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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与饭碗

  两千零一年一月二日,《成都商报》头版报道了南充地区蓬安县发生的一起重大车祸,县委副书记赵从容撞死三人之后逃逸。新年伊始,这则新闻震惊全川甚至全国。

  现场目击者李学明、潘朝阳、刘学成等告诉记者陈清,在两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多,他们正沿着从蓬安到南充的省干道公路往家里走,一辆车牌号为川R11369的越野车,在一连撞倒三根路桩之后,又连接撞倒三个大活人。其中,两人被撞下三米多深的路边岩沟,妇女吴碧珍当场气绝身亡。事故发生以后,肇事者不仅没有停车救人,反而猛踩油门向南充方向逃逸。

  “撞死人了!快停车!”现场数名群众大声呼喊着追赶肇事车,潘朝阳等村民更是奋不顾身地拦下该车。此时,三菱车已经冲离现场五百多米。

  “拦我干啥?这是县委的车。”这是赵从容下车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他一边猛打手机,一边往南充方向匆匆行走。走出一千多米之后,赵再次被愤怒的群众拦下。

  “拦我干啥?我是赵书记!”赵依然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也丝毫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群众更加愤怒了,纷纷将他围住。然而,赵从容根本不予理会,一副有恃无恐的派头。果然,不到半小时之后,一辆豪华小车奔驰而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赵接走。

  此时,人们才发现,被撞的三人中,除了吴碧珍已经死亡外,其他两人还有呼吸。但是,肇事方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在近一个小时之后,人们才拦下一辆出租车,首先将伤势较重的杨素碧送往医院。又过了半小时,人们才拦下第二辆车,将死者吴碧珍正在念初三的儿子杨明泉送往医院。然而,由于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加上抢救不力,下午四点多,两人相继死去。

  吴碧珍和杨明泉母子双双死在了“父母官”的车轮下,而他们唯一的亲人——孩子的父亲还远在上海打工。惊闻噩耗之后,这位可怜的汉子正在四处筹集回家的路费。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片刻之间就毁在了醉鬼书记的车轮之下。那位远在他乡的丈夫、父亲,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厄运?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而是冷血官僚对公民生命的残酷戕害。
  记者陈清采访了新园乡的党委书记周瑜明。周透露,赵从容副书记是十二月三十日到新园乡搜集素材的,他准备回南充参加该市“三个代表落实情况”的汇报。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中共中央提出所谓“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个赶着去参加“三个代表”会议的地方官员,居然犯下了草芥人命的罪行,一连夺去了三条鲜活的生命。死者之一,是一名年仅十五六岁的、正处于如花似玉好年华的少年。一个腐败而专制的党,真的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吗?他们连基本的生命都不能保全,又有什么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呢?中共因为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时,信口雌黄地辩解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如此“人权”,与“猪权”、“猫权”、“狗权”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太可怜了,他们连“猪权”、“猫权”、“狗权”都不配拥有,他们连“生存权”也不能充分享有。吴碧珍母子只不过是这些悲惨地死去的普通公民中的两个而已。

  而在那些长期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们看来,参加“三个代表”的会议当然比抢救百姓的生命重要了——如此“代表”,难道不是强奸民意吗?

  记者正是出于对这类冷血官僚的愤怒,才决心揭露真相,将隐藏在角落里的罪恶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然而,两千零一年一月一日傍晚,记者写好报道,前往蓬安县邮局、县招待所等处准备用传真发稿时,却被告知,负责发传真的人不在,不能发。几经周折,稿件终于送达《成都商报》,于第二天正式刊出。

  责任编辑在报道后面附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就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根据该解释的规定,赵从容造成三人死亡,而且他的行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可以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该司法解释还规定,交通肇事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办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而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那么,那辆将赵从容“抢救”走的车辆上,究竟还有何方神圣?究竟是谁派出这辆小车将肇事者接走?

