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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了的浪,尚未破碎的涌

  从1960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似乎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

  当右派们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时,那些当年打发他们下去的“左派”倘若良心未泯,应该震惊于这一情状:恍若光秃秃的枝条上最后一朵凄婉的桃花,渐暗渐冷的炉膛里吐出的最后几缕悲怆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窝里藏不住的兴奋或憧憬,紧绷似鼓皮的脸上习惯性挤出的谦恭,他们脖子以下的身子,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原中央司法系统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后,先集中到最高法院开了个会。会场在二楼,几十个右派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得去,连过一道门槛,都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着门框,腿才能抬过去。

  原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一米七八的大块头,回到北京时,连同身上穿的破旧军大衣、军棉服、绒衣裤以及军棉帽。棉胶鞋等等,只有92斤;而在打右派前,他光头赤脚,只穿条小裤衩,也有196斤。他感觉自己像个无根的稻草人儿,一阵风就能吹去。归途中,在牡丹江车站过天桥时,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员管仲祥、阎启明等人,将他架过去的。到了月台要上车时,他的腿好像突然消失了,再怎么提,人也上不了车门的那三小步台阶,又是管、阎等人上拉下托,将他像个大棉包似的硬塞上了车……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体,真的全部隐去了,可总还剩下个脑袋,便能在上面进行庄严的摘帽仪式,最不济的是那些最后的连脑袋都没有保住的人。

  在从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的连续三年的大饥馑里,右派分子们充分地享受着一种从屈原和荷马开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深刻描写过的虚弱,一种地下哪怕只有一根稻草,而你想从上面迈过去却提不起腿来的虚弱;高度保持着一种一天24小时时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须呼吸的警惕,一种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会被同屋人冷漠得似抬出去隔夜的便桶一样抬出号子的警惕;他们还常常如绅士淑女品味南美咖啡、古典歌剧一样,品味着无处不弥漫的死神的气息,这种气息以人们的身子作为自己的通衢大道——

  人们悠悠忽忽,走路轻飘飘的,说话轻飘飘的,丧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觉,恍若是一群从昏瞑中走来又向昏瞑走去的幽灵。唯有在发现任何可填充空瘪的胃囊的东西时,那被肿成气球似的脸挤得一条缝的眼睛里,磷火般绿荧荧地亢奋一闪,才让你感觉到尚存有几丝生命的气息。此外,你还真难分辨眼前发生的,究竟是在“人”还拖着尾巴的远古,还是在人已经站起了数万年的当今……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低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掉那层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态……《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与从维熙所在的清河农场一样,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在每天仅有几碗野菜汤份额的囚徒们之中,张贤亮发现第一个吃癞蛤蟆、第一个吃耗子、第一个吃晰蜴、第一个吃在干枯的水坑里死了多日的小鱼、第一个吃据说是有毒的蘑菇的,并不是平日里月黑风高去剪径的强盗,总往瓜田李下钻的青皮,全都是右派分子,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也充分地表现了探索“科学”的勇气……

  无法统计在一场几乎遍及全国的大饥馑中最终倒下了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只了解到,在北大荒大多是这样处理“他们”的:

  倘若冻得似干柴的尸首,堆积得有那么二三十具了,便装上几辆大车拖去哪片荒山野地里,冬天上冻得铁板一样结实,铁镐使命挖下去,不过像远处姑娘一个无济于事的飞吻,于是就用炸药包炸。待炸出一个大坑来,大车拖到坑边上,一侧的栏板一拿去,再稍一倾斜,一具具尸首,便哗哗地一下子像下饺子一样去了坑里。

  如果尸首不是太多,那便就地烧上一锅开水,开水浇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现了一个洞。一具尸体塞一个洞,仿佛在栽什么树苗,然后再把周围的积雪呼拉拉地往里一锨,不过半天,这洞口就冻得严严实实。可这毕竟不是水泥,倘若不见家属来收尸,来年春天,这尸首便成了荒原上的饿狼们的一顿美味大菜……

  灰蒙蒙的天际,低沉的云块恍若一床床摊开的巨被。

  瑟瑟的风声滚过原野,带着一种诡秘而又痛苦的哀怨。

  这是一支戴罪之身已经四五年的队伍,这是一支满脸菜色、衣衫褴褛、半人半鬼的队伍。每一张面孔都像是一个劫后的战场,疲惫。凄婉,还有面对不可测前程的无比惶惑,唯有目光里溅射出几丝火苗般不死的希望……颇有几分上个世纪20年代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亚时的悲枪。

  很快,这份悲怆被抹去了,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有人在卡车上唱起了《歌唱祖国》,旋即众人跟着唱起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仿佛不是凝重如铅,由苦难走向苦难,而是身轻似燕,从胜利走向胜利,可歌声却跌宕在一片荒芜而又饥饿的土地上;

  仿佛卡车装的不是“垃圾”和“污水”,而是五彩的气球、带露的鲜花,和鲜花一样盛开花靥的孩子,可并未飞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歌声,却扑满了滚滚黄尘……

  读读十二月党人那洋溢着理性光芒与自由激情、叩动了俄罗斯无数少男少女心弦的诗歌,诸如雷列耶夫的《致宠臣》、《公民》、《沉思》,奥陀耶夫斯基的《当听到波兰革命消息的时候》、《摇篮曲》,我们就会感叹在中国,即使被打进了炼狱里的右派分子,也极具中国的特色……

  回到了久违的城市,恍若一群刚从海水里挣扎回了江河里的淡水鱼。在头上摘去了那顶沉重的帽子之后,他们之中即使再悲观的人,也以为只要自己日后夹紧尾巴做人,总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宁……

  对于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一批批好似从劫后余生的战场上退下来的右派队伍,他们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怜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学会在政治风暴里趋安避祸的本领而深感庆幸。

  他们可以接纳摘帽的右派们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们大多表现出某种矜持、某种距离。

  他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们如今总算找回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矜持;他们早被这个时代隔出了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可他们用右派的八十步来排解身处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无论前面破碎了的浪,还是后面尚未破碎的涌,这时大约都不清楚,它们只是一个整体内的轮回,一个注定要卷人苦难与耻辱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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