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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评米洛舍维奇的垮台

  两千年的秋天,十月五日的夜晚,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的堡垒——南斯拉夫联邦终于“变天了”。昔日城头“大王”的旗帜,今日终于换成了人民的旗帜。至此,欧洲最后一个强悍的独裁政权,以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轻轻地划上了句号。 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些偶然性。当时,在国会大楼采访的五名记者,为了得到更好的拍照的位置,冲破警方的封锁,走上国会门前的阶梯。国会门外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们看到这一情景,以为有人已经带头冲击国会,于是一名青年高喊:“我们还等什么,冲吧!”转瞬之间,示威者们冲进国会,占领了这一最高权力机关的象征。“五名记者无意之中展开了一场半个小时的革命,推翻了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而我正是其中一人。”记者托多罗维奇自豪地说。 同时,历史事件的发生更有必然性。八十年代末期,铁托辛辛苦苦营建的、繁荣一时南斯拉夫联邦骤然解体。然而,民主制度未能跟进。前共产党官僚米洛舍维奇瞄准此时的权力真空,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攫取最高权力,迅速建立了独裁统治。他剥夺国内公民的基本人权,发动残酷的种族清洗,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不仅导致国际社会的干涉,而且在国内也逐渐丧失民心。在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大选中,作为老牌政客、现任总统的米洛舍维奇,居然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小律师科什图尼察,民心所向,一目了然。而人民奋起反抗独夫民贼,捍卫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也说明米洛舍维奇的那套骗术已经无法像当初那样蛊惑人心。当科什图尼察在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南斯拉夫从此进入民主国家的行列”之后,贝尔格莱德数十万市民涌上街头大联欢,通宵达旦狂欢庆祝。 南斯拉夫事件显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个案。如果将其放置于八、九十年代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待,它仅仅是“多米诺骨牌”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今日南斯拉夫首都街头民众脸上洋溢着的喜悦神情,让人不禁回想起十多年前东欧、苏联剧变时的情状。民主和自由作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独有的价值观,正在越来越广大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在经历科索沃事件的严峻考验之后,也更加迅速地被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所认同。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亨廷顿的结论也许过于乐观,因为目前全球残存的非民主力量依然对民主社会具有一定的威胁性,但是,世界民主化潮流毕竟浩浩荡荡,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扭转。南斯拉夫事件,如同投向民主阵营的又一块份量不轻的砝码。它同时表明了独裁者的末路、极权主义的末路和民族主义的末路。 那么,下一块骨牌将轮到谁呢?
  
