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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得很精彩

  诗情、豪情与满山遍野的土高炉燃烧的火焰一起澎湃的中国风景线上,毛泽东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淋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然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

  柯庆施将他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牢牢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他并且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他欣然命笔,在该规划上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1958年里,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缄默无言,像是销声匿迹,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显然,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周恩来的额头上,多半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

  从该书还可以看到,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高亢鼓点。在火里风里不辞辛苦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1958年7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7月,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所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0月,康生到了河南,视察该省“教育革命”的情况。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一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朦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想寻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照吹拂的绿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的乌托邦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犹如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这家古色古香的磁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

  在卫星放得密如飞蝗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围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涨欲裂。粮食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垫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中,其中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说: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干部、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

  在这一全国性的大骗局里,农民们的哄骗只是换来了日后空瘪的肚子,而不少官员们的哄骗,则填饱了政治上的私囊,诚如在河南省所展现的那样: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狂热的吴芝回所取代,省长职务也由后者一肩挑,成了1958年河南同样狂热的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历史必然会这样论断,与其说是农民在哄骗毛泽东,不如说是毛泽东在折腾农民。

  不过这一折腾,对他来说不具有恶意。《东方红》是农民唱出来的,“大救星”是农民喊出来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农民,当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许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他总像警惕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警惕着农民身上每日每时都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好似剽悍的匈奴人,不惧战尘,一次次地奔袭别人的城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文革”……毛在意识形态领域忙得不亦乐乎,在农民问题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前十条,二十三条……

  终其一生,他总想剪掉农民身后那条小私有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的尾巴,将他们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

  可终其一生,征服了一个旧社会的他,却始终未能征服这支千百年来面朝黄士背朝天的大军!

  三十多年后,名声显赫、曾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佼佼者的禹作敏,领着天津静海大邱庄在物质上漂亮了起来,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来,终于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但他却以农民的有限理性,读懂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句话说得很精彩,可以让我们众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脸上纷纷失血:

  毛泽东利用自己懂得农民,而去折腾农民;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折腾农民而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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