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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的事实婚姻

  这一种文化形态,面对自己上帝的赞美,是极为动人的。且看李大钊先生的笔下——

  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克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日《晨报》)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时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5日晨报》)


  不仅仅是李大钊先生,从脱去长衫、身无几个铜板却携同学少年走向湖南乡间的毛泽东,到20年代,倾心在农村搞“乡村建设运动”而风云一时的梁漱溟……身上无不跃动着李大钊笔下的热情。

  关注农民,理解农民,乃至将农民理想化,将劳动神圣化,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为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这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上,打上的或浓或淡的痕迹呢?

  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的顶礼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会鄙薄、贬低知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对此,毛泽东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有过“臭老九”的排队,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致使几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自感来历肮脏,罪孽深重……其实,这“版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经把知识分子打进了另册: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回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

  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城,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念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

  在这里,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仅仅是一介书生之见,犹如痴人说梦。没有谁会去当真。可它一旦被这种文化形态奉为了金科玉律,而且这一文化形态,好似粉妆玉琢的西施招摇过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和20世纪的历史虽未举行公开婚礼,却有了事实婚姻之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呢?

  它凭何种魅力,与历史如胶似漆、耳鬓厮磨呢?
  这种文化形态,被思想史学者们称之为民粹主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病人膏盲,积重难返。一切为之忧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枪而又激越地鸣响一曲二重变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时发生冲撞的旋律——

  要高张民族主义,就必然会维护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中不少獐头鼠目的东西,而正是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叶茂、遮天蔽日的大树;

  要实行民主主义,就迟早得让国人睁开眼睛,而穿过太平洋的风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陆,黑黝黝的钢铁巨兽便会吞噬我们广袤的乡村,在奇光异彩、风流不尽的霓虹女妖的撩拨下,人们一直“阳痿”着的私念,将会坚挺地勃起……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难境地之间,民粹主义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它是砂纸和几士林,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净,让那曲二重变奏看上去似乎油光闪闪;

  它是教堂和唱诗班,让多年以来志士仁人们左奔右突、躁动不已的灵魂,从此得到洗礼和安宁;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举的革命之剑,它只会刺向敌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看来却不会刺伤本民族文明自身。

  难怪它的剑影,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

  在印度,圣雄甘地举起过这把剑,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举起过这把剑。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剑鞘里,其实插着的也是这把剑。在上个世纪的俄罗斯,因为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残迹以及东正教的传统,民粹主义不但在实践上风行一时,而且赤裸裸地穿起了理论的外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断了这把剑,将它丢进了十月革命的炉火中……

  于是,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造反者们所喜闻乐见,因为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革命实践,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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