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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告别的饥饿

  一部封尘近二十年的书稿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一九八零年春夏,新华社四名青年记者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接受上级的命令,跨越西北四省区三十九县,深入乡村采访农民的贫困和饥荒状况。他们看到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惨状,他们凭借着良知和胆识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沉重的一笔。

  然而,他们的文字无法见诸报刊,只能以“内参”的形式提供给最高领导人阅读。“内参”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怪胎,它剥夺了普通公民基本的知情权,也伤害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民主权利——既然无法拥有完整而全面的信息和资讯,普通公民们如何能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呢?“内参”的存在,充分说明了一个非民主的政权对民众的警惕和恐惧。

  这些惊心动魄的报道延宕了近二十年,才以《告别饥饿》为书名集结出版。然而,当我一边阅读这些血泪斑斑的文字,一边观察今日乡村烽火四起的现状时,我的结论与这本书的名字恰恰相反:在广袤的乡村,饥饿至今依然无法告别。

  人吃人的惨剧

  鲁迅先生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吃人”两个字。过去,人们理解“吃人”的说法,仅仅是从象征的意义上进入,认为它指出了两千年的专制文化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摧残和身体奴役。殊不知,“吃人”也是一种高度写实的描述,它并不仅仅是上古时代野蛮的习惯,而且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现实。在中国发生的吃人事件,数量之大堪称“世界之最”。即使在进入“现代”的二十世纪,“吃人”也并非偶然的案例,而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作家郑义曾经调查“文革”中广西的吃人现象,并写成了一本奇书;而在这本《告别饥饿》中,也多处涉及人吃人的惨剧。

  当时,记者来到甘肃省通渭县。这个县在从一九五九年后期开始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直到八十年代也没有恢复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水平。在陇阳公社,公社王书记是从土改翻身的农民积极分子中提拨起来的老干部。他曾经带领群众搞“合作化”,办人民公社。他也曾经相信所有党的号召,认为红太阳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可是,就在红太阳高高照耀的时候,一场空前的饥荒给本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场打击之下,他的信念崩溃了。他告诉记者,三年困难时期,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的女儿的肉煮来吃了。她的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的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极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王对记者说,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在那场饥荒中,王本人的家中一共饿死了五口人。

  小时候,我曾经听外婆讲起过相似的故事。我们家在富庶的成都平原上,但是由于地方军头李井泉的一味媚上、横征暴敛,连“天府之国”也第一次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惨状。可见,当时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饿死人、乃至人吃人的惨剧。只是由于封疆大吏们残酷和卑劣程度的不同,饥荒的惨烈程度也有所不同。

  然而,以混世魔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虽然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却没有受到任何的追究。最可怕的、最可恶的吃人者,显然是毛泽东本人。归根到底,五千万以上的人命都是被他攫取的。让我无比的悲哀的是:由于官方的愚民政策和新闻封锁,至今依然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对这个吃人魔鬼充满了怀念和尊敬;同样,让我感到深切的耻辱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带,一座丑陋的纪念堂里依然保存着这个魔鬼的尸体,这种可耻的“木乃伊崇拜”存在于古埃及的奴隶社会,那么我们这个国度还有什么资格标榜现代和文明呢?

  毁坏环境的千古罪人

  西北是中国自然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之一。其实,在今日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上,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都是极其严峻的问题。中共半个世纪的统治造成了两大恶果,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和精神的戕害和践踏,二是对大自然的毁灭性的开采、掠夺、破坏和污染。在这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后遗症,都将是长期的、难以弥补的。在这两个方面,我都抱以相当悲观的态度:要拯救或者医治中国人的心灵状况和中国的环境状况,不要说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即便是恢复到一九四九年的程度,也不知道要穷尽多少代人的努力。

  在《告别饥饿》一书中,记者走访了延安地区西南部的子午岭。这里是黄土高原上残存的一片面积最大的天然次生林。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这里遭受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在“大炼钢铁”的浪潮中,陇东也响起了“大战子午岭”的口号声。成千上万的人马冲进山里,将大片的森林推了“光头”。但是,由于道路不畅通,绝大部分的木材都霉烂在山里。而运出山区的木材,都充当了千万个“土高炉”的燃料。此后,中央又下达了“以粮为纲”的命令,人们再次开赴林区,开荒扩种。三十年来,二百二十万亩的森林永远地消失了。记者指出:“这道绿色屏障一受损害,使不少地方山泉枯竭,溪水断流,气候变坏,灾害增多,水土流失加剧,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而子午岭的破坏,仅仅是西部乃至全国生态大破坏的一个缩影而已。记者走访的山西的吕梁山,宁夏的六盘山、大小罗山,甘肃的关山、兴隆山等,无不如此。

