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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改遗与劳动教养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显然享有很高的“礼遇”。大约能够赋闲家居的人还会有一些,但对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来说,这一“礼遇”不要说成为现实,就连起了这一念头,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样荒唐——

  曾被胡乔木以“三顾茅庐”似的热情给请下山、又被各民主党派公推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在总编辑一职被撤的同时,工资也取消了,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生活费100元,并被下放到位于长城脚下的西山农场放羊。他位于北京厂桥棉花胡同的家虽还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再度新婚了,而且就携新郎住在他家的南屋……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全国的整风形势向着反右斗争的方向根本逆转。这天看过社论后,储安平去见章伯钧,作为《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当初正是章伯钧带着他去报社走马上任的。也反复读了这篇社论的后者,问储安平:

  “你的负担重不重?”

  也许储安平从对方貌似平静的目光中,感到了这是两颗并不平静的心灵,在历史苦难的门坎边作最后的告别,他压下自己满腔如沸如腾的话语,简捷地说:

  “不重。”

  章伯钧又道:

  “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你不想出来做事也非出来做事不可……”

  “我没有这三种情况。”

  白云苍狗,天地玄黄,两个人的脸上都漫过一阵宗教般的悟彻之光。在储安平的缄默里,章伯钧似乎有了点老人般的唠叨:

  “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虽“大隐隐于市”不成,储安平却真超脱了——“小隐隐于野”。他似乎在牧羊般的白云和白云般的牧羊之间,放下了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一阵阵伴有无名野花清香的风儿,穿过苹芋的草浪,吹拂着他手中的书页,也摇落了他一个个神凝气定的日子,以致于两年后调回机关改造,他还梦寐着草场上的时光。有一天,他捧着一个装满鲜奶的铁罐,突然敲开了章伯钧的家门,后者不胜惊讶,他脸上的神情却宁静而又高迈,恍若一个托钵云游的道人:

  “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奶,这羊是我自己养的,奶也是我亲手挤的,你拿去喝吧……”

  总体上说,零零散散处置的只是少数。

  从1958年春天起,相当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农场监督劳动,或是劳动教养,其中名声远播的是靠近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兴凯湖,天津以东靠着渤海的清河农场。在国务院系统,仅一批发配去北大荒的,就有500多人;在清河农场,仅文艺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美学家吕荧、作家孔厥、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叶盛长、赵慧娟……全农场共有右派分子200多人。

  从事着最繁重、最粗砺的劳动:伐木,烧炭,翻地,开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七八个人一组,在荒原上拖着爬犁,上面是重达上万斤的粗大原木,横面上有着美丽的花纹,说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民大会堂铺地板。一株株上好的木头送进一座座炭窑,未等熄火,右派们便得进去抢运木炭,一进窑门,一股燎人且窒人的气体一下将人给包裹了,身体好点的,搬了木炭出来,抓起把雪擦擦脸,猛呼吸几口冷冽的新鲜空气,又再进了窑里;身体差点的,一下便晕倒在地,大伙儿赶忙抬出来实施人工呼吸。有的抢救过来了,有的就这么带着一脸烟垢炭屑地死去;

  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机翻出一块块沉实似水泥板的土地,右派们按照命令,将荒草一面朝下,一块块地架起来,再点火烧草,以烟熏土,当地称之为熏肥。结果,草烧着了,土块里含的冰也融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来,火渐渐熄了,深藏在土块里的草根仍损伤无几,来年春天,这些土块打碎了翻进地里,等于给草更大面积地播了种。难怪号称北国粮仓的机械化农场,那几年却年年瘦骨鳞峋……

  生存在最卑贱、最低微的境地。

  在法律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本有着严格的界定,可在1957年以后,法律渐渐沦为了纨绔子弟嘴里的山盟海誓,谁去当真,谁便泡在了少女痴情的泪水里。在它们真实的意味上,这时,分别在西北高原和渤海之滨教养的从维熙与张贤亮,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副。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别的,一个强制剃光头,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钱,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和劳改划一个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是“二劳改”(从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劳动教养”在那时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敌人的人当敌人对待,而是非常宽大地将我们集中在农场里,让我们学会农业劳动技能,好重新做人。但这个农场却属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局领导,除了没有布设军队警卫,其他的一切仍按劳改的办法管理。看来我们似乎高于正式的劳改犯人,可是自我们知道了正式劳改犯人竟有许多待遇比我们还好些的时候,我们就不禁羡慕起正式的犯人来。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决的,即使他劳动不积极,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满了也要将他释放。而“劳动教养”却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名词很好听——“毕业”,但是,天啊!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呕心沥血去争取了。

  其次,最现实的一点好处是,正式犯人有警卫看守,到了下班时间,警卫可不管你活儿干完了没有,是要收队回营的。犯人当然也乖乖跟着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劳动8小时;遇上刮大风沙、下大雾这样能见度低的天气,正式犯人还可以关在号子里不出工。“劳动教养”,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干完,你就什么时候回“家”。1960年“低标准瓜菜代”以前,每天劳动12个小时是正常的。1958年“大跃进”,我们常常从能看得见手指时干到看不见手指时,一天要干18个小时。(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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