可以整天逃课……但我依然感到强烈的不自由,这种感觉的强烈比军训时代毫不逊色。是什么原因呢?是我太不知足,还是我的要求太苛刻?

  早在福柯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以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感受了自由的虚妄。苦役结束后,在陀氏头上已不是一小块天空,而是整个天空。他是自由人,不受限制的人,和他带着镣铐时羡慕过的人一样。但是,看来他越努力,他取得的成功就越少。“自由的生活越来越像苦役的生活。”无限的、整个的天空像牢房的矮小棚顶一样,令人惑到窒息。理想,即被算作凶犯的陀氏生活在最渺小人们中间同他们共命时用以安慰自己疲惫不堪心灵的理想,并没有变得崇高,没有得到解放,而是像囚犯的镣铐一样,受到束缚和蔑视。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最形而上的领域凸现人类这一悲剧,那么福柯则从最形而下的领域凸现人类这一悲剧。“规范的法官无处不在。我们正处于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者——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中;而规范的普遍统治正是以他们 为基础的;每个人,不论在哪里他都会发觉,他的身体、手势、举止、才能和成就都得受到规范的制约。监狱网络,以它严密或分散的形式,以它嵌入、分类、监督、监视的制度,已经成为规范化权力在现代社会的最大载体。”国家建立在普遍的“被注视”的基础上,“被注视的人”是国家金字塔的底座。一旦注视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也就迫在眉睫了。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这是典型的“由小及大”的福柯式的思维方式。

  鲍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中,有一段讨论“罪犯”回到社会的内容。刑满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会意味着什么?刑满就业工人与罪犯一样,也编成几个大队,晚上同样被锁在小屋里。统一时间起床,工作,开学习会,每周有自我检讨会,以及每季度的思想总结会。那些自动遵守,相互监视、控告和揭发的做法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鲍很困惑:“如果我们刑满释放后依然干着同样的事情了此一生,我们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改造自己又有什么用呢?仅仅是从一座楼搬到另一座楼。”

  鲍不是思想家,与我一样,他只观察到表象,而未能进入事情的实质。不论是否像鲍所说的那样对待获释者,获释者永远只能是获释者而已,他的灵魂已丢失在监狱中了。“一切东西都可以用来惩罚最微不足道的事件;每个人都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该受惩罚的泛惩罚旋涡里。”一个罪犯与非罪犯界限模糊的时代来临了,所有人都是罪犯。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军训中,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是谁给予教官这样的权力,让他们像牧羊人对羊群一样对待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自由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取走了?

  我们中队发生的爆炸性事件便是某夜一名学员A离队出走,留下遗书一封。他是受到区队长的痛骂之后,无法接受屈辱的现实,才写下一封短信,表示将告别人世,然后潜出大楼。一小时后,各级教官紧张地起床,吆喝学员们组织搜寻队。这些教官平时不可一世,此时却惊慌失措,乱了分寸。陆军学院后山极为广袤,要搜寻一个人无异于海底捞针。就连扛着将星的院长也起来了,“亲自”布置搜索。

  为什么他们如此紧张?因为两年前发生了一起“已遂”的自杀,外电纷纷报道,搞得“上面”非常恼火,“下面”的各级官员不仅升职无望,还受了处分。这次再出一回事,岂不是几年的劳苦全泡了汤?

  后来,总算找到了躺在学院后面山地旁边的草地上数星星的小A。原来,他在最后时刻又不想寻死了。这名“英雄”没有受任何责怪,反倒被待为座上嘉宾,好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教官都对他和颜悦色,尽管军训结束前还是给了他一个处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中队长苍白的脸色。这位身高一米七、八,腰杆笔挺、雄姿英发的老山特等战斗英雄(有很多邻队的女学生暗恋他),没有被前线的枪炮吓倒,却被一次事故给吓倒了。他不停地掏出雪白的手绢来擦汗。在矮胖的、阴沉着脸的院长的面前,他大气也不敢出。我终于发现:他们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一样。牧羊人跟羊没有差别,都被一套制度、规则所戏弄。福柯如是说“支配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有形的和普遍的支配,而是社会内部实施的各方面的支配。因此,不是国王在他的中心位置进行的支配,而是他的臣民在相互关系中的支配;不是单一的统治权的大厦,而是社会有机体内部发挥作用的多重形式的镇压。”权利的系统,法律的范围,这些都是支配关系和压制技术的多种形态的永恒代表。在它们的面前,铁胆铜心的战斗英雄脆弱得像一只蚂蚁一样。不仅仅是我自己脆弱,所有的人都脆弱。

  导致脆弱的因素有面子、前途等等。当我们区队在“大比武”中失利的时候,区队长便暴跳如雷。把全区队三十六人召集起来开会,他猛地把军帽扔在桌子上,站起来走来走去,边走边骂,声情并茂。刚开始的时候我怀疑他是在表演,后来仔细观察,他确实是全身心投入的。我感到骂人者比被骂者更难受。好像受了委屈的是区队长,是我们对不起他、辜负了他、毁了他的前程。我虽然与众人一样,坐在小板凳上,深深地埋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但从心底里来说,我可怜这位血气方刚的教官。

  破口大骂的教官不过是可怜虫,真正高高在上的是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福柯指出,正是规范化的注视即监视才构成了限定、分类和惩罚。它在芸芸众生头上建立了一种可以区分他们和判断他们的可见性。这便是在监督的所有机制中,考查被高度礼仪化的由来。我又想起每次排队进饭堂时,教官命令四个区队分别唱一支歌,哪一个区队唱得宏亮、高昂,哪个队便先进去吃饭,别的队继续唱,直到他满意为止。这是最恶毒的折磨,让一群饥肠辘辘的小伙子拼命唱歌,并排出等级、先后次序来。这是非常极端化的例子。换言之,就是强迫人的心灵屈从于肚子。福柯大约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类的权力,没有比这样的做法更能戕害灵魂的了。人被置换成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可以放弃的野兽。福柯有这样一段极为精采的分析:“权力的仪式和实验的形式、力量的展开和真理的建构都在考查里结合起来。在监督程度的中心,它呈现了那些被视作对象者的屈从地位和那些唯唯诺诺者的客观表现。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的重叠在考查中确保了它那耀武扬威的气派。”直到今天,那等待吃饭时,闻着饭菜香味唱歌的痛苦还时常侵袭我的心灵。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最后一届军训过的北大生毕业了。而历史,不像美酒 能封存在漆黑的酒窖里。然而,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却被无限期的延宕了。这意味着,始作俑者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部分的成功,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我以福柯的思想作为理论背景,重回那段伤痕累累的,自残的时光隧道里。我必须这样做,必须直面权力的极端状况、权力的最终归宿和权力的微观管道。这样才能洞见权力在什么地方超越了对它进行组织和限制的权利的规则,权力把自己扩展到这些规则之外,把自己付诸制度,具体化为技术,用工具甚至暴力手段来装备自己。

  对于某些人而言,拯救也许是多余的。但就我自己而言,必须完成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拯救。
  我绝不做囚徒。

  参考书籍:

  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出版。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两千零一年出版。

  鲍若望《毛泽东的囚徒》,求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
  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路易丝?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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