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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

  1927年,松涛苍茫的井冈山。

  湘赣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就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上初中都未读完,但在眼前这些肤色黧黑、手脚粗大的劳动者中间,自己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选票结算出来后,他当选了,岂料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能当书记?!重来,重来……”

  结果选了曾在印刷厂学过徒的谭震林当书记。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主事的还是陈正人,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

  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

  “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江山、纵横700多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都被自己人处决了,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

  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讲话有条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年1期)

  不仅仅在江西苏区,30年代,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几乎被自己人杀光。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主义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6352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锐减为5000人。即便是进入了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

  凡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明晰的,被列为怀疑对象,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反省机关审查。其中最令人发怵之处,是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拘留所,夜里常能听见受刑人的惨叫……

  无疑,“左”曾是时髦,曾是空气,但“左”并不能解释一切,陈正人选上书记后,又被拿去了,当时党尚处在幼年时代,井冈山上的人们还不知道“左”为何物;

  “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愈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就此表示过一句歉疚……

  “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观世界。

  要了解20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得去倾听山河动荡、思潮迭起的近现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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