  这天的《成都商报》,在成都报摊上几乎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人人争相传阅。人们同情那三个死去的冤魂,人们谴责那残忍的官僚。有正义感、有良知的媒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地鲜血”的媒体,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青睐。然而,一个多星期以后,事情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宛如一道晴天霹雳,打击在善良的人们的头上。

  两千零一年一月十一日的《成都商报》,刊登出一篇非同寻常的、特意加了“编者按“的报道。简短的“编者按”冷峻地指出:“本报两千零一年一月二日刊发的《县委副书记撞死三人逃逸》一文,因记者采访失误造成部分内容严重失实。为此,本报今日特全文转发《四川日报》一月十日《违规驾车造成三人死亡 县委副书记赵从容被刑事拘留》一文,并就本报部分内容的失实特向广大读者及蓬安县有关方面致歉。”

  《四川日报》的这则报道,对当时的情况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描述。该报道指出,赵从容在事故发生之后并未逃逸,仅仅是因为车速较快,“车辆曲线向前行驶了七十九米才停住”。细心第读者可以分析:《四川日报》上的七十九米与《成都商报》上的五百米,究竟哪个数据是真实的呢?由五百多米一下子就变成了七十米,简直就像孙悟空的法术。

  该报道将赵描绘成兢兢业业的“救人英雄”——“事后赵拿出手机先后电话通知了县委办驾驶员任天明、县交警队大队长杨刚、县医院院长张庭澍。随后,赵和围观群众先后拦住一辆长安面包车和中巴车分别将伤者杨素碧、杨明泉送往医院。约下午一点三十分,县医院院长张庭澍在现场见到赵从容面色不好,怕出意外,叫赵先回县城。赵便乘县委办的小车离开事故现场。”于是,赵从容便由千夫所指的“魔鬼”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天使”,他真的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从容不迫”地指挥抢救,不愧为见过世面的领导同志,不愧为去参加“三个代表”会议的优秀干部。

  然而,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读者都会发现,《四川日报》的报道漏洞百出、假话连篇、自相矛盾。这篇报道,对于赵从容的罪行来说,起到的只能是欲盖弥彰的效果。赵从容在事发之后的逃逸有两个阶段,一是开车的五百米,二是下车后行走、奔跑的一千米。这两段距离,在《四川日报》的这则报道之中都变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汽车由于惯性冲出的七十九米。赵副书记难道是齐天大圣、百变金刚?而赵被官车接走、扬长而去,也被描述成先将伤者送走以后,才在医院院长的劝说之下离开——如此看来,赵对于伤者真可谓“无微不至”、“大慈大悲”了。

  在《四川日报》的报道中,县医院院长这一角色的出现,也令人感到纳闷:如果肇事司机不是县委副书记,堂堂院长大人会亲自来到现场吗?很显然,院长大人来到现场,不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抢救车祸中的伤者,而是来保护书记大人的身体健康。院长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他发现肇事之后的副书记“面色不好”,“怕出意外”,便让领导先走,自己来断后,真可谓“奋不顾身”而“善解人意”——仿佛在这起事件中,书记大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才是最值得保护的国宝“大熊猫”。院长能够敏锐地看到书记的脸色变化,却看不到躺在公路骨肉模糊、生命垂危的受伤百姓,他的眼睛还真会“抓大放小”。

  报道还指出:“其间,县交警大队、县委办、新园乡干部、县医院救护车先后赶赴现场。”这里又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逻辑:如果交警是在赵离开之前到达的,那么他们为何不立刻将赵扣留起来,带回交警队讯问呢?赵何以能够当着众多交警的面,如同一名有功之臣一样,大摇大摆地乘坐县委的小车离开?交警人员对此理应负有严重的渎职罪。相反,如果赵是在交警到达之前离开的,那就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法盲,他的行为不折不扣地属于“逃逸”——县医院院长的“建议”荒谬透顶,他并非执法人员,无权指示肇事者离开。

  另外,我还注意到,报道中显示,赵乘坐县委的小车离开,而两名伤者被搬上的车辆分别是面包车和中巴车。看来,书记就是书记,群众就是群众,即使书记是肇事的书记、夺去群众生命的书记,他还是有权力、有资格、有身份坐小车;看来,群众就是群众,即使是生命垂危、血肉模糊的群众,你们还是得认清自己卑微的身份,你们只能坐面包车和中巴车,县委的小车岂是你们乘坐的?县委的小车绝对不会参与对受伤群众的抢救。这就是一个号称“三个代表”的政权的所作所为!

  丑行是越描越黑的。老百姓不是官僚们所想象的那样傻。敏感的老百姓从先后迥然不同的两则报道中,隐隐约约感觉出了点什么。肇事者赵从容从冷血副书记摇身一变为爱民如子的“赵青天”;《成都商报》从敢于说真话、为民鼓与呼的先锋到不得不发文更正、道歉的“认错者”,背后究竟是谁在“扭转乾坤”?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成都商报》随即将撰写报道的记者陈清开除出报社,因为他的采访“出现偏差”、他的报道“严重失实”。陈清含泪离开了曾经留下他点滴汗水的报社。在大陆新闻界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如果某一个记者因为“政治原因”被单位开除,其他任何媒体都不会、也不敢聘用他。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还存有一张说真话的嘴巴和一颗纯洁的良心,陈清就被权力那双看不见的手狠狠地砸掉了饭碗;同时,陈清被砸掉的不仅仅是《成都商报》这一家报社的饭碗,而且是成都乃至四川所有新闻媒体中的饭碗——他再也没有可能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记者的生涯了,如果还想活命的话,陈清就必须转行。

  究竟谁拥有这样巨大的力量,偏偏要将黑的说成是白的,偏偏要重新导演一出“指鹿为马”的戏剧?

