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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疙瘩也听话哩!

  1958年的“大跃进”里,显然有着更多的民粹主义内容——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

  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继1957年,中国已经摈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歧视,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也日愈变得迫切……在整个文化领域——

  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常握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咸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

  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剧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株儒、白痴,乃至称其为“吃屎分于”,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搂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熟捻地作了一遍捆扎稻子的表演后,又一次魔术般地在分秒钟间将自己变得神清气爽,容光焕发:

  “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够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1958年,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着知识分子的价值,使之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科学、非理性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里,你得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左”出精当的理论和宏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其中长袖善舞者,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社会生活里最后几缕商品经济的活水;而陈伯达,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萎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苟且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烦恼就是智慧》

  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群众,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无可置疑,这段话,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1958年以降,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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