  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黄土高原上的旱情日益严重。记者在甘肃定西地区会宁县北部的一个村庄里,亲眼看到群众抢水的情景。当水车开来时,人们纷纷挑着桶担,端着盆罐,飞奔出来将汽车团团围住。因缺少洗饮水而面带土色、嘴唇干裂的人们,眼睛中露出期盼的神情,嘴角露出疲倦的微笑。记者的这一描述让人心酸。我有一位来自甘肃贫困地区的大学同学,他告诉我,他在家里一年也难得洗上一次澡,因为水太珍贵了。在到北京上大学之前,他没有见过真正的河流,也没有吃过一条鱼。我们一起吃鱼的时候,他犹豫了半天不敢下筷子。

  环境恶化,农业减产,农民出现生存危机。农民在官府的号召和威逼之下,让许多森林“断子绝孙”;而大自然的报复是立竿见影的,它马上就让农民们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况之中。人们在“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于是,连代表官方喉舌的新华社记者也惊呼道:三十年的建设,哪里赶得上三十年的破坏!

  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是毁坏中国环境的千古罪人。在他统治中国的近三十年里,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这片广阔的水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坏。毛泽东这个毫无现代理念和民主精神的独裁者,既是法盲又是科盲,还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他的刚愎自用和异想天开,他的暴虐和愚昧,将中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胡耀邦的动情

  四名记者的这次大型采访,坚定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纠正农村左倾政策的决心。

  记者们根据亲身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三北”地区能不能划给社员一些荒沙荒坡自造薪炭林?》的内参。胡耀邦在看到清样的当天,就批示给林业部的负责同志:“此事我举双手赞成。在农业问题上,我们已经放开了手脚。在林业的一些问题上,也到了放开手脚的时候了。你们以为如何?

  可是,清样连同胡耀邦的批示传到林业部以后,依然有部分人士表示反对,并要求与记者辩论。有人质问说,作为新华社记者,为什么不向农民灌输爱社如家,爱护国家集体的一草一木,反而鼓动划自留山?对于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官僚式的责问,记者只是举了林业部大院里的一个现象来回答:公家的自行车都是破破旧旧的,私人的自行车都擦得干干净净。国家领导机关的干部尚且没有做到爱公物如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农民做到?对方默然无言。

  在重重的阻力之下,记者们的报道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在六盘山区,记者们遇到了胡耀邦前来视察的车队。记者之一的傅上伦写道:“我们没有想到,胡耀邦同志就是看了我们口授、杨克现场记录的那五百多字内参而来的。看到清样的当天,他就决定亲赴六盘山,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他并且要中央办公厅通过总社寻找我们。可是,我们身处深山,哪里找得着呢!不过,我们也无遗憾,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一篇五百多字多报告能够引起中央如此重视,促成包产到户在宁夏全面展开,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胡耀邦是中共领袖之中最有良知、最有人性、最有胸襟,也最有气魄的一位。在中共冷酷而僵化的体制里,他能够成为总书记,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虽然胡耀邦无法摆脱悲剧性的命运,他最终没有战胜铁与血浇铸的体制;但是,他在台上的那几年,确实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生机和活力的几年。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农民的悲惨遭遇都难以被那些冷漠而残忍的领导人感同身受;而只有胡耀邦会为小民的生存境况真正动情,为中国的未来而忧心如焚。

  “出师未捷身先死”,胡耀邦的去世成为一场惨烈的民主运动的导火线,这让他虽死而难以瞑目;迄今为止,我们只拥有一个被我们爱戴的“胡耀邦”,这是每一个渴望民主的中国公民的悲哀。

  《告别饥饿》的书稿,被压抑了二十年才与普通读者见面。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这并不值得奇怪。然而,书稿中所揭示的现象,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没有获得根本的改变,这才是最让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感到痛苦和耻辱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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