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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分子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

  次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

  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的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又据说将一个省、一个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被划右派的实在人数,已近百万。

  与中央统计数字相距如此之远,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春夏两季,不少地方面酣耳热,兴致未尽,又搞了一次反右斗争“补课”,强调“深挖细找”,给补划了一批。再就是当时作为右派给批了,处理了,却没有正式上报,乃至在档案里根本不见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热,九死一生,当的却是一个冤冤枉枉的右派……

  真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上至省部级干部,全国共有4名省长、9名副省长被划为右派并解除职务,其中被开除党籍的,有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青海省省长孙作宾、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等。连历来被誉为钢铁长城的人民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全军共有7000多名军官被打成右派分子;

  下至大专院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为此有文件下达,要把已划右的小学教师的70%,调离学校,大约是想着不能让他们污染了孩子们的心灵。

  北京大学现今的一位教授,反右运动时还是学生党员。他所在的党小组将班上该划右派的学生的材料报到系党总支后,对其中几个学生是否划右,党总支感到难以把握,于是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去参加了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一次会议。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伊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却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校党委书记陆平,常务副组长是一位副书记,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

  “这还用讨论吗?”

  那位副书记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在某人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张支票,一个个年轻人的政治性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

  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如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17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家里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对此类学生,在会上可能会引起几句讨论,表现出某种踌躇外,一般是越划脑子越热。

  能不热吗?上面认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麇集之地,倘若右派划得少了,只能证明领导者们右倾,何况罗隆基教授已作前车之鉴,因划右不力而被撤去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从国家中央机关调来的陆平取而代之。犹如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一员战将,陆平又怎会丝毫懈怠于这份高度信任呢?

  这位教授记得,1958年春天,在北大搞的反右斗争的“补课”里,他所在的党小组,又把剩下的材料给抖落一遍,从中又挑了几个出来。在第一批划了6个右派之后,这次又划了2个,已占到班级总人数的10%。不过是19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学生,神往已久的北大却成了他们青春的祭坛,他们小学和中学时代所有的奋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做了这座祭坛的供品……

  陆平终于发现再不断报上来的材料已经十分勉强,一次会上,他终于发话了:

  “好了,全校已经划了800多名右派了,得关问了,从今天起刀下留人!”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的处理,一般是三种情况:最严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严重的,送去农村、工矿监督劳动,一到三年后根据表现回校恢复学习,北大的许多右派学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门头沟煤矿,下到煤井里挖煤。少数问题被视为轻微的,在学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仍跟班学习。

  我曾听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在安徽一个山区县的一所小学里,30多位教工里已打了4个右派。本来恍若桃花源中人,半个月看一回报纸,吃菜去墙边的地里摘,春天屋里也能爆出来春笋,夜里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只有难得地开上一次会,校长才会拎来一个擦得锃亮的汽灯……日子过得古老而又简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于他们,犹如天外太空一样遥远。

  与文明有遗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国一旦涉及到整人的运动,便难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水准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来越是激烈。

  4个人里,有2个是在一次会上给县教育局提了几点意见,概括起来是县里领导对山区小学不关心。一个人是因为上课时忘带了一篇范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见乡长坐在椅子上正搂着他新婚的妻子亲嘴,犹如乡长搂着的是根木头,他不动声色地退出去了,不料脚后跟不争气,碰响了门边放着的杂物……再一个教师,屡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评一个吊儿郎当、已经留了两回级的学生,这学生在作业本上画了一把手枪,写明要开枪打死他,他愤而撕掉了这页。可他还是被打中了,开“枪”的是这孩子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

  明白这一切的校长,对“温情主义”的后果也十分明白。

  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了右派,可一进入1958年。他又满脸皱纹深得几近可以给萨达姆总统做战壕了,按县里下达的“补课”指标,学校又摊上一个。

  大约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教师上门来向他汇报思想,这年轻人一年半前由地区师范分来这里,刚来的第三天便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里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要以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主人公为榜样,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识,化为春日满山嫩黄、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区孩子们无邪的心灵……

  望着这个真这样做了的年轻人,校长晦暗的胸间,陡然也璨开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轻人来跟前坐,这份少有的亲热,让对方一时间手足无措。他说:

  “来,你来帮我出出主意,看这一个‘补课’指标给谁合适?”

  校长扳着指头,一一点过: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硬得似铜墙铁壁,就是人老实得像榆木疙瘩,山区里各方面条件艰苦,要撑持住这小学,还得靠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个什么意外,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年轻人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睛里也一下光莹莹、热乎乎的,鼻子里却有些酸楚:

  “校长,要不,这指标……给我?”

  校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如同他紧紧地握住了这年轻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过你还只有二十几岁,吃点苦也好,就算是党组织在考验你,等事情过去了,最多两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要让你入党!”
  次日,年轻教师被乡公安特派员押送去县里,从此他再没有回来。

  校长只知道他被送去了一个偏远的矿山劳动,从那里他还寄回两封信来汇报思想,以后便没有了音信。几年后,有人告诉校长,他在采矿时被矿石砸断了腿,成了残废;校长又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他并未成残废,只是人疯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原籍的县城……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里,我们可以发现校长虽不打算做一个“温情主义”者,却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除了被逼无奈外,校长一定还有原因。而这年轻人,显然是属于50年代中国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像凤凰涅槃一样,他们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但前面毕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会的阴沟,能够让他们有决心走进一场苦难的,除了一种变形的、苦涩的追求外,也一定还有原因。

  这两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们对于反右斗争的酷烈,和一旦沦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估计不足。

  纵观反右斗争开展以来的报纸,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右派分子的定性与处理,有一个调子越来越高的过程。即便是在斗争形势灼热得七月流火时,毛泽东本人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仍表示:

  “对右派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他们这一回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去,还是用治病救人的态度……”

  倘若按以上精神办理,1957年,固然还是共和国肌体上的一块溃疡,但对于中国的当代史,决不会像现在这般惨重。可此后的调子便日趋激烈了,最后一锤定音的,是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讲话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和其他专政对象相提并论,简称:地、富、反、坏、右。

  安徽那位闭塞的山区小学的校长,和他手下的那个年轻的教师,开始大概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风雨交加之时出了一趟远门,虽然泥泞路滑,寒意沁骨,却总有回家换上干衣、喝碗热汤的时候;

  就是在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学,右派学生里,无论是送去门头沟挖煤的,还是留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跟班学习的,心灵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尚未到几乎爆炸的地步,绝大多数人在为自己不经意间犯下错误而痛心不迭的同时,也十分轻易地相信,只要自己承认错误,并在艰苦的劳动里去改正错误,“上帝”就不会抛弃一群迷途的“羔羊”。

  一位当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学生的学者告诉我:倘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一旦走上社会,好似灌香肠一样,我们命运的一节节“肠衣”里,得结结实实地填塞进那么多苦难,恐怕在离开学校之前,就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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