  独裁者的末路

  米洛舍维奇是欧洲最后的大独裁者。他二两拨千斤地将前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转化为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在新的南联盟,作为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以及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系统,全部受到米洛舍维奇的牢牢控制。这样,表面上的三权分立,并无实质上的意义,南斯拉夫又回到了铁托时代的“人治”。不仅如此,米洛舍维奇还巧妙地压制、整合国内的传播媒介,使之“九九归一”。从上到下,从首都到地方,只许存在一种声音,就是歌颂米洛舍维奇的声音。 政治上的独裁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腐败。米洛舍维奇上台之后,其家族立即像一群血吸虫,渗透进南斯拉夫的经济命脉之中。据南斯拉夫自由派经济学家估计,在米洛舍维奇十三年的统治期间,其家族敛财的数量至少达到数亿美元之巨,而且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国外与之关系密切的银行中。米洛舍维奇的儿子插手国民经济各大支柱行业,南斯拉夫国有经济成分的所谓“私有化”,说到底也就是换上了“米”家旗号罢了。近日,新闻披露,这名总统公子甚至参与横跨欧亚两洲的“人口买卖”,将南斯拉夫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偷渡客中转站。与中国偷渡客有关的几大要案,都被怀疑与之有关。米氏家族的贪得无厌,在南斯拉夫是“有口皆碑”的。 米洛舍维奇认为自己作为民选总统,拥有不可撼动的法统,便可以一手遮天、随心所欲。可是,这个时代毕竟不是黑暗的中世纪,独裁狂人不可能长久地为所欲为、鱼肉百姓。很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这句古训再次灵验了。米洛舍维奇刻意经营十三年之久的权力结构,短短的一夜之间居然就寿终正寝。 在米洛舍维奇之前十余年间,已经轰然倒下若干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与南斯拉夫邻近的罗马尼亚,十一年以前,铁腕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在精心组织的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庆典上,突然被忍无可忍的人民推翻。经过特别法庭的审判之后,齐氏夫妇两人同时被执行枪决。之后,东欧诸国多名前共党政权的统治者,陆续受到人民的审判,开始享受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铁窗生涯。在亚洲,横行一时、让同胞“谈虎色变”的柬埔寨红色高棉,也趋向于穷途末路。其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领袖波尔布特,众叛亲离,在被自己反叛的部下审判的前夕,一命呜呼。而印度尼西亚独裁统治数十年、看上去稳如泰山的一代强人苏哈托,在一场意外的经济危机中,也被积怨已久的群众轰下台。印尼新政权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正着手对其进行审判。虽然苏哈托以健康原因为借口,企图逃脱审判,但终究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再看拉美,当年以血腥的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八十高龄,浪迹天涯,东躲西藏,最后还是被一双双正义的眼睛发现。英国方面驳回了他的庇护申请,他很快就要为自己的残忍的杀戮付出代价了。 米洛舍维奇总算还懂得“博弈”的道理,没有孤注一掷、困兽犹斗。他在全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稍作挣扎便乖乖地交出了权力。跟他一样“聪明”的还有其他几个独裁者,如北非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不仅交出了他庇护多年的恐怖份子,还积极参与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斡旋,甚至主动对美联社的记者表示:“民主也是利比亚今后的发展方向,谁也否认不了。”又如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已接受南韩总统金大中的橄榄枝,改变自己那副“无赖”的嘴脸,以维持最后的统治。 可以说,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是独裁者们纷纷走向末路的十年。而二十一世纪开端的第一个十年,我深信,将是剩余的独裁者们接二连三地、更加迅速地走向末路的十年。

  极权主义的末路

  米洛舍维奇的下台,也彰显了极权主义的末路。 米洛舍维奇的发迹过程,与希特勒极其相似。他们都是在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当尖锐的背景下,通过合法的民选上台的。而在获得政权之后,他们都以闪电般的速度整肃民主力量,建立起一整套极权体制。 美国学者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指出:“暴政令人生畏,并且明显地依靠令人生畏进行统治,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极权主义则是登峰造极的暴政、是所有暴政中最强大的暴政。”毫无疑问,米洛舍维奇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是一个颇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否则,当初他不会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而当选。米洛舍维奇正是将自己的个人魅力与旧有的南共组织力量纽结起来,建构起带有浓厚的极权主义色彩的政权。萨托利认为,极权主义的现代性等于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极权主义是由于现代政治中特有的意识形态嗜好而产生并合法化的。”这一结论透彻地阐释了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性质以及它在北约强大的军事打击之下依然没有崩溃的根本原因。 然而,米洛舍维奇通过不断挑动内战来转移民众视线的办法,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当年,希特勒通过战争来实现全面动员、并将极权主义思维灌输到普通公民心灵深处。因为就短期的战争动员而言,极权制度往往比民主制度有更大的优势。战争能够显示其强大与高效,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其获取民众无条件的支持。但是,战争如同一场痉挛,不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地持续下去。一旦战争机器停止,一旦民众有了思考的间隙,极权主义的谎言立刻就会不攻自破。这也正是为什么北约压倒性的军事干预没有将米洛舍维奇推翻,而手无寸铁的民众却能够将他一脚踢进历史垃圾堆的原因。 按照弗里德利克的论述,极权主义政权有六大特征: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政府垄断军队、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以及集中管理的经济。米洛舍维奇政权基本上具备了以上这六个条件,虽然不是完全重合,但说它是“准极权主义政权”应该不会错误。就在十月五日人民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米洛舍维奇企图动用军队。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演出了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与民众对峙的典型情境:坦克开往市中心,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坦克和装甲车。一名指挥官发现形势不对,下车与群众交涉,遭到拒绝后,他脱下军服逃走了。军队无法进城镇压,坦克车队调头开回军营。一名士兵从坦克中探出头来,引用反对派常说的话,对群众说:“他(米洛舍维奇)完蛋了!”是的,米洛舍维奇完蛋了。不仅他完蛋了,他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政权也完蛋了。 八十一岁的雅科夫莱维奇,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统治,终于得以在有生之年走上街头呼吸自由的空气。“我小时候共产党上台,我认为他们总有一天会完蛋的。我等这一天等了五十五年。”
  