  就在两千零一年一月二日的《成都商报》头版上,位于陈清的这篇报道上方的,是另一则喜气洋洋、莺歌燕舞的报道——《省委书记领跑新世纪》,省委书记周永康领跑成都元旦越野跑的大幅照片赫然在目,整整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版面。照片上,周永康领导大小官员笑容可掬地在跑步。两则报道紧紧相连,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视觉效果——恰好,这一天周永康阅读了这张《成都商报》,本来是想欣赏自己雄姿英发的模样,没有想到却看到了另一个书记先生的丑行。一个书记在领跑,一个书记在驱车“杀人”,这就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一幕。

  周永康立刻感到自己的形象受到的侮辱,当即给四川省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对《成都商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示严厉处理这一“越轨”事件。于是,有了《四川日报》“以正视听”的“正确版本”,有了《成都商报》的自我检讨、诚惶诚恐地转载“正确版本”,有了记者陈清的被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

  在一月十日的《成都商报》上,发表了这样一则消息——《市委召开新闻单位负责人学习座谈会——落实领导批示精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该报道指出,“一月二日,省委书记周永康就当前新闻宣传工作作了重要批示,其他有关领导也先后作出批示。”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上行下效,见风使舵是最正常的现象。省委书记的一纸批示到了市里,还不是被奉为圣旨?没有一个人敢于说“不”,没有一个人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的国度里,永远是邪恶的权力在支配着每个人的生活。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会议是怎样开的,《成都商报》的报道这样写道:“我市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在座谈中一致表示,一定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和团结、稳定、鼓励的方针......”最后,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讲话,“她在分析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之所以出现偏差时说,首先是采编人员的素质不适应,采编人员要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要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度,既要加强新闻监督,又要遵守宣传纪律......”黄的讲话狐假虎威,磨刀霍霍。她所说的“责任”就是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睁着眼睛说瞎话。她所说的“纪律”就是欺骗、讹诈、威胁、蒙蔽,愚弄百姓,报喜不报忧。这是狼狗们所遵循的原则——你有说真话的欲望,你将无情地被驱逐出狼狗们的行列。

  看到这则报道,知道陈清遭遇的善良的人们会迷惑不解:难道陈清不正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报道了这起罕见的丑闻吗?陈清是一名具备了最优秀的素质的记者。如果硬要指责陈清“不适应”,他的确“不适应”——他不适应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欺、蒙、骗”和“假、大、空”的那一套,他的良知还没有泯灭。所以,他“不适应”,他“出局”了——还有许许多多冷酷狡诈的人继续着这场游戏。

  据说,在周永康给省委宣传部的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有如此给政府抹黑的新闻自由。”这句话的意思很值得玩味。第一,在潜意识里,周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衡量的标准和榜样。他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先进。他的内心是自卑的。这也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第二,周对西方国家中的新闻自由惊人的无知。他根本不知道在西方国家中,媒体是独立于政府、议会、法院的“第四种权力”。一个小小的记者,就可以揭露“水门事件”,让总统下台;相反,在中国大陆,地方官员几乎就是无法无天的“土皇帝”,一句批示就能够让一名记者失业。第三,周不知道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新闻的本质是报道真实发生的事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所做的,并不是为了给政府抹黑——为什么不反思一下政府和官僚们的所作所为呢?在一个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度里,假如是一个好的政府,媒体自然会颂扬它;假如是一个糟糕的政府,媒体自然会指责它。媒体只会遵循真实的原则,只有说真话的媒体,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

  四川是西部第一大省,它的第一把手周永康,在诸多封疆大吏中地位突出,据说有望成为下一届中央政府的副总理。然而,就是这样一名高级领导人,就其精神结构和价值立场来看,依然还停留在远古专制社会,完全算不上一位有胸襟、有气魄、讲法治、求民主的现代领导。

  从这一典型个案来看,大陆地区的民众要拥有起码的新闻自由,还有极其漫长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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