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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如果说,“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掺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那么,随着重视农村、发动农民、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民粹主义,便犹如1979年中越边界的崇山峻岭里蜂巢般密布的地雷,似乎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

  不过,这一文化形态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它常常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当我们称道“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之时,好似当今一些写手用电脑给报纸的周末版写作,搞不清楚打出来的究竟是炙手可热的稿子,还是一张张活蹦乱跳的钞票,我们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赞美马克思主义,还是在沤歌民粹主义……

  开国之初,民粹主义躺在历史的床上,和历史大抵还相安无事。

  很快,蛰伏的民粹主义感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战争年代那种登高一呼,便山摇地动、云集影从的壮阔画面,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领袖的盖世神力和英雄之举将失去大众观摩的舞台。如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一种由前理性时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奇理斯玛型统治,得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组织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应,热情火焰一样燃烧,意志黄河一样奔腾;那么,后者强调的是系统运转的稳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以及三军仪仗队一样的秩序,春江花月夜般的和谐……

  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的同时,必然要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在事业上的热情。知识分子却是这样一个社群:当长征途中多少吃皮带、咽草根的故事,让他们感动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所谓工农阶级的道德魅力与身分的优越感,日益平淡在共和国每日攀升不已的脚手架前,他们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便日益苏醒了……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后者给自己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当然、毫不妥协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批判社会;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流着儒家传统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为这个传统标识了楷模,即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忠尽职,当统治者偏离了国家利益的时候,知识分于要敢于直言进谏。

  这便意味着,在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声音的社会氛围里,总会有不同的声音响起。而且,犹如在吃了一顿肉食之后,牙缝间总会剔出几点肉丝来,多少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总会有人从中感到几丝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东西来……

  民粹主义开始在床上躁动不已。它眼里有了血丝,腮帮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关节也被扳得叭叭作响。于是,至1955年,建国不过六年,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也有六次。它们各自的锋芒,即便不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这时在中国只是小试牛刀。

  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实行以后历次运动给人戴帽子的做法。几次批判,虽说是把文艺现象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现象,但尚无人被正式打成阶级敌人。即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真正被触及到的,在全国也只有两千多人……

  毛泽东口袋里的东西,颇为琳琅满目。

  除了民粹主义,当然有马列主义,还有新民主主义,后者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时,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放进自己口袋的:针对国民党的党国一家,它必须得有民主的内容;针对国民党的昏聩腐败,它必须得有反封建的内容。民粹主义既在渗透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可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也在制约着民粹主义。

  每当毛泽东打开口袋,民粹主义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啸成势,毛泽东就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里摩婆起另两只鸟儿,并不时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羽翼,嘹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两难境地——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已征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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