  民族主义的末路

  南斯拉夫事件给世界更大的启示,乃是民族主义的末路。 米洛舍维奇的崛起与完蛋,十三年的时间,让人们看到了一条民族主义的血腥之路与危险之路。米洛舍维奇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混乱势态中,审时度势地抛弃了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选择了民族主义。果然,他那“大塞尔维亚”的叫嚣吸引了大多数选民,成功地坐上了总统的宝座。他以民族主义为诉求,不惜三次发动在局部残酷性上几乎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的战争。数十万人丧失了生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欧洲总体上的和平局面,也几乎被其打破。 但是,由共产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从南国变天看极端民族主义的困境与危险》,对此有深刻的剖析:“米洛舍维奇或许可以炒作民族主义以利其掌控大权,延续个人的政治生命,但是他却无法只凭借民族主义支撑起国家机器的正常合理运作,因此诸如米洛舍维奇这类政治领导者,最终都无法避免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宿命中。也就是当国政、民生等政治基本面在困境中沉沦的时候,他们就会技术性操弄民族主义激情,企图遮蔽人民的理智,如此周而复始,政客的个人利益或许暂得苟延残喘,国家百姓的命运却在流沙中逐渐灭顶。所谓民族主义一旦流于政客玩弄的工具,到头来竟成了亡国灭族的主义。只不过,当人们有朝一日惊觉自身处境而奋起为生命寻找出路时,那股反扑的劲道,绝非任何有形无形的压制所能阻挡,米洛舍维奇的下场只不过再次验证了这项历史法则。” 这一评论是意味深长的,针对的不仅仅是南斯拉夫的现实,更是中国的现实。 九十年代以来,在官方的有意操控下,大陆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间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互激荡,日益高涨。官方清楚地知道,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足以吸引民众的关注,不足以整合日渐庞杂的社会力量。于是,他们与米洛舍维奇一样,选择了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的稻草。一九九九年五月因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而引发的反美狂潮,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一次粉墨登场。官方有意引导这样一种思路:反美国,并进而反对尊重民主和自由的西方观念,爱中国,本质上是爱专制而腐败的共产党。这一可怕的思潮,已经对在愚民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昔日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今日已经沦为狭隘民族主义的重灾区。许多貌似独立的知识分子也出入于民族主义的泡沫之中,摇旗呐喊,例如有军方背景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民族主义代表性人物王小东的长文《光荣的孤立》,在知识界获得了不少的喝彩。真正具备理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为此感到担忧。 大陆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另一重要表现则是台湾问题。大陆从民间到军方都有强大的“喊打”势力,不惜与台湾鱼死网破。这一思路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简直就是一剂七步必死的毒药。两岸问题顺利解决的前提,必须是大陆首先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大力推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这样,双方终将走向统一,统一为真正民主而富强的中国。而任何企图以战争解决分歧的做法,只会毁灭华语文化和华人经济圈,最后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米洛舍维奇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前车之鉴,有谁竟然会愚昧到再次去尝试的地步呢?米洛舍维奇如此迅速地被人民无情地抛弃,给长期将其塑造为“民族英雄”的中共和中共控制的官方媒体以一记闪亮的耳光,但是这记耳光能否让那些信奉虚妄民族主义的人士们清醒过来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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