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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信: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序一)

  文章有两种,一种可以国内发表,另一种则只能在海外发表。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可能只是咱中国所独有的。余杰将他这两年发表在海外的文字汇成一编,并以《拒绝谎言》为题,说明他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厌恶与决绝,不甘心屈服于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专制主义,公开向它挑战,揭露它的丑陋、虚伪、怯弱与龌龊。

  说谎恐怕每个民族都有,什么时代也避免不了的。但像时下中国社会这样,上下都在说谎,而以官场最普遍;到处充斥着谎言,而以媒体最突出,则是极为罕见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有人总是不假思索地把谎言的横行归于市场经济,这是难于服人的。因为这种近乎全民的普遍说谎,并不是在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才有的。早在我们还把市场经济当作洪水猛兽的岁月,说谎就已甚嚣尘上,不过那时不叫谎言,而称它为假话,假话就是诺言。只是那时人们大多还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中而不自觉,因而把说假话当作了应付政治高压的一种权变,人们日常言行还恪守着传统的道德信条。当时官方利用各种方式,灌输一种据说是新道德,这种道德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虚伪性,甚而背离了人类最基本的普世原则。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但意识不到讲假话就是说谎,甚而自觉不自觉地自己也参与了说假话。这就像李卓吾批判道学统治的晚明社会:“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辨也。”因为以讲假话为时尚,所以听了假话反倒很高兴;既然到处都讲假话,想辨白也根本不可能。回想我们经历过的“大跃进”和“文革”,不就是这样的吗?

  改革以后市场经济的勃兴,冲破了原来道德信条的堤防,说假话就从政治生活中的权变策略,变为人们的处世原则,以致说假话成了普遍的社会风气了。如果说当年说假话、谎话,大多是各级官员,它的效应也仅限于官场,那么今天它则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官场不用说,连一向以清纯自许的学界也未能幸免。近年学界出现的一些丑闻,就让我感到浑身发冷。和改革以前不一样,那时人们似乎还信守道德的基本底线,说谎还被视为“不道德”;时下说谎却成了“乖巧”、“机灵”、“识时务”,谎言成了权力的附生物,利益占有的票证,所以它横行无忌,连遮羞布也用不着,社会道德风尚也就完全败坏了。作者用“动物庄园”和“优孟王国”作上下篇的题名,那意味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现在御用媒体动辄就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教时,心中总不免要纳闷:老祖宗不是教诲,要和传统彻底决裂吗?怎么突然转向了呢?要是真的这样,也是我们民族之幸,传统之幸!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现时张扬传统的喧嚣,无非是要给当权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涂上一层斑斓的油彩,最终还是为了欺世骗民。

  那么,孔老夫子不是抬进了文庙,又供上了冷猪肉了吗?是的。但这只能叫尊孔,不能说是弘扬传统。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经过这几年的宣扬,孔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位思想家,还不如说个政治宣传的模特或江湖术士,对他的一些有益的格言,则很少有人问津。譬如孔子乃至儒家各派都特别强调诚信,所谓:“敬事而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而说谎即所谓“巧言令色”,则完全是被鄙弃的。不能说中国人都恪守孔子的教诲,但诚信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人类通行的普世原则。不管对孔子怎么评价,他强调诚信还是值得我们珍重与发扬的。但孔子是悲哀的,这种悲哀不是因为他讲了许多错话、无用的话,而是他思想中蕴含的那些具有普世原则的思想,始终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而根本无法落实到实践中去。历史上如此,今天则更是如此。集权专制的社会制度,是无法实现人类通行的普世原则,根本不讲什么诚信的。

  中国现代的集权专制代表的只是特权集团的利益,他们的道德态度是普遍的虚伪与自欺。他们总是把维护自己利益的要求,冒充为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就注定了他们总是要说谎,只有说谎与维护他们的利益才是一致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余杰公开提出“拒绝谎言”的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性,同时也是对特权集团道德虚伪的公开揭露,对他们奉行以言论封杀为特征的思想专制最直接的抗争。作者的这分道德勇气,我是非常佩服的。

  现在谎言的流布可谓无孔不入,国人大多泰然处之,似乎陷入了普遍的麻木。有人慨叹我们民族的素质的下滑。不过,让人们最为忧虑的,还是知识界的普遍失语,那些有着教授、专家头衔的学者们,都安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一帧郑板桥的题词“难得糊涂”,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丑恶现象,有人虽然也不满,但只在朋友前嘀咕几句,若是劝他说一说,他总是以“没有用”来搪塞,以一种功利态度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给消解了。至于少数不耐寂寞,不甘清贫,为争职称,争博导,四处钻营,不惜向“主旋律”趋奉,向恶势力献媚的,那连脊梁骨也软化了,就更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了。

  余杰的出现,正是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严重遮蔽的时刻。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文化弊病的针砭,展现的不只是余杰的才气与锐气,而且让我们看到五四精神的新一代传人,这可是中国的明天与希望所在。

  